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贾玲看崛起的中国女导演

2021年“史上最拥挤”春节档进入尾声，预售10亿元一路领跑的《唐探3》却最终不敌《你好，李焕英》——后者票房已超过50亿元——第一次当导演的贾玲不仅刷新了春节档的票房纪录，还创造了中国女导演的票房新高。

夺冠的理由千万条，真诚第一条。有人说，贾玲在电影里的哭戏根本不是方法派的演法，全都是体验派，每一次哭泣背后都有肝肠寸断的回忆，令观众也深深为之共情。如此撕心裂肺的演法，对身体都可说是不小的伤害，可一不可再。贾玲自己也说，她不是为了当导演而拍《李焕英》，而是为了拍《李焕英》才当导演。从这一点来说，《李焕英》的票房奇迹是无从效仿的。它在中国电影史上是奇花突发，难开并蒂。

在类型片中探索自我表达

在贾玲的50亿之前，最早跻身“10亿票房俱乐部”的中国女导演是薛晓路——她凭借2013年执导的《北京遇上西雅图》和2016年执导的《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两部电影创下了10亿+的票房，更难得的是，这还是一个文艺片系列。

相比贾玲，薛晓路的卖座或许更有广泛意义上的启发：女导演、文艺片不见得等于“票房毒药”，假如商业元素融合得好，和现实题材结合得紧密，一样能获得票房上的成功——这里的商业元素，可以是明星阵容，也可以是电影的类型化。

“北西”系列就是一个典型的“小妞电影”类型（Romantic Comedy），学的是西方的同类型电影，比如《电子情书》《当哈利遇见莎莉》。薛晓路也像是中国的诺拉·埃夫隆（Nora Ephron），自编自导，在浪漫爱情电影里展现出充分的女性自我表达。

在创造票房奇迹之前，薛晓路在学校教书，业余时间为关爱自闭症孩子的慈善团体做了十多年义工——她的处女作《海洋天堂》就将镜头瞄准了自闭症孩子的成长，影片也因此吸引到热衷慈善的李连杰再度出山担任男主角。

即使在看似“无脑”的浪漫爱情喜剧里，薛晓路也没有放弃过自我意识的表达——“北西”第一部关注跨国月子中心问题，第二部更将导演本人对纸书年代的眷恋带回银幕，在秦沛亲手书写的诗句中寻找远去的诗意与人情的厚道，虽然套着“小妞电影”的壳，实则已经接近另一种作者电影。

薛晓路的创作心态也令人赞赏——拍完爆款就膨胀的导演太多了，就算表面上坚持挂着谦卑，骨子里的骄傲也会把自己给架起来，但薛晓路还把自己当普通老百姓——下班了自己去菜市场买菜做饭，知道打车什么时候又多涨了一块钱，也为小区一个星期没热水投诉无果而烦恼……她没有像很多导演一样，一成名，吃穿住行立马升级到另一个阶层，要拍戏的时候，还得临时“下生活”，她就是生活本身。

比薛晓路更早进入大众视野的女导演，还有科班出身的李少红。但是在她求学的年代，电影甚至还和票房没有多大关系。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教她的就是艺术电影、作者电影，讲究个人化的表达。直到毕业时赶上电影改革的年代，李少红才第一次接触到“类型片”。当时，北影厂开始尝试商业片，想指派一些年轻导演来拍，初出茅庐的李少红也被选上了，安排给她的是《银蛇谋杀案》——李少红听完就大哭一场，“太可怕了，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商业片”。但她又特别纠结，怕的是万一拒绝就再也没有拍电影的机会了。

后来田壮壮安慰她：你就拍吧，反正是一个入场券，拍完了以后你就可以是导演了。出于这个目的，她才终于接下了。“当时拍的时候是非常忐忑，我仔细想了一下，我们这四年根本没有学什么叫商业电影，我很怕这个片子拍不好。慢慢地开始集中看好莱坞的电影，然后才了解什么叫商业片，它是那种很模块式的，有一些完全来自于经验和套路。完全不像拍文艺片那么游刃自如，但是这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

