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亮医学火种，复旦上医走过95年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当我步入神圣医学学府的时刻，谨庄严宣誓……”面对一座“翻开书页”外形的雕塑和环绕它的16名医学一级教授雕像，一群人举手握拳，有力地读出医学生誓言的词句。他们之中，有刚入学不久的医学新生，有已走上职业岗位的医生和医学教师，还有头发花白的老校友……尽管年龄迥异、经历不同，但在这一刻，他们的心中的医学火焰，都已熊熊燃起。

这是一场沉浸式演出的高潮部分，活动的主题，是探索一座医学院鲜活而厚重的历史。这座医学殿堂是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在2022年10月，迎来创建95周年。

正谊明道，为人群服务，为强国奋斗。近一个世纪以来，上医始终传承医学火种，和民族紧密连结，与国家同频共振。

“为公众谋幸福”

1927年，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创建，这是中国人自主创办的第一所国立大学医学院，院址位于上海吴淞，第一任院长颜福庆。它为中国的医学发展，点燃了一颗明亮的火种。1932年9月，这所医学院成为独立学院，更名为“国立上海医学院”，简称“上医”，即今天的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上医自创立开始，就有着自身鲜明的特色。颜福庆一贯主张医生以救死扶伤为天职，不能利用职业为自己谋取私利，因而他提倡“公医制”，呼吁医生要为公众谋幸福，为人群服务。1931年3月，在应邀给沪江大学医预生作《现代医学教育的趋势》演讲时，他清楚地提出了这样的表述。

他说：“学医的目的，有很多人以为能多赚钱，我想他跑错路了。因为做一个真实的医生，是赚不动许多钱的……若然有人拿服务人类，为公众利益为目的去学医，这才是最好的。”

“为人群服务”被定为上医的办学宗旨。1936年，颜福庆邀请爱国人士黄炎培将这五个字写入上医院歌的歌词：“人生意义何在乎？为人群服务。服务价值何在乎？为人群灭除病苦。”这样的理念在反复咏唱中，深深铭刻在世代医学生的心中。

“公医制”从建院初期就落实在上医的办学实践。1928年7月，上医组建公共卫生科，院长颜福庆兼任科主任及公共卫生教授。这是国内最早建立的公共卫生学科之一，在当时世界的医学教育界也属于领先行列。同年，他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农村卫生实验区——吴淞卫生公所，作为公共卫生教学实验区。1929年9月，上医与上海市卫生局合作，将吴淞卫生所改为“吴淞卫生模范区”，并规定学生必须到模范区轮转实习公共卫生一个月，使预防医学的思想深入每位上医之心。

苏德隆是受到陶冶的上医学生的杰出代表。1935年，他以当届第一名成绩毕业于上医，获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他没有选择去做报酬丰厚的临床执业医生，而是毅然接受颜福庆的指派，到沪郊去搞农村卫生工作。在他的心目中，临床医生只能治三五种病，救有限的病人；而选择公共卫生能普济众生，救治亿万民众。

他在当时的上海县颛桥乡开办了“农村卫生所”，开辟了上医新的卫生教学基地。一间空房子、一位助产士加一位练习生，就是当时卫生所的全部家当。从此开始，在人生之后的50年里，苏德隆全心投身公共卫生事业。在他的带领下，上医人在抗击血吸虫病等疾病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0世纪中叶，新中国的土地上曾有过一段血吸虫病肆虐的时期。最可怕的时候，上海青浦县的“血疫”之重，达到了“有屋无人住，有田无人种”的骇人地步。

1958年，上医人响应党中央发出的“全党动员、全民动手、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以公共卫生学院苏德隆领衔，先后派出多批精干队伍，跑步赶赴青浦朱家角，迎头打响“送瘟神”的战斗。师生们学习当地文化，与干部群众一起工作，消灭血吸虫的中间宿主钉螺，消灭一块、清理一块、巩固一块，最终赢下这场横跨数十载的“持久战”，千年古镇得以成为如今的文旅胜地。

镌刻在上医人灵魂深处的信念，不随时光流转而消逝。

1928年7月，上医组建公共卫生科，院长颜福庆兼任科主任及公共卫生教授。这是国内最早建立的公共卫生学科之一，在当时世界的医学教育界也属于领先行列。

2020年1月，新冠疫情暴发，武汉告急。白衣执甲，冲锋陷阵，上医人义无反顾。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钟鸣果断取消春节假期，告别家人，背上行囊，第一个踏上去往武汉的列车；随后在最高风险的一线临床岗位全力挽救生命，一去就是两个多月。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的曾玫和夏爱梅等8名医生，成为住院儿童的“大白”妈妈，将哭闹无助的孩子彻夜抱在怀中，透过厚厚的防护面罩，传递出最真挚的爱意。

武汉2020年3月初的一天，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援鄂医疗队27岁的刘凯在护送病人做CT的途中，停下了脚步，和已经住院近一个月的87岁老先生共同沐浴在久违的落日余晖中。这一瞬间被同行的志愿者用镜头记录下来，在武汉疫情最困难阶段刚刚过去、希望之光逐渐壮大的时刻，感动和激励了无数人。

新冠疫情来袭时，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张文宏教授担任上海市新冠肺炎临床救治专家组组长；而17年前，他的老师、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翁心华教授担任上海市防治“非典”专家咨询组组长。上医人在重大公卫事件中的奉献，一路传承。

