宅兹中国：再现轴心时代

计划中的“何以中国”系列大展将历时十年之久，上海博物馆将联合河南、陕西、江苏、浙江、四川、甘肃、湖南、湖北等国内文物大省文物局、博物馆，共同打造新时代新征程上这一彰显考古学﹃中国气派﹄的展览盛事，同时也熔铸﹃大博物馆计划﹄的风采与气质。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决心和意志，筚路蓝缕，跋山涉水，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体的发展历程。

文物是发展的见证，历史是时代的回响，它们是时光与万物的共振，也是人生与天地的交响，更是古人与今人的对话。纵观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古流传的遗迹太多，而我们所知的太少。因此，如何用祖先留下的遗产，为当代及后人勾勒出中华文明肇始之初的磅礴大气，恢宏灿烂，做好“以物论史”和“以史增信”两篇大文章，让文物活起来，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成了当代文博界最大的责任与使命。

2022年7月29日，作为上海博物馆“何以中国”文物考古大展系列首展， “宅兹中国——河南夏商周三代文明展”在上海博物馆正式开幕。本次展览由上海市文物局、河南省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指导，上海博物馆、河南博物院主办，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20家文博单位共同参与，从规模、数量和展品等级上，堪称上博今年举办最重磅的精品大展，以此拉开了上海博物馆与国内考古大省合作举办“何以中国”文物考古大展系列的序幕，用考古发现讲好中国故事，致敬中国考古百年成就。对此，河南省文物局局长田凯认为，“何以中国”是一个大概念，也是一个很大的命题。“宅兹中国”作为开篇，回答了“何以中国”最关键性的三个问题;一是“中国之源”，即中国从哪里来;二是“中国之中”，即周公按照武王的旨意定立天下之中，择中建国，这个处于中间的区域就叫“中国”，就在河洛地区，对应了展览名称“宅兹中国”的含义;三就是“何以”的问题，即中国的文化概念是什么：“从展品上可以看到作为最早中国它形成的礼仪规范，它的王都制度，它的天人观念以及许多的我们的姓氏来源等，从很多概念上回答了何以中国的问题。”

而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方世忠则表示：“何以中国”文物考古大展系列联手国内各大博物馆，充分挖掘优质丰富的馆藏资源和最新考古发现，展示中华文化起源、发展和灿烂成就，彰显博物馆在中华文明传承中的重要作用。而据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介绍，计划中的“何以中国”系列大展将历时十年之久，上海博物馆将联合河南、陕西、江苏、浙江、四川、甘肃、湖南、湖北等国内文物大省文物局、博物馆，共同打造新时代新征程上这一彰显考古学“中国气派”的展览盛事，同时也熔铸“大博物馆计划”的风采与气质。

宅兹中国

河南省位于中国的中部平原，地处“天下之中”，是夏商周三代文明的核心区，因此被视为中华文明最重要的发祥地之一。中华文明多元文化在经历漫长的发展和交融后，在河洛之间凝聚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形成以王都为中心的辐射性统治格局。中国的社会组织结构发生了重大变革，构建了古代早期国家的基本形态。伴随着朝代更迭，王权政治不断强化，诸侯分封扩大了统治范围，促进了社会经济与文化的繁荣。在传统农业生产的基础上，手工业分工进一步细化，生产力呈现飞跃式发展，创造了登峰造极的青铜文明与辉煌灿烂的礼制文化。成熟的文字系统记录当时的社会面貌，传承了家国同构的政治理念和百家争鸣的思想观念。夏商周三代被称为中国的轴心时代，其文明奠定了中华文明绵延不断发展的基础，成为中华民族和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源头，并对古代东亚文化圈产生深刻的影响。

一百年前，河南渑池仰韶村和北京房山周口店的考古活动揭开了中国考古学的序幕。随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展，考古发掘逐渐承担起构建中华民族历史、展示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作。通过考古发掘直观再现了当时人类的生产生活、审美趣味乃至精神世界，证实或补充了文献中一些模糊或缺失的记载，获取了没有文字记载部分的人类历史拼图，揭开文明尘封的面纱，使历史变得更加丰盈立体。

本次展览精心遴选文物217件/组，文物总量314件，其中定级的一级品达67件/组，汇集了河南博物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等20家博物馆和考古机构收藏的诸多重要藏品，涉及89个考古遗址，集中展现了河南省内发掘的夏、商、周三代重要考古发现。展览分为夏、商、周三部分，着眼于中华文明探源，以文物为点、以时间为线、以王都为面，带领观众回到夏商周时期的中原大地，探寻中华文明的起源。这些文物承载着夏商周时期先民们的智慧和勤劳，反映了夏商周时期的社会生活、礼乐制度及文化面貌，共同讲述中国历史上奠定华夏文明、逐鹿中原的恢宏历史。

展览名称“宅兹中国”，来自于西周青铜器何尊，其铭文提及周成王营建成周（今洛阳），并提及“宅兹中国”，这是“中国”一词最早出现的记载，隐含着当时的天地意识和国家观念，引此作为展览标题，意欲反映河南在三代文明持续演进中的突出地位及其对于阐述“何以中国”的重大意义。

在殷商甲骨文卜辞里，“中”和“国”都没有放在一起连用，直到铸造于公元前1038年的何尊铭文第一次出现“中国”。而何尊铭文的发现，也与上博渊源深厚。1975年， 国家文物局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举办“全国新出土文物汇报展”，何尊被调北京展出， 著名青铜器专家、时任上海博物馆保管部主任马承源受命参与筹备，在清理何尊锈蚀时，看到何尊的底部较平， 就想会不会有铭文， 于是剔除铜锈， 发现了12行122字的铭文， 这一发现轰动了学术界，使之身价倍增。

