导演李路：必须玩真的，半点虚的都不行

几年前，读完《人世间》原作，李路眼前一亮。

一方面，李路早想拍一部工业题材的电视剧，因为“这么多年，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市发展成现在这样，经济总量发展到这般规模，居然没有一个影视剧来描写工人阶层，不管是农民工还是传统意义上的工人。这肯定都是有问题的，现在市场上缺这个东西”。另一方面，《人世间》中的人物有纵深性，最对李路的口味。

好剧本难找。作为导演，李路的作品不算多，只有《老大的幸福》《山楂树之恋》《人民的名义》等几部戏，但他认真，每拍一部戏，都会花上很长时间，竭尽全力，只为保证电视剧的高品质。

可“是李路的菜”这类重细节、轻情节的“严肃小说”，如何才能转化成影视作品？原著中人物颇多，各具性格，哪去找这么多的好演员？

此外，梁晓声小说《人世间》达100多万字，人物众多，年代久远，长达50年的时间跨度。而这50年，又是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动的50年，究竟该怎么取舍呢？

电视剧《人世间》的拍摄工作只用了半年，可加上前期策划、磨剧本、改剧本等，是整整3年。回想过往，很难找一种说法，来概括这3年的辛苦，于是，“遭死罪了”成了李路的口头禅。

《人世间》播出后，越来越多的观众在争论：它凭什么火？它讲述的是平常人的故事，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也没有惊心动魄的业绩。这算是怀旧的胜利？还是“好人主义”的胜利？

不如听听导演李路怎么说。

选了最难走的一条路

《新民周刊》：你是如何想起请王海鸰老师当编剧的？

李路：任何一个项目，都像盖大厦，是个系统工程，谋划筹备阶段比后期拍摄重要得多，方向选择错误，就犹如地基打错了。确认《人世间》这个项目后，就觉得剧本非常重要。虽然原小说长达115万字，但不全是剧情的东西，榨干后，到底有多少可用的情节，谁也没把握，这就需要一个有一定年龄、有实操经验的好编剧来改编。

拿到《人世间》后，我问了两位朋友，一位是周梅森，一位是陈道明，问他们找谁编剧最合适？我是分别问的，真挺逗的，两个人同时推荐了王海鸰。

在那一届获茅盾奖的几部长篇小说中，《人世间》是适合改编电视剧的，有人物、有时间、有历史纵深、有具体事实。相对来讲，编剧看到后会很有感，不会感觉抓不着边际。所以我请王海鸰老师来当编剧。我当年看她的《中国式离婚》，包括《牵手》，我认为她在情感上见长，在细节上见长，这两点对《人世间》至关重要。

从情感说，小说中的情感，是通过文字描绘的。而通过情节、剧情推动，需要编剧下功夫。

从细节说，影视剧最难是把细节罗列起来，当年我拍《老大的幸福》时，我跟范伟说，特别感谢你把前半生所有细节奉献给我了，它们只能用一次，而人是会被掏空的。编离奇故事、设置悬念，都好办，但是一点一点把细节罗列成非常精彩的故事，太难了，无论是作家还是编剧，都不会有太多信手拈来的东西，用几次，就没有了。拍电视剧，我是很看重编辑、剧本的。剧本是一剧之本，尤其长篇电视剧是讲故事的，剧本不好，导演再好、演员再好，都不行。

《新民周刊》：在编剧上花这么大力气，值得吗？

李路：影视站在文学的肩膀上，这话不是我说的，前人说的。文学一定站在影视前面，已经有这么多成功的先例。

为解决好文学原著与影视剧本之间的关系，我们做了大量技术性工作。比如征得梁晓声老师同意，让我全权负责小说到剧本的宏观走向。再如和王海鸰老师一场又一场、逐字逐句的沟通，甚至是争吵。这些都是基础性工作，要花很多精力和时间，不光是我，还有我的团队，从三年前谋划，一直到拍摄结束，都在不断磨合、取舍、掂量、推敲中，一步一步往前走，非常艰苦。