新冠疫情发生后，上海市重大传染病和生物安全研究院在复旦大学成立，挂牌在上医的一号医学科研楼。这个研究院的名字或许对许多人来说不是很熟悉，但是这个团队在做的事情跟每个人息息相关：疫情防控的背后，凝聚着他们的智慧与心血。一批新药、新治疗技术也在这里孕育。它正为我们面对未来重大传染病和生物安全领域的挑战而做好准备。

“上医治未病，中医治欲病，下医治已病。”这是2000多年前我国的《黄帝内经》里就已阐明的思想。95年来，上医人矢志不渝服务于健康中国事业，在历次重大疾病防控、公共卫生危机应对中挺身而出、迎难而上，为广大公众的生命健康奋斗不息。这让“上医治未病”并不只是文字上的双关，更如实表达了上医人主动选择的使命。

为强国奋斗

2022年夏天，贵州省剑河县的山岭之间，复旦大学附属医院的专家带领着复旦上医在读的年轻学子，为当地的群众送医上门、开展义诊；并且培训当地的医务工作者，为他们带去前沿的理念和技术。这是复旦大学博士生医疗服务团（简称“博医团”）的又一次暑期实践，而这样的服务，已经接力了27年。

27年中，博医团的师生攀登过贡嘎雪山，跨越过科尔沁草原，深入过井冈山、延安等革命老区，只为让偏远地区的群众也能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

“加入博医团是我刚开始在复旦上医求学时就一直有的憧憬。和团里的老师与同学们一起，让我还是一名医学生时，就有走到一线为患者服务的机会。”孙肇星说。她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内科学2020级博士研究生，时任博医团团长。

在剑河县服务的日子里，她见证了许多令人动容的故事。8月8日上午，当地接诊一名骑单车摔倒致股骨颈骨折的14岁患儿。知悉要手术后，父母因为家庭经济条件困难，直接放弃治疗将孩子带回。然而，博医团专家判断认为，如果不及时手术，孩子将终身残疾。他们与当地医院一起，通过教育局努力找到孩子的父母，上门去做工作，最后终于说服了他们，让孩子接受免费医治。8月11日，博医团专家指导当地医院顺利完成对孩子的手术治疗。

“对于我们的老师而言，这可能只是一个很平常的手术；但对这个孩子来说，这次救治会改变他的一生。所以我们一定要尽全力去争取。”孙肇星说。

博医团这次服务地点的选择，有着深刻的历史含义。55年前，上医一批有志青年学子组成“指点江山”医疗队，志愿到国家缺医少药的农村山区，扎根黔东南山区11年，先后转战3个驻点。他们为当地群众防病治病，筹建完善基层医院，为乡村培训了一批赤脚医生、卫生员，通过艰苦奋斗践行他们的“健康中国梦”。

他们服务的地点，正包括剑河县。当年的上医人都是带着户口本离开上海，下定了在西部奋斗一生的决心。如今，他们服务国家、奉献民族的精神，在上医师生中坚定传承。

“前辈们的精神让我深深震撼，而走到一线去服务，更让我坚定了当初选择医学之路的初心。”孙肇星告诉《新民周刊》记者，在暑期实践的基础上，博医团近年来正在拓展活动的内容与形式，包括为上海有需要的社区、企事业单位等提供义诊服务，创作并为公众讲授医学科普课程等。这些努力，都是为了更好地延续“为人群服务、为强国奋斗”的上医精神。

上医人为强国做出的重大奉献与牺牲，在更早就已开始。

1955年3月30日，在援建大西南的背景下，中央决定：当时名为“上海第一医学院”的上医及其附属医院整体迁往重庆。上医人在时任党委书记、院长陈同生的带领下，权衡利弊、听取多方意见，决定在拥护该决议的基础上，战略性地提出“留住上医，援建重医”。提议最终争得中央同意，上医的一半物资设备运往重庆，并动员一半的人员自愿前往，在当地白手起家，建设重庆医学院，即后来的重庆医科大学。

当年，选择扎根在西部这片热土的上医人，包括时任上医副院长、后任重医院长的钱惪。他一留就是50年，再也没有离开，直到生命终结。这位百岁老人临终的遗愿是将自己的骨灰分成三份，一份留在他奉献了50年的重医；一份抛洒在长江，沿着上医人当年来的路，顺流而下；一份留在他医学之路启航的上医。如今，钱惪的英灵，仍安息在上医东一号楼西侧的一处石碑下，带给上医人为国奉献的力量。

如今，重庆医科大学已成为西南地区医学教育的重镇。

除了“花开重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上医还援建了全国的四所医学院。近五年来，上医对口援建的医疗机构达到69家，累计派出医务人员近千人次，建立特色专科164个，在当地开展新技术、新项目近2094个。中山、华山等各大医院，每年都会以国家巡回医疗队等形式开展医疗援助，足迹踏遍新疆、西藏、云南、甘肃、内蒙古等中西部地区、革命老区和深度贫困地区，送医送药，快速带动当地学科、医院的发展。

在我国历次大灾大难中，都有上医人参与医疗救援的身影。上医人还走出国门，为巴基斯坦、摩洛哥和马达加斯加等国家提供了医疗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