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文化的见证

“文庙”（孔庙），一个上海人才懂的文化地标。因为即将改造的消息，前不久在网上引起了一波“回忆杀”。它是一个文化场所，也是动漫迷眼中的二次元圣地，背后更有浓浓的老城厢情结和热络络的市民生活。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主任、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天纲教授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文庙对上海来说是很重要的，曾经是老城厢的文化中心，“更是上海具有悠久市民文化的见证”。

若从1292年（元至元二十九年）上海置县算起，仅就儒、道、佛学的影响来看，在宋元时代，这座城市就已跻身“南方之强”。分别领导了明末清初、清末民初西学运动的徐光启、马相伯，本身是精通旧学的传统士大夫。近代以来在学术上的海纳百川，又让上海成为一座中西文化融合的城市。

当明清江南文化和近代西方城市精神杂糅在这片土地上，上海也以文庙为标志，迎来了城市的发展和市民文化的繁荣。

上海历来就有“市民空间”

曾有一句话说：“三千年历史看西安，八百年历史看北京，百年历史看上海。”这样说大致上没错，因为上海作为国际型大都市的崛起确实是在近代。但在开埠之前，上海绝非是个小渔村。

真正的常识是：考古里的上海，至少有6000年（从崧泽文化遗址看）;文献里的上海，至少有2000年（从吴越之争说起）;建制里的上海，至少有1000年（从唐天宝年间设华亭县、青龙镇起）。简括来说，说到上海，应该记住的是四个时间概念：考古约六千年、人文约两千年、建制约一千年、开埠百几十年。

“提起上海的市民文化，人们通常都是从开埠之后讲起。但早在江南文化时期，上海就有非常突出的市民文化。”李天纲告诉《新民周刊》记者，市民文化的兴起与明代嘉靖至万历年间的经济发展有着密切联系。

从明清起，上海就是江南巨镇，有“东南之都会，江海之通津”的美誉。万历年间松江府经济全国鼎盛，“苏松熟，天下足”，苏、松二府田赋最重，交了全帝国最多的税。明中叶以后还流行一句话，松江府“衣被天下”，上海地区的棉纺织业占据了全国市场的一大半。

到了雍正八年（1730），苏松太兵备道移治上海县，上海突破了县治的规模，部分功能升级到地级市。苏州、松江、太仓三府厅合署在上海办公，正是因为这个港口功能。苏松太兵备道要来做海防，收海关贸易税、海船运输税、海运漕粮税、盐税等等，所以乾隆年间的上海已经是一个海港型的通都大邑。

1991年，为纪念上海建城700周年，李天纲已经在《新闻报》上写了一篇《“以港兴市”700年》的文章，提出上海是一个“以港兴市”的城市。城市性质使然，上海的公共性一直比较强，因为航运、贸易、商业、手工业、金融业、娱乐业等都是开放产业，天生具有“公共性”。

而谈起市民文化，李天纲通常是从公共空间和市民社会的理论来阐述。在唐振常主编的《上海史》（1989）一书中，李天纲写了一章，使用了“市民社会”的概念，提出上海原来有两大块公共空间。一块是位于上海老城厢东北角的城隍庙与豫园。“‘城隍神’是道教中最具有城市精神和商业意识的神祇，是全城民众共奉的城市保护神，它的兴盛，表明上海市民意识和城市商业地位的崛起。”李天纲表示。

商人们在城隍庙大殿前举办活动，形成了民间的庙会式的广场文化。而城隍庙的人气和灵气，还庇佑着这里的市场经济。乾隆年后，商人们开始来此入驻，“庙市”逐渐形成，城隍庙慢慢发展成为新的繁华市口，成为上海新的商业中心，更早兴旺的街市，原来是在城外的十六铺。李天纲指出，这种商业城市都有的“庙会”，就是社会学上“公共空间”的形式之一。

而在庙市成形之前，豫园一带也出现了另外一种“公共空间”——公园。与城隍庙相邻的豫园建造于明嘉靖三十八年，其主人是当时的大户士绅潘恩父子。豫园建造得巧夺天工，奈何百年之后，潘氏子孙衰败，园林就此荒废。上海官民心中可惜，于是全县集资买下了豫园。

“除了园中的几座楼台被几个大户商人买下作为会馆以外，其余地方老百姓可自由出入。”李天纲表示，豫园从传统私家园林转化为了一个由市民随意出入的公共议事场所，“生意人聚在一起谈论问题，讨论规矩，判谁对谁错，该奖该罚”。

豫园—城隍庙之外的另一块“公共空间”，则是位于老城厢西南角的文庙及其周边地区。“上海旧文庙毁于小刀会（1853）战火，现在的文庙重建于清咸丰五年（1855年），是从豫园南边衙署附近迁过来的。”李天纲将传统儒学时代的文庙定义为“半公共空间”，因为在科举时代，只有士大夫、官员、儒生才能进去，妇孺之辈不在其列。

虹口是从江岸开始发展的，它的市面兴起比静安寺、卢家湾、愚园路、虹桥路地区都要早得多。作为市民文化，虹口至杨树浦一带的“以港兴市” 延续了上海的文脉，通江达海，更加国际化。

