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时间维度，看中日如何行稳致远

年龄是个问题，年龄又不是个问题。

“我54岁就任首相。”1972年9月25日，刚出任日本首相不久的田中角荣抵达北京首都机场，与周恩来总理见面后，两度提及自己就任首相时的年龄。

当时，年已74岁的中国总理看着田中，告诉他，自己比他年长20岁，已经担任了23年总理。田中回答了一个词——“敬佩”。随后，田中不再提及年龄。曾任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中方翻译的周斌先生，于9月17日聊起这段往事时，正在线举行的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交流论坛北京会场，一片笑声。

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的外孙女渡边满子也在论坛发言。她不仅回忆了时任日本外相、随田中访华的外祖父的中国观、对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决心与实践，还谈及2018年12月，自己到北京来接受为中国改革开放做出突出贡献的外国人所颁奖项。“那天到北京领奖，我穿的是祖母所珍爱的那件带有白色和平鸽纹样的和服。” 渡边满子说道。

2018年12月18日，在北京举行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10位国际友人获得了“中国改革友谊奖章”，其中就有两位日本人——大平正芳和松下电器创始人松下幸之助。日本成为获此奖章最多的国度之一。因大平正芳于1980年离世、松下幸之助于1989年离世，而由他们的后辈前来北京领奖。

看到尼克松在北京的电视画面，日本方面，许多人愕然。时任日本外相福田赳夫遂如此公开解释起日本方面理解的中美会谈：“中国只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政府”。

从历史的维度来看，中日建交以来，特别是1978年中日两国签订和平友好条约以来，中日关系深入发展，尤其是经贸合作领域，从两国建交初期中国从日本进口钢铁、石化、化纤等成套设备，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对华开发援助（ODA），直至中日经贸高速发展，在2001年至2011年这十年里，接连突破1000亿、2000亿、3000亿美元大关。可此后，中日关系出现了一些变化。一度，有媒体评论称作“政冷经热”，甚至近年来中日经贸关系也面临越来越多挑战。

近些年来，《新民周刊》记者就中日关系，参加过多个论坛采访，也对一些中日问题专家、中日两国的各界人士进行过采访。总体而言，大多数人认为，无论如何该想办法处好中日关系。尽管不同的人站在自己的视角，对于何谓“好的中日关系”有不同理解，但大多数人能够意识到，中国和日本是跑不开的邻居，谁也吃不掉谁。

中日邦交正常化这50年，可以说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中日互动最深、两国各自各方面发展水平最高的50年。回看历史，中日之间有过纷争，譬如古代倭寇在中国东南沿海惹事作乱，更譬如近代以来日本发动了两次侵华战争。这些纷争无一不深刻影响着中日两国。

可从历史的长维度去看，两千多年来，中日之间和平的时期比战争状态长得多，日本文化受到中华传统文化深刻影响，近代以来中日两国文化、各自接收到的西方文化，亦互相影响。

前瞻未来，中日之间需要什么，该摈弃什么，在中日关系正常化50年之际，确实该深入思考之。

50年：“两步走”跌宕起伏

回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发布的时候——1972年9月29日。此时，距离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签订《上海公报》已经过去大半年。这大半年的光阴，对于中美关系的改善，日本朝野一度持续震惊。毕竟，尼克松在美国来说是公认的右派，早在1953年就以美国副总统的身份，被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派往台湾见蒋介石——其实就是给蒋介石支招，如何对付中共。这样一位美国总统，在中美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突然访华，且在北京见到了毛泽东。而1972年1月，时任日本首相佐藤荣作才刚与尼克松在美国圣克利门蒂举行会谈并发表联合公报。佐藤向尼克松拍着胸脯表示，“日美安全体制的地区里没有把台湾除外”，“一旦邻居发生火灾”，驻日美军就要“到台湾和韩国去灭火”。

看到尼克松在北京的电视画面，日本方面，许多人愕然。时任日本外相福田赳夫遂如此公开解释起日本方面理解的中美会谈：“中国只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政府”。站在当时的国际环境——1971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重返联合国，并拥有常任理事国席位，盘踞台湾地区的蒋介石当局的代表被驱逐出联合国。以联合国会员国的视角，福田此言不差。但他当时还嘴硬称，日本对台湾的立场不变——在日本国内来说，其还保有与台湾当局的所谓的“外交关系”，这是福田如此说的一个背景。

可尼克松访华后，位于美国南部、与美国接壤的墨西哥立即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中国将曾任驻英国代表的熊向晖派往墨西哥任全权大使。接着，当年3月13日，中英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这足以让日本感觉到——中美一定会在短期内建交。作为中国的近邻，日本想急速调整对华政策者大有人在。1972年的樱花季，4月11日，日本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以及工会、对华友好团体负责人在东京集会，成立“促进恢复日中邦交联络会议”。两天以后，民社党访华代表团到北京与中日友协交流。当天，自民党元老三木武夫来华，并于4月17日见到了周恩来总理。5月11日，公明党第二波访华团到北京，周恩来、廖承志与之会见。