这些苦说起来容易，几秒钟就说完了。但在执行中，往哪个方向走，用多少笔墨，都要反复讨论。文字与视觉化相差很大，好在《人世间》有很多细节，我们可以拿过来用。

《新民周刊》：在剧本之外，开拍前，你还做了哪些硬件方面的准备工作？

李路：遭死罪了。比如选景，在东北拍还是在北京郊区拍？辽宁、吉林、黑龙江，我们都看了。原著背景是黑龙江，但东三省都差不多，而且电视剧中虚化了背景，并没说在哪个省，我们连建设兵团等背景都虚化了。

放在长春拍，是我跟梁老师商量后定的，我是吉林人，对长春熟悉一些，在那里生活了很多年，我父母都是《吉林日报》的。在吉林拍了六七个月，把长白山、吉林市、长春市的美景、场地，都拍进去了，希望家乡人喜欢。

吉林当地政府给了大力支持。棚、景、铲雪、配合……都不是小事。比如有一场戏在长白山老秃岭拍的，雪有一人高。越野车爬不上去，发动机熄火，大家下来推，上山的二三十里路，全靠铲雪车把路铲出来。制片主任说，导演别闹了，不可能上去的。我说肯定能上去，最后真上去了。他说，真是没有不可能的事。

上去果然不一样，站在长白山上，一览众山小，取到画框里的景色，完全不一样。其实剧情很短，就是周秉义的几个镜头。有人说，有些场景在北京也能完成，干吗跑到零下二三十度的地方去？我们选择了最难走的一条路，就是实景拍摄。如果想马虎一点，确实可以在棚里拍，效果就欠点意思。

我是劳碌命，每天群演的戏，我都要去拍，后期制作时，我天天泡机房，乐此不疲地做这些事。简单的办法，我不太想做，好几个圈里的朋友也说我，如果通融一点，拍摄难度没这么高，大家的压力都会小一些。像我这样要求，无论是拍摄、通过、播出，比商业剧的压力成倍增长，这不好说得太多，反正我们非常辛苦，压力很大。

《新民周刊》：剧中那么大的“光字片”，都是搭出来的？

李路：是的。从一开始，我的脑子里已经有“光字片”了。可东北房子和南方不一样，东北是一趟一趟的，很规整，我想要的是南方那种八爪鱼状的，每个小胡同都能拐进去。按照这个形象，分头去找。

在原著中，“光字片”是城中村，是城市拆不了的村。可怎么也找不到，要么住户已搬走了，要么待开发，只剩少数“钉子户”。而且城中村的房子都很破，有维修、维护的费用，不如自己搭布景。最终用了近200名建筑工人，搭出总面积8000平方米的布景。

《新民周刊》：拍《人世间》，你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和困难是什么？

李路：我本人没做过这么大的项目。在此之前，我没拍过这么长的剧。《人世间》集我过去拍的《老大的幸福》《人民的名义》《巡回检察组》于一体，既有爱情，又有社会关系，又有对中国社会过去四五十年的纵深思考。其他剧呈现的是某一时间段，某一阶层，《人世间》从1969年到2016年，这种把握，我之前没有过。所以这次很兴奋，兴奋感一直都在，觉得很过瘾。

像过去人讲的，必须得有这种纵深，否则只有单薄的故事，为什么喜欢有纵深的故事？因为当下是单面的，有纵深是多面的，这对我是一大挑战，也是我的一次学习机会，我觉得挺有意思。对我来说，这是难题，如果解决了，自己会很开心。

怎样才能拍好现实主义

《新民周刊》：你对剧中演员们的表现，满意吗？

李路：挺满意的。这次请的这些演员，“四梁八柱”加起来的，戏多的就有二三十人，一共一百多名演员，每个角色，哪怕只有一两场戏，都是咱从人堆里挑出来的优秀演员。像赵小锐，就一两场戏，好多就一两场都请非常优秀的演员，他们的完成度，他们的塑造力，非常棒。