那一年，李少红把这部商业片拍得“特别商业”：“商业到《大众电影》举报了我们18处凶残镜头，而且还没通过，当时我都傻了，商业片需要的要素我都拍了：多长时间必须要有一个高潮，情节化是怎么安排的，这些点我都有……”她很疑惑，让拍商业片，怎么拍完又不提倡商业片了？当时《银蛇谋杀案》被拿到电影工作会上作为反面教材来放，可与此同时，影片也吸引了一大波观众，给北影厂创下很高的业绩。

李少红在实战中了解了商业片与艺术片的“大不同”：“一个是按照市场经验的套路，一个是完全要靠个人表达，要体现出个人对世界的理解和世界观的建立。这是完全两种不同的电影。”80年代末90年代初电影刚开始市场化改革的时候，商业片的呼声日渐增高，“入市”成为对电影新的要求，文艺片慢慢被挤到十分边缘的位置。但商业化的类型片对李少红这一代导演来说是陌生的：“为什么我说我们身上没有这些元素？是因为我们的成长过程中间没有很多这方面的元素，另外我们在学电影的时候也没有过多地学这些。我们学电影的时候老师自己都看不起好莱坞电影，不给我们放，也不讲，都是嗤之以鼻。在那种环境下长大的，所以我身上就没有这些元素。”在培养下一代年轻导演时，李少红本来主观地觉得大部分年轻导演会偏向于文艺片，还想着要刻意着重选一些能够成为类型导演的苗子，但是后来发现：“每一年都有很多类型性的导演，而且他们不排斥，因为这就是他们成长的经历。他们也不会觉得我做电影导演我就一定是文艺片导演。”

再往前回溯，比李少红更早家喻户晓的女导演黄蜀芹，因改编王蒙同名小说的影片《青春万岁》（1983）知名，也曾主动探索过商业性的侦探片《超国界行动》（1986）。其后执导的作者电影《人·鬼·情》（1987）又被戴锦华誉为“迄今为止中国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女性电影”：“它是关于表达的，也是关于沉默的;它关乎于一个真实女人的故事与命运，也是对女性——尤其是现代女性历史命运的一个象喻。一个拒绝并试图逃脱女性命运的女人，一个成功的女人——因扮演男人而成功，却终作为一个女人而未能获救。”

《人·鬼·情》之后，黄蜀芹在1993年的电影《画魂》里曾尝试将商业与艺术冶于一炉，她请来巩俐、尔冬升担任男女主角，重塑女画家潘玉良的生平。但最终却自认为这是一次失败的尝试：“是商业片的路子，又想艺术点，这是互相矛盾的，都没有走到极致。要拍商业片就是商业片，要拍文化片就是文化片，没有什么‘兼’，这个要是‘兼’会两败俱伤。”

三代女导演的类型化之路，其实走得各不相同。黄蜀芹一代，商业与艺术泾渭分明，最好互不干扰;李少红一代，两条平行线一开始被市场倒逼着相交，继而又是主观的缝合;到了薛晓路一代这样的困扰已经不再，导演着力最多的反而是如何在商业类型片里想办法表达自我，或者换句话说，在自我表达的同时顾及观众的娱乐需求。

而比他们更年轻的新新女导演们，反而因为市场的充分发展而拥有了“返古”的自由，所谓“返古”，即可以重新根据个人的表达欲望，去选择一部艺术片作为自己的处女作——比如李欣蔓就选择拍摄《亲，爱》，讲述自己出生的80年代哈尔滨往事：“当年哈尔滨生活着20多个国家的人，他们是没有根的，等同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城市移民，文化很多元。”而曾在北京市公安局工作多年的女警曹金玲转行做导演，处女作《莫尔道嘎》也选择讲述她的家乡内蒙古，一个上世纪80年代，一位伐木工人与最后一片原始森林的故事。这个项目曾入选戛纳国际电影节“制片人工作坊”，并通过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创投单元进行孵化。组委会给出的推荐语是：“导演不拘泥于私人经验，而令故事中的个体与自然发生关联;剧情语调冷峻而沧桑，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无奈与悲伤，感人至深。”相比以往，一位新导演的出道方式多了不少，放在以往，处女作就能请到廖庆松担任监制、李屏宾担任摄影指导、杜笃之担任音效指导——都是不可想象的。