以中原为核心的夏商周时期创造的青铜文明与礼乐文化，奠定了中华文化、民族精神的基础，孕育形成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化特质，深刻影响着后世。

仔细推敲何尊的铭文含义，结合史籍记载，大体可知，周武王在战胜商朝以后，自称“宅兹中国”，也就是说他要在商朝故地定都。这段记载在传世文献中也有提到。《逸周书·度邑》说周武王灭商之后返回，却为周室国祚夜不能寐。虽然商朝已经灭亡了，但商族在商朝故地势力仍然强大，如何保持周人对中原的统治？他认为，以前夏朝定都的洛水湾到伊水湾一带，地势平坦没有险阻，离天帝的居室不远，是建都的好地方，于是就在中原规划修建东都洛邑（今河南洛阳）。之所以在这里建都，据专家解读，因为它有地域上的优势，是天下之中。同时这个区域的土壤、气候、地理环境适合农业种植，能够养育大量的人口，又便于向四方进行统御。河洛地区的河洛盆地，四面又有险可守，进可攻，退可守，是一个很好的建都的地方。所以不仅是夏商周三代，在以后的王朝发展当中，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以及五代时期的几个王朝都在河洛地区建都。

然而，武王还没着手营建东都就去世了，由武王弟弟周公旦辅政其子成王。周朝初年，还有殷商的旧臣和贵族反抗周王朝统治。周公没有忘记武王的遗志，在两次东征平叛之后，加紧新都城的营建。查勘地势后，周公选择了洛水和伊水流经的平坦之地。周公又反复占卜，终于选定了四方进贡距离都相等的天下中心建立新都城，这就是何尊记载的“中国”。

何尊的铭文记载了文王受命 ， 武王灭商 ， 成王完成武王遗愿营建成周洛邑的重大历史事件。其中记录了天子对于宗小子何的训诰之辞，还引用了周武王克商后在嵩山举行祭祀时发表的祷辞，即“宅兹中国，自之乂民”。定都天下之中以统治万民，这是周王朝开国之君革故鼎新、接受天命的宣言，也勾勒了周天子定鼎洛邑、治理天下的宏伟蓝图。因此，何尊的铭文史料价值极高，不仅因为铭文中首次出现“中国”二字，而且铭文记载也证实了周成王营建成周洛邑这样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与《史记》《尚书》等史籍记载相互印证，有证史补史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在何尊中，“国”的准确写法是“或”。《说文解字》释“或”为“邦也。从口从戈，以守一。一，地也”，“或”字之后又分化出表示国家的“國（国）”与表示疆域的“域”。此时“中或”虽然主要还只是一种地理概念，但也奠定了后世表示政治共同体概念的“中国”之基础。

从今天的研究来看，“中国”一词的概念和内涵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演变、发展、扩充的。在华夏民族形成的初期，由于受天文地理知识的限制，总是把自己的居域视为“天下之中”，即“中国”，而称他族的居域为东、南、西、北四方。“中国”最初只是一个方位区划上的概念，即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尽管何尊上的“中国”与现在的“中国”不是同一概念，更有“国之中央”、“天下四方中心”的意思，但这种提法与国名“中国”的出现之间仍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关联。

1988 年，时任上海博物馆馆长的马承源到新落成的宝鸡青铜器博物馆参观时，听讲解员介绍何尊为“镇馆之宝”时，他当即指出：“它应是镇国之宝，不仅仅是你们的镇馆之宝。”上博此次展览意在呈现河南夏商周三代文明，虽然铸有“宅兹中国”铭文的何尊并未在展出之列，但就“宅兹中国”的内涵来理解定此为展览名称也是恰如其分。正如河南博物院院长马萧林所解读的那样：“以中原为核心的夏商周时期创造的青铜文明与礼乐文化，奠定了中华文化、民族精神的基础，孕育形成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化特质，深刻影响着后世。希望借此展览，让观众了解和认识中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根源和主干。”

问鼎中原

开展伊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作家莫言亲赴上博参观大展。对于上古时代的青铜器，其驻足良久，感慨尤多：“青铜器是中国文物的一大特色，与历史文化有密切关系。在其中能看到王朝重大事件的记载，以及古人祭祀、战争、政治生活的表现。铭文虽短，事件非常重大，是非常重要的文化载体。”

在本次展览众多展品中，青铜鼎的数量、质量，均颇为可观。特别是1987年二里头遗址VM1出土的夏代晚期网格纹鼎，是迄今为止我国考古发现最早的青铜鼎，也是王权礼制萌生的象征，这件文物高20.0厘米，口径15.3厘米，底径10.0厘米，其造型和纹饰风格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陶鼎形制一脉相承。

鼎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个象征，鼎文化也同样是从中原开始的。在距今7000至9000多年的裴李岗文化时期，已经开始出现最早的陶鼎了，除此之外，在仰韶时期遗址也发现了很多鼎的随葬。随着时代进一步发展，到夏王朝的二里头时期，开始出现铜鼎。二里头文化是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和引领者。一般来说，青铜器是从西亚传过来的，最初传进来都是一些成片状的工具，比较容易铸造。到了中国以后，人们开始采用内范外范的铸造技术铸造铜容器，这种铸造工艺更加复杂。这个最早的青铜鼎就是从陶鼎造型最后演变成了铜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