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恒:站在中国的这片土地上
作者: 张英因为被众多著名导演欣赏,找他合作,刘恒赢得了“中国第一编剧”的美誉。
在文化圈里,刘恒是唯一的“三栖”存在:作家、编剧、导演。他留下了许多代表著作,比如《黑的雪》、《伏羲伏羲》、《虚证》、《白涡》、《天知地知》、《苍河白日梦》、《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小说;其中《天知地知》获首届鲁迅文学奖,《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获首届老舍文学奖。
大家熟悉的电影《本命年》、《菊豆》、《四十不惑》、《漂亮妈妈》、《画魂》、《秋菊打官司》、《集结号》、《云水谣》、《金陵十三钗》等作品,都是刘恒写的剧本;而由他编剧的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曾获金鹰电视节最佳剧本奖。
当导演,刘恒拍摄了电视剧《少年天子》,让人看到了他的才能,还作为导演签约了小马奔腾影视公司。如果不是后来公司创始人出事导致的业务调整,刘恒也会继续他的导演生涯,向着更高的目标飞翔。

今年2月25日,刘恒担任编剧的《你是我的一束光》在全国上映。该片讲述了感情、事业跌进谷底的穆随心去云南为歌唱比赛做音乐指导,与身为电视台主持人的彭子莲擦燃爱情火花,并揭开她内心隐藏多时、不可触碰的巨痛。他以飞蛾扑火的劲头拯救了这个陷入精神困境的女人,从而也获得了能量,拯救了自己,得以重生。
“《你是我的一束光》的背景和主题与脱贫攻坚有关。脱贫攻坚是一个系统性工程,政策发布之后,无数勤勤恳恳的工作人员奔赴到第一线去落实。如果把扶贫工作的项目列出来,能列到上百项不止,甚至包括搞室内卫生、清理厕所等等,无数平凡而琐碎的事情。这些事情看起来微不足道,却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刘恒对记者说。
今年,刘恒68岁,按理来说,这个时候是享受人生的阶段了。但刘恒无法放下他的笔,更无法让自己偷懒,还是在一线坚持写作,写小说、当编剧写剧本,或者当导演、艺术总监,参与影视剧的制作生产。
从《本命年》开始当编剧
从作家到编剧、导演,两种截然不同的文体写作之路,刘恒走得相当成功。他在小说与影视剧两种艺术样式间切换自如,展现了惊人的创造力和才华。
“我最初创作的是剧本。后来,在剧本行业里面取得江湖地位后,有一点圆了文学梦的自得其乐,还有一点自恋。写作上愉快、经济上也愉快,一直走到现在。”


刘恒第一次触电是在1987年。他的长篇小说《黑的雪》发表后,电影导演谢飞看中了这篇小说,找到刘恒让他改编成剧本《本命年》。事实上,小说原名《红涡》,寓意泉子生活在血的漩涡里,但是出版社编辑觉得名字不太好理解,就改为了《黑的雪》。
当时,谢飞刚刚从美国做完一年的访问学者回到国内,正在找电影拍摄题材。导演系硕士生安景夫推荐他看一部自己喜欢的长篇小说《黑的雪》,建议拍成电影。“于是我就看了刘恒的小说《黑的雪》,看了以后我也很喜欢。长期以来,我比较愿意选择直面人生而自己又经历过、较关心的社会题材。小说的主人公李慧泉让我印象深刻,真实、复杂的人性状态使我共鸣。《黑的雪》以小见大,触及的是人的生死命题,人为什么活着,死是什么,什么是有价值的死。虽然人物和情节都很简单,但很能出戏,而且不用太大投资,上马容易一些。”
谢飞请刘恒当编剧。刘恒很客气地说“自己只写过小说,从来没写过电影剧本,不懂”。其实,早在刘恒从军队退役复员转业当装配工时,就试着写过一些电影文学剧本。“那时候电影少,我看了一个电影之后,会把电影里发生的事情用剧本的形式记一遍,觉得好玩,其实是用非常土的方法训练。”谢飞坚持“必须由你来写,因为人物、故事都是你想出来的,他们在你脑子里是活的,必须由你来做这个小说到剧本的‘翻译’”。最后,刘恒写了一个近4万字的电影剧本。
影片主角李慧泉由姜文饰演。泉子经过劳动改造刑满释放,回到了从小生长的胡同。当年,因为朋友的女友移情别恋,讲义气的泉子教训了那个男人,结果无意中弄出人命。在民警小刘的帮助下,李慧泉选择了练摊谋生,遇到三教九流,尝遍人间冷暖。在歌厅里,又认识了驻唱的歌手赵雅秋,此后他成为她的护花使者。在决定开始新生活的时候,李慧泉陷入了始料未及的困境……电影以悲剧式的宿命气氛,表达了社会转型时期商品化与现代化所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心灵孤独。
电影的片名《本命年》是姜文想出来的。原来剧本开头和结尾都是雪景,用小说名字《黑的雪》作片名是比较贴切的。但由于出外景时季节晚了,没拍到雪景,谢飞觉得再用这个片名就比较勉强了,缺乏雪的直观形象,观众难以理解。姜文就对谢飞说:“导演,我想了个主意,你看我像不像24岁?” 谢飞说:“你傻笑的时候,显得挺天真、挺稚气的。” 姜文说:“那影片就叫《本命年》吧,龙年,泉子正好24岁。”
最后,《本命年》成为第一部在柏林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的中国现实题材电影,一举拿下“个人杰出艺术成就”银熊奖,颁奖词中有这样一句话,“这是一部非常优秀的表现现实的动人影片”。
1989年,王朔发起的海马影视创作室成立,刘恒是其中一员。他参与了《编辑部的故事》和《海马歌舞厅》的剧本创作。“因为王朔接触电影比较早,大家图新鲜,都进来玩。当时比较活跃的作家有二三十个都在里边,包括王朔、朱晓平、马未都、莫言、刘震云、苏童等。海马影视创作室的第一部作品是《编辑部的故事》,我记得是在友谊宾馆租的房子,一二十个人在那儿攒故事,集思广益。”刘恒回忆。
在电影和电视领域内的成功参与,扩大了刘恒在社会大众中的影响。时至今日,刘恒一直是中国影视圈最受欢迎、价格最高的编剧之一,和他合作的都是影视圈最大牌的电影导演,谢飞、黄蜀芹、张艺谋、冯小刚、尹力、关锦鹏等人。这些年他写就的剧本,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后,受到了观众的欢迎和好评。
我觉得还是要有对编剧这个职业的尊重,不能拿它只是当个谋生的手段,你甚至不能把它当成一个游戏,你得把它看成你生命的一个进程,是你生命的一部分。
“我觉得还是要有对编剧这个职业的尊重,不能拿它只是当个谋生的手段,你甚至不能把它当成一个游戏,你得把它看成你生命的一个进程,是你生命的一部分。因为你在世上就活这么几十年的时间,你要分出一大块时间给这个职业,它真是你生命的一个部分。你对这个职业的尊重,就是对你自己生命的尊重,所以要非常虔诚地来做这个事情。你写出来的剧本里有你的心血,这个事情做好了之后,是你的生命在开花,你得到了巨大的慰藉,你的生命有了意义。”
多年不写小说,刘恒一直在当编剧,原因是他无法抵抗文字转换成影像之后所散发的魅力。认真写剧本的刘恒,相信自己的电影剧本会随着自己写作质量的提升,而获得它应有的价值,他的剧本不应该泯灭被遗忘。“我觉得电影有某种神奇的东西在里面,好像在几秒钟之内,甚至更短的时间之内,刷一下就能感动人。电影的那个力量是文字没有的,但是文字的力量更长久啊。电影像水,流过去就流过去了,看两遍看三遍就足够了;但是好的小说反而会反反复复地看,基本上没有什么技术上的折旧。电影会折旧的。再过十年,电影拍摄方法变了,你这个电影就很土,就没法看了。小说好像不大存在这个问题。小说好像只是在叙述方法上,或者是在世界观上会有比较大的变化,但是它的那种持久性,比电影要长得多。”
从《伏羲伏羲》到《菊豆》
完成了《代号“美洲豹”》后,张艺谋看中了刘恒发表在《北京文学》杂志上的小说《伏羲伏羲》,决定将小说改编成电影。他认为《伏羲伏羲》是毫不留情地批判,对中国人的人性刻画入木三分。《红高粱》写的是活力和张扬,“没规矩没王法”,充满了理想色彩;而《伏羲伏羲》写的却是扭曲和压抑,“规矩把人逼到墙角,置人于死地”。

