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居委会

2022年的春天，对于生活在上海的人来说一定是刻骨铭心的。奥密克戎来势汹汹，上海史无前例地按下暂停键。

封控在家数月，让许多人与周遭的社区工作人员有了更多交集。原本默默无闻的居委会一下子被推到台前。有人甚至说，那段时间的上海形成了一个怪圈，好像“样样事体找居委”，他们因此成了被骂得最“凶”的一群人。

但这并不代表每个人就此真的了解了自家的居委会，毕竟防疫只是他们日常工作的其中一项而已。

他们平时到底在忙些什么？是时候，重新认识居委会了。唯有此，才能更好地认识，上海社区治理的难点与痛点。

双重属性

7月18日下午，记者在虹口区香港丽园再次见到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刘苗。他刚刚骑着助动车从街道回到办公室。还没等他坐下，同事就递过来一份名单。当天是虹口区那一周核酸“三天两筛”的第一筛，各个点位的安排和人员的调配等相关事宜都等着刘苗拍板。在另一间房间内，工作人员正在整理晚上要用到的核酸采样管，一包包黄色袋子被整齐摆放在工作桌上。

疫情期间，刘苗曾因一段与医护人员的录音火遍全网，被大家称作“哭了的书记”。

“现在每天居委干部都不怎么看到我，因为我基本不在办公室。”刘苗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自从6月1日回归常态化防疫后，一方面核酸筛查等防疫工作仍不能松懈，另一方面居委会的其他工作也要照常开展，“我一般早晚都会在小区里巡查，中间会穿插一些电话上和做台账的工作。但凡有空我就会去社区里转一转或进行走访”。

通过走访，刘苗说，不仅可以及时掌握居民们的心理动态和现实需求，还能在交流中随机宣传居委会正在开展的一些工作。至于巡查小区，刘苗解释道：“比方说，我早上看到小区花坛边扔了一包垃圾，我不会马上批评保洁，可能当天第一次打扫还没有完成。给他们一点时间，当我再去看的时候，如果垃圾还在，那我就要找他们谈话了。”

就在这天上午，刘苗还跟着保洁员一起去打扫了小区的车库。“如果认为搞卫生就是保洁的活儿，那久而久之，他们只是为了工作而工作，没有荣誉感和归属感。但我书记或者其他居委干部跟着一起，看到他们的辛苦，该表扬表扬，他们做事也会更有动力。小区变整洁了，居民自然会更满意。”刘苗说，“社区治理功夫在诗外，所谓绝招就是把简单的事情做到极致，除了言传，还要有身教。”

如此看来，即便没有疫情，居委会的工作也并非普通人想象的那么轻松。

郑家巷居民区党总支书记蔡琪对此感触颇深。“居委会是自治组织，是党建引领下的自治。除了策划一些群众性的活动，发动居民参与进来外，调解民间纠纷或许就是最突出的工作，顾名思义一旦邻里发生矛盾，或是自己家里发生家庭纠纷，都会来找我们居委会帮他们调解。”蔡琪告诉《新民周刊》，还会碰到一些比较棘手的问题，比如动迁、旧改等集体性的矛盾，“我虽然是学社工专业出身，但真正来到社区，书本上的知识并不能完全用上，大多都是突发性的情况”。

除了自治方面的工作，蔡琪介绍，居委会还要对接街道所有条线的下沉工作，包括困难群体救助、民政老龄工作、综治和治安管理、防火安全、安全生产管理、精神文明教育、计生等等。

“还有一些12345热线市容市政方面的回复，每年汛期防台防汛的工作等。我们居委会一共有7个人，一个人至少负责两个条线。”蔡琪表示，“除了条线，我们还分块。每个人大概要管理一两百户居民。块长就要底册清，自己负责的块里，哪家是什么情况，有什么困难，都要清楚。加上现在人口流动也很快，我们还要及时更新实有人口信息。”

据上海市浦东新区《居民区工作清单》显示，居委会的日常工作内容多达119项。其中，协助政府56项，包括社区公共服务、公共安全、群众权益保障等;协助党委3项;协助人民（社会）群体5项;协助法院8项;印章使用23项;自治事务24项，包括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管。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院长黄晓春教授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坦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城市居委会一直面临着“行政化”和“自治性”双重属性的困扰。

究其原因，无论是1954年通过的《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还是1989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都明确提出居委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但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原本中国基层社会管理的单位制逐步消解。这就引发了两个问题：第一，政府很多‘最后一公里’的管理任务由谁传达？第二，很多重要的公共服务、公共产品，最终谁来投递？”黄晓春表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些工作最终都经层层部署落到居委会身上。

1996年，上海召开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城区工作会议，会上正式提出了上海城市管理的基本架构，即“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当时，‘两级政府’指的是市区两级，街道为‘三级管理’，后来又增加了居委会‘四级网络’。”黄晓春表示，可见最终城市管理的末梢还是居委会，“这就客观上导致了居委会是具有双重属性的，法律属性是自治的，但实际上更像是政府公共服务和管理的助手，或者说政府的重要抓手，被行政化”。