“南宋以来，上海地区进士及第者冠盖东南，这与文庙对他们的熏陶培养是分不开的。”李天纲表示，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之后，文庙就成了一个议事议政的公共空间，自洋务运动至辛亥革命，“上海很多重大的事情都是在里面商量出来的”。

1930年，文庙被改为“上海民众教育馆”，内部移栽树木花草，时人亦有称其为“文庙公园”，公共性进一步加强。鉴于当时的上海，尤其是南市老城厢一带缺乏公立图书馆，市民阅读需求难以得到满足，1931年春，经上海市政府拨款2.5万元，由上海市教育局负责筹建上海市立图书馆，馆址就选在了上海文庙内的藏经阁旧址。

1949年后，作为旧时代的文化象征，文庙空间里的议政功能也被放弃，逐渐“边缘化”，以至于仅仅作为南市的一处文物保留。经历种种变化后，文庙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复活功能，除大成殿布置陈列，为孔子塑像之外，周围的传统建筑也有翻修或重建。由此，才逐渐兴起了历时近30年的旧书交易市场，整个庙宇空间也成为上海文化的一种象征。

淘旧书，逛花鸟市场，以及后来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书店、文具店和小吃店，文庙慢慢形成了自己的市民文化。“每年高考，很多人都会去文庙许愿，将心愿挂在树上。而作为旅游目标，外地或外国游客也喜欢到文庙来看看上海人是怎么生活的。”在李天纲看来，这些都属于市民文化的一部分，反映出了上海老百姓在平时不易显露的一种精神状态，是一种城市里的亚文化。

市民文化是需要呈现的空间或物质的载体的，除了文庙，李天纲认为，光启南路上的太卿坊、复兴东路光启路路口的阁老坊，还有九间楼和徐氏祠堂，这些历史建筑都是上海明清市民文化登峰造极的见证，“应该尽可能地保护起来”，既给市民赋权，也留作文化纪念。

大与小之争

如果说“江南文化”是上海文化的源头，那“海派文化”则是百川归海之前的一股巨流。 “江南文化”成功地在上海地区转型为“海派文化”，也形成了市民文化的第二个阶段。

与黄浦（南市）一样，虹口是从江岸开始发展的，它的市面兴起比静安寺、卢家湾、愚园路、虹桥路地区都要早得多。作为市民文化，虹口至杨树浦一带的“以港兴市” 延续了上海的文脉，通江达海，更加国际化。

虹口地区自1848年划给美国侨民居住，后来成为美租界，到1899年合并到公共租界。美租界占据狭长的沿江岸线，面积广大，商业繁荣虽不及“外滩”英租界，但“北外滩”地区的港口、居住、产业、商业、娱乐业曾经远远地领先于“南外滩”的法租界、十六铺的华界，是上海最早发达的区域。这里不仅是上海保存“以港兴市”历史，也是叙述19世纪中国早期工业化过程的场所。

李天纲认为，讲近代上海文化，东区比西区更早，也更重要。西区的徐家汇1847年就建设了，但它是教区型社区，是华界里的特例，风貌习俗和市区迥异，应单独处理。虹口则不同，这里自同治年间（1862—1874）以后不断发生惊天动地的大事件，都是市民社会里堆积的可歌可泣的人物和故事。

比如，要讲中国近代史上的“杨树浦工业奇迹”“商务印书馆事业”“全面抗战”“大上海计划”“左联文艺”等事件;要讲文惠廉、林乐知、李鸿章、伍廷芳、颜惠庆父子兄弟、宋氏大家族、张元济及其同仁，还有胡适之、周树人等人物……都要从虹口、从“北外滩”开始。乍浦路、海宁路一带的密集影院，是中国电影事业的发祥地;话剧、已经快要成为“非遗”的越剧、沪剧、锡剧、淮剧、滑稽戏，都诞生在这一块市民生活的土壤。

如果说“海派”是上海的市民文化，那么虹口（北外滩）地区才是真正的发源地。在李天纲看来，英、美租界引进19世纪英国成熟的现代市政管理制度，与界内华人同享共用。与封闭、腐败的清朝体制相比，现代法制更能为租界内市民们接受，渐渐出现了现代法制体系下的文化多样性。换言之，各个地方的人来了以后，遵守同一个制度，但还保留自己的生活方式，包括方言、生活习惯、饮食习惯、职业特征……

“说上海文化排外是没有道理的，最早突破地域限制，保存文化多样性的就是上海。”李天纲表示，现在有什么问题有现在的原因，而传统的“海派文化”一大特点就是能化解和吸收江南文化和西方文化，是融合而非对立，上海各族群之间的关系是相当可以的，关系紧张并非常态。比如，方言最表现“文化多样性”，“海派文化”对各种语言、习俗、价值观的包容性是相当宽泛的，以至于有人还批评它油腔滑调，市民气太盛。今天的上海话，是由本地话、苏州话、宁波话、广东话，以及一部分英语表达习惯融合形成的那种多样性。

又比如饮食文化。有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1月，上海已经拥有近7000家咖啡馆，超越东京、伦敦、纽约等城市，成为全球咖啡馆最多的城市。但事实上，早在近代的上海，咖啡馆、西餐馆就开始逐渐遍布城市的商业中心、繁华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