我不需要用是否催泪，来衡量一个场好不好。剧情到了，感情自然生发出来，我们不想煽情。

我在监视器前，常被感动得擤大鼻涕、擦眼泪。有场戏写一个小姑娘，是第一批下深圳闯世界的，离开家乡时，与同事分享家里带来的饺子，在东北，有“滚蛋饺子接风面”之说。演员是上海戏剧学院的一名在校学生，第一次演戏，她没任何表演痕迹，演完了，当着监视器就哭了，她是用自己的真情在诠释，不是在演，这就是真实的。其实，这只是一个过场戏，却非常打动人。当年离家闯世界，不容易。正是这些细小的东西，让我潸然泪下。我不需要用是否催泪，来衡量一个场好不好。剧情到了，感情自然生发出来，我们不想煽情。

年轻时当导演，我是在演导演，大家必须听我的，应该怎么怎么样。现在我已经是老同志了，岁数大，不用再演导演了。只要演员演得好，我只有鼓掌的份，演的跟我想的不一样，不是这个人物，我会去说。拍《人世间》，我很少说，因为大家都太出色了。

在这些演员演得好的状态下，不用多调整，或干预他们的表演。我常说，演员只演一个人，为演好人物，会煞费苦心去设计，而导演要思考所有人。在表演上，演员的思考肯定比导演缜密。

《新民周刊》：电视剧《人世间》中，演员都是东北人，这是刻意安排的吗？

李路：从一开始，就是这么想的——都用东北籍演员，后来也是这么实施的，这些演员来自东北，但大部分在北京生活。

在冬天场景中表演，东北籍演员比较习惯，且熟悉北方人的说话逻辑，有些表演是自带的，不用演。其实我们剧组没强调满口飘东北话。

有几场戏，演完第一遍，我就跟演员讲，要改变你的表演方式，不要让观众看着一群东北人在这儿讲，而是讲一个很朴实的故事。讲普通话，偶尔飘一点东北话没关系，但不刻意强调这种地域性，让更多观众看到这个故事。

《新民周刊》：《人世间》是现实主义作品，你之前拍的《人民的名义》等也是现实主义题材，你比较偏好这类题材吗？

李路：是的，这可能和我的经历有关。我30多岁起，担任过江苏电视台制作中心主任、电影厂分管生产的厂长等，对现实特别关注。

当导演不容易，在选材上，可能没太多话语权，如果又是导演又是制作人，话语权稍微多一点，才有可能去说，我想拍什么作品。我比较运气的是，我拍的东西都是我自己选的，没有人强塞给我去拍。

虽然如此，也没有一个好东西是写好后，放在那里，等着你去拍。我的每部作品都是从一开始，便亲自参与孵化。无论是10年前的《老大的幸福》，它也是在央视播的;还是《山楂树之恋》，没出版之前，我就去找版权;包括《人民的名义》，只有两三千字大纲时，我就找周梅森谋划;至于《人世间》，在没获得茅盾文学奖时，我就看中了，并合作拿下了这个项目……

总之，每一个作品都像十月怀胎，带着我刻骨铭心的爱，即对这类题材的热爱，一点一点被孵化出来的。

《新民周刊》：近年来优秀的现实主义影视剧似乎不多，为什么？

李路：中国电视剧近十几年、二十年，是中国所有文艺类型里最争气的。从数量看，产量世界第一，且现实主义作品一直是主流，不论写哪方面的现实主义，都很多。我们的产量太吓人了，多得一塌糊涂，其中也有好东西。但整体上看，数量高于质量，只有高原，没有高峰。

这么多作品关注现实主义，可关注工人的作品却很少，这也正常，因为影视剧的第一属性是商品，第二属性是艺术品。拍工人题材，没人看，谁肯投资？没人投资，自然也就没法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