电影开拍的时候叫《呻吟》,上映的时候改名《菊豆》。在这部影片中,张艺谋第一次从摄影师的角度转换成导演的角度,开始有意识地注重电影的叙事,挖掘人物的内心。同样,刘恒也获益巨大,从跟张艺谋的交流和《菊豆》的艺术创作中,学会了怎么写电影剧本。如果说刘恒的第一次影视改编还只是简单移植,那么在《菊豆》这部影片中则有了提升。《菊豆》剧本注重了影像思维,把富于动势的情节和鲜明性格的人物溶解在了影像里。
剧本中“院子里静悄悄的,风吹动坯布,像残破的旗……天青的手悄悄地从房柱上撤下尖刀,放回原处去了”,这一段描述简洁明了地点明了场面,还烘托了气氛,使我们不仅看到人物的行动,也明白人物的内心,使得剧本既有可读性又有可拍性。
在处理杨金山死亡这一段,刘恒也运用了“动”的影视效果替代小说的“静”。小说写杨金山的死,是“在山区秋日一个平凡的黄昏之前,悄然地干净利索地死掉了”。而电影以“动”的方式予以展现。这天杨金山和天白在染池旁玩,天白无意之中拉翻了杨金山的坐篓,使他轰然一声翻入池中,上下翻滚垂死挣扎。从外面归来的菊豆目睹了这个惨烈景象,但她却以漠然的神情表现出一种“早该如此”的心态。
记者问刘恒,小说的结尾很棒,但是电影《菊豆》里最后是一把火……这样的处理,当时有过争议吗?刘恒回答:“有。这一把火可能在视觉上更能说明问题吧。我觉得那一年有好几个电影,最后都是一把大火,大家不约而同用了这个视觉画面。这个处理,实际上跟人类的经验有关系。大家不约而同地认为,这个火一旦燃烧起来,就象征着什么。就像‘太阳出来了’这个镜头也总是在影视剧里出现一样,而观众百看不厌。比如爱情,男的女的一好,嘴唇儿就碰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是司空见惯、千篇一律的表现,但是没办法,就得有这些画面,生活里就是这样。”
《菊豆》的责编是王斌,王斌以前主要做文学评论,后来成了张艺谋的文学策划。也是因为《菊豆》,刘恒跟李保田变得熟悉起来,刘恒的第一部电视剧《大路朝天》也是李保田主演的。
《菊豆》拿了很多奖,荣获第九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十大华语片、第四十三届戛纳电影节路易斯·布努力埃尔特别奖、第三十五届巴利亚多里德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穗奖及观众评选最佳影片奖、第六十三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提名等奖项。
从《菊豆》开始,刘恒作为编剧,和张艺谋连续合作了《秋菊打官司》、《金陵十三钗》。
秋菊为什么要打官司?
从《菊豆》开始,刘恒作为编剧,和张艺谋连续合作了《秋菊打官司》、《金陵十三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