尼克松之访华，令日本政坛地震。1972年7月5日，自民党总裁选举，被佐藤荣作推举的福田赳夫败给了田中角荣。坐在台下的佐藤荣作脸色黑沉沉的，一言不发。他知道，在日本，属于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尽管因为在任上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而于1974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但这并不能安慰其本人在政界的失落，在还没有看到侄孙安倍晋三崛起的时候，1975年6月，时年74岁的佐藤在艺伎馆应酬时突然脑溢血，不治身亡。

言归正传。1972年7月7日，田中角荣内阁成立。在首次内阁会议上，田中角荣就说，“要加紧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随着日本各政党高层或者前高层继续不断到访北京，中日建交似乎水到渠成。8月12日，时任中国外长姬鹏飞授权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欢迎并邀请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谈判并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这才有了当年9月25日田中角荣在北京机场连续说了两次“我54岁就任首相”。在北京，田中角荣感受到，中方的热情比对尼克松更胜一筹。为此，田中挥毫作了一首汉诗：“国交途绝几星霜，修交再开秋将到。邻人眼温吾人迎，北京空晴秋气深。”这首诗当天便以手迹图版的形式刊登在日本《每日新闻》的晚刊上。以当时的技术条件来说，可谓神速。

但中日之间的许多问题比中美之间更为复杂。正当一些日本读者看到报纸上的田中手迹之时，在北京的田中于中方欢迎宴会上致答词：“我对日本过去给中国人民添了很大的麻烦，再次表示深刻反省之意。”第二天会谈时，周恩来明确指出，在汉语中只有日常轻微过失才能叫“添了麻烦”，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绝不能用“添了麻烦”搪塞。周恩来在作长篇发言时，日方所有人一直低头听着，既没有进行辩解，也没有表示接受。

在双方分歧严重的情况下，毛泽东在游泳池会见了田中一行。毛泽东指着周恩来，直接问田中：“他与你吵架吵完了吗？他没有为难你吗？”田中答：“没有，没有，周总理和我谈得很好，而且有时候也是不打不成交呀。”毛泽东又指着姬鹏飞问日本外相大平正芳：“他没有欺侮你吗？”大平回答：“没有，没有，我们是在友好的气氛中交换意见的。”由此，会面气氛变得轻松下来。临别，毛泽东送给田中一套《楚辞集注》。当时担任翻译的周斌曾回忆，此次会见是礼节性的，没有触及中日之间的实质问题，但却传递出中国真心实意希望两国关系正常化，希望日本方面相向而行。

此次会见是礼节性的，没有触及中日之间的实质问题，但却传递出中国真心实意希望两国关系正常化，希望日本方面相向而行。

在见过毛泽东后，会谈气氛好转。9月28日晚，《中日联合声明》具体内容全部达成协议，只差前言中一段有关日本侵华历史之语需要“填空”。姬鹏飞与大平正芳互相你瞅瞅我，我瞅瞅你，不发一语。直到9月29日1时许，大平正芳从衣兜里掏出一张小纸条——看来是早有准备。大平先说：“姬部长，这是我方所能作出的最大限度的让步。”顿了顿，他念道：“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日方翻译立即译成中文。姬鹏飞又请大平将纸条递来，令周斌逐字逐句重新细化翻译来听。听完，在姬鹏飞的建议下，大家休息了十分钟。然后，分别前往周恩来、田中的下榻处汇报。在周恩来同意日方建议后，当天上午，中日联合声明在北京签字。日本媒体用中日“冰封雪冻的时代结束”来形容中日建交。

可中日建交之后，日本方面并没有看到美国立即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也正因此，尽管此后日本成立了日中经济协会，向中国出口了不少成套设备等，客观上起到了帮助中国奠定“四化”建设基础的作用，可中日之间真正在经贸领域拓展合作，要到1978年。

“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所以我们现在更合适了，我们现在正合适坐这样的车。”1978年10月26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访问日本期间，在东京到京都的“光—81号”新干线列车上如此说道。

邓小平之访日，是应已经如愿以偿担任日本首相的福田赳夫之邀前往。此时的福田赳夫，早已看清形势、顺应形势。1978年10月23日，初见邓小平，福田赳夫就说：“我个人与中国的渊源还是很深的，我的名字就取自中国的《诗经》里‘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这一句话。您即将到达关西地区，那里也会有很多中国的文物！”当日，福田赳夫举行盛大仪式欢迎邓小平访日，《中日友好和平条约批准书》换文仪式随后举行。仪式之后，在首相官邸，邓小平说：“多年来一直希望访问东京，这一天终于到来了，早就想认识福田首相，这个愿望实现了，我感到高兴。”福田答：“持续将近一个世纪的非正常的中日关系终于结束了。条约的目的就是建立两国长期和平友谊关系。条约的缔结是邓小平副总理的英明决策的结果。”

此时，距离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国建交，已经过去了6个年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东海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杨伯江看来，比较冷战背景下新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建交模式，中日邦交正常化有其自身特点。“从1972年发表联合声明，到6年后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可见由于情况特殊，中日邦交正常化是分‘两步走’的。”杨伯江说，“以史为鉴，更有观照现实之义。2021年10月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通电话时指出，‘中日要认真汲取两国关系正反两方面经验’。我想，这里就包含着对邦交正常化‘初心’的再确认。对于在邦交正常化之初老一辈领导人就发展两国关系方针、原则等达成的共识，双方应一如既往地遵守下去。在涉及两国关系政治基础的重大原则问题上要重信守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