“我虽然是学社工专业出身，但真正来到社区，书本上的知识并不能完全用上，大多都是突发性的情况”。

尤其是国家负责社区居委会的正常运行及其成员的工资待遇、福利津贴，并保证服务场所和基本设施等资源。而社区居委会的工作职责、人事考核等都由街道负责。“因此，居委会行政化有一定的内在诱因。一部分居委会可能更关心的就会是如何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如何自上而下实现各种目标。”黄晓春直言不讳道，“加上居委干部所负责的各类条线任务包括制作台账等任务也不轻松，这就导致一些居委会把工作重心全放在了‘对上’上，反而对居民到底有怎样的需求和实际困难不是特别清楚。长此以往的结果只能是大多数老百姓不知道居委会在干什么，跟自己也没什么关系。”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这句话成了中国居委会的形象比喻。

当行政化给社区带来的负担过重的问题凸显之后，政府便开始有意识地为社区减负。2015年7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和民政部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开展社区减负工作的通知》，从依法确定社区工作事项、规范社区考核评比活动、清理社区工作机构和牌子、精简社区会议和台账、严格社区印章管理使用、整合社区信息网络、增强社区服务能力等七个方面，对进一步开展社区减负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上海市委市政府也始终高度重视，多次强调建立各级政府给居委会布置工作的审核与准入制度，减少居委会承担的不必要负担。此外，近年来诸如‘一网通办’等公共服务数字化改革也客观上为居委会减了不少负担，因为通过这些信息化机制，以前不少需要找居委会办理的环节就被跳过了。但尽管如此，居委会减负工作仍然任重道远。”黄晓春分析道，因为整个行政体系跟基层打交道通道太单一，“这个现状不改变，最后总会绕回居委会。因此这些年我们也在强调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再造整个公共服务体系，从而降低各级部门对居委会的依赖，替居委会分担一部分压力”。

事在人为

在这次疫情中，人们看到有些居委会几乎无所作为，但有些居委会确实干得非常棒，甚至做了很多超出想象的事情。在黄晓春看来，这就跟居委会的队伍有关，“就要讲到人了”。

上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上海旧区改造和产业升级轰轰烈烈地进行，100多万的下岗工人要转业，100多万动迁居民要安置，社区管理面临严峻挑战。于是，一批原来在企业中从事党群工作、年龄在40岁上下、善于与人打交道的中层干部被充实到了社区。

“这些干部的到来，一下子把上海城市基层体系的基石给夯实了，当年解决了大量的群众困难，协助了很多公共事务，比如城市动迁等。”黄晓春表示。

后来，到了2014年，上海市委一号课题“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结出果实，聚焦创新体制、加强基层、夯实基础、落实保障，形成“1+6”文件。这些文件中就包括了《上海市社区工作者管理办法》，之所以出台这个文件就是考虑到社区治理关键在人，而之前的那批干部大多都已到龄退出了社区工作舞台，必须常态化补充职业化工作队伍来加强基层工作。

为此，上海建立统一规范的社区工作者职业化体系，拓展职业发展空间，按照“人均收入高于上年全市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标准，合理确定社区工作者薪酬体系。

“在这个过程中的确涌现出了一些不错的居委会干部能以专业的社会工作方法和为民服务的精神兼顾好上级的要求和居民的诉求，既把上级给的任务完成了，同时也比较注重发动居民，强调自治。”黄晓春告诉记者，也正是由于这些居委干部一直有群众意识，在平日里就和大多居民保持了密切联系，“这些居委会才可以在这次疫情中迅速动员群众，主动作为”。

而刘苗和蔡琪所在的居委会都可以算入其中。

“任务重、工作多，只是一个正确的借口而已。”在刘苗看来，要做好社区工作，必须要有朴实的为民服务情怀，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抵得住诱惑，真心实意把社区服务化作工作信条，这叫热爱，“这样你自然而然就会挤出时间把事情都做好”。他经常提醒居委干部及社区党员骨干“不要把桌子上的灰擦到地上”，“我们经常埋怨很忙、很累，结果这一地灰都是我们自己因为偷了某种懒而搞出来的;社区干部骨干，不能眼看群众已经上岸了，自己反而还在河里忙着摸石头”。

同时，刘苗表示，走进楼组、贴近群众是社区工作者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功，“谁要是说呆在办公室就可以做好社区，一定是不接地气的。无数事实证明，走入不了居民家的人在社区迟早会不合格”。

事实上，去年8月，刘苗才来到香港丽园，但仅用了不到4个月，他就组建起了一支近180人的志愿者队伍。“其实就是三句话：了解家底、做好家事、凝聚家和。”部队出身的刘苗向记者透露了他开展社区工作的诀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