中国女导演载誉世界

在国际上取得重要奖项的中国女导演凤毛麟角，而去年获得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终身成就奖的许鞍华正是其中之一。台湾摄影师李屏宾曾笑说：来到香港以后，感觉拍电影和生活都在以几倍速播放。可许鞍华身处商业片气息最盛的香港，却难得地能在各种类型片的尝试中都融入“作者”本人——文艺片如此，抗战片如此，甚至鬼片也如此。

香港北角是许鞍华电影记忆的开始：“从北角走，要经过一段很荒凉的长路，才能到铜锣湾。四五岁的时候看第一部电影，黑白粤语片，似乎是叫《家教》，讲歹毒的后母，对自己的子女严苛，却非常纵容丈夫前妻生的孩子，结果自己的子女长大了很乖，很有成就，前妻子女就如同她预料变得很坏。但终于有一天，自己的儿子为了救异母的兄弟而淹死了。”

1975年从伦敦电影学院毕业回到香港，许鞍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给胡金铨做英文助理，处理胡金铨的往来邮件，帮手《侠女》的英文字幕。没多久又去了TVB做编导。但父亲想她进香港廉政公署ICAC，不但薪水高出TVB四倍，入职两年半以后还有公积金，还能申请住房。许鞍华顺从父命去了，但坚持不到一年又回来了——“我那时是个很不安分的人，整天想拍东西，其他事就没想过。幸好那时人人都觉得拍戏很好玩，甚至没工钱都肯做，人人都很兴奋。”

香港电台电视部从70年代中期开始拍摄一套短剧《狮子山下》，当年执导这部剧的许多导演——徐克、许鞍华、方育平……后来都成了香港电影新浪潮的主力干将。《狮子山下》拍了三集之后，正逢胡树儒、罗开睦投资《空山灵雨》，许鞍华跑去找到导演胡金铨，和他“聊故事”，就这样入了电影行——1979年第一部电影就是成名作：《疯劫》。一件真实的情杀案，到了许鞍华手里，变成“香港第一部自觉地探讨电影的叙事模式、手法和功能的电影”。

她对电影的热忱和执着，也从处女作就开始暴露无遗——拍《疯劫》的时候，需要一个外景，屋主不肯租给剧组，许鞍华单人匹马去问屋主阿伯借，仍然不肯。结果，“有一晚睡不着，十一点多坐小巴，买盒曲奇饼，再去找阿伯，再三央求，他被我吓一跳”，最终还是答应了。这还不算夸张，夸张的是，戏拍完之后，许鞍华还时不时地回那间屋探望阿伯，直至他搬走。

崭露头角以后，她说，也知道应该把握机会，去拍些我很想拍，或者能带给我很多钱的戏。但结果却是——回大陆拍《投奔怒海》。当年，香港导演到内地拍戏是禁忌，一不小心就会失去港台市场。周润发就是因此顾虑辞演了。但许鞍华一意孤行，在海南岛完成了片中的越南戏。这部电影让她第一次荣获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但也因此被人恐吓：没有公司敢和你签约了。“邵氏反而和我签约。当时不知邵氏见人就签，还满心感激，想着知恩图报，而价格就和合约一样，好少。”

多年后许鞍华再回忆当年北上经历，自言其实是受到80年代香港电影转型发展的影响：“新艺城1981、1982年带起新的拍戏制度，变成很企业化，仿效好莱坞的分工模式，制片做制片的事情，导演负责创作，你做剧本他找景，一分工效率就快。但我习惯由头到尾都自己一手包办，没办法，做人总是输给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