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五千年中华文明史的良渚文化

冬日的芦苇荡一片金黄，断断续续地延至良渚古城莫角山土筑台旁。5000年前，这里也生长着这样的芦苇荡，和我们今天看到的一样浩渺震撼。但对那时的良渚人来说，芦苇可不仅是“蒹葭萋萋”的风景，更是重要的生产材料。

良渚古城遗址公园的工作人员告诉《方圆》记者，5000年前的良渚人把芦苇用作建筑材料，大量用于古城土台、水坝等大型工程的建设。

在良渚古城外围的老虎岭水坝的剖面上，可以看到清晰的“草裹泥”结构。5000年前的良渚水坝就是用这些椭圆形的“草裹泥”错缝堆筑而成的，“草裹泥”的内部是泥，外部用芦苇、芦荻、竹子等包裹绑扎而成，其作用与现代修堤防洪用的草袋装土类似。这种技术可给坝体增加数倍的抗拉强度，使其不易崩塌，是良渚文化时期普遍使用的建筑工艺，为良渚古城的修建乃至良渚文化的发展“增添了力量”。

何谓良渚

良渚古城，是良渚文化遗址的核心区域，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良渚文化是距今5300年到4300年，分布在长江三角洲环太湖领域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据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宁远介绍，良渚文化由民国时期的施昕更于1936年首次发现，后来照考古惯例，按发现地点命名为“良渚文化”。此后，良渚文化考古工作断断续续进行了80多年，历经4代考古学家，目前还在进行中。

据最新统计，良渚文化目前已经发现了350多处遗迹，以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良渚、瓶窑镇的良渚古城系列遗址为核心，辐射长江三角洲，范围涉及浙江、江苏、上海、江西、安徽等省市，总面积约36万平方公里。良渚文化以发达的稻作农业为基础，发掘了古城、水坝、居址、墓葬等大量遗址，出土的玉器、漆器、陶器、石器数不胜数。

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从水边的几片碎陶开始

1936年11月，良渚野外的一个干涸池塘里，一名年轻人捡起了几片碎陶片。他是当时的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前身）的职员施昕更，那时他只有25岁。

当时正在野外考察的他觉得这几片黑陶碎片有些“与众不同”。随后经过比较研究，他认为良渚很可能是一个古文化遗址所在地，并向单位作了汇报。

随后，施昕更克服了严酷的战争环境带来的种种困难，凭着严谨的学术态度和一腔爱国热情，用5万字和100多张图片把自己的发现记载下来，形成《良渚》报告。尽管施昕更也认为此次发现非比寻常，但他依然不可能预料到，80多年后，以“他捡拾几片碎陶”为开端的良渚遗址一系列考古发掘，将给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史带来怎样的震撼。

2019年7月6日，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的一声槌响，包括水利系统在内的良渚古城遗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评语说：“良渚古城遗址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并存在社会分化和统一信仰体系的早期区域性国家。”

良渚古城遗址成为中国第一个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也是迄今发现的东亚地区最早的文明遗迹。

更重要的是，中华5000年文明史终以实证而得到国际承认。在此之前，国外学界长期认为中国文明始于商代甲骨文出现时，距今约3000年。据我国史料记载，夏朝建立于4000年前，而良渚文化的兴起和繁盛比夏还要早1000多年。

英国勋爵、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剑桥大学教授、麦克唐纳考古研究院创始院长科林·伦福儒先生是享誉世界的考古专家。他认为，良渚文化之所以十分重要，是因为它把人们之前认为的中国文明源头向前推进了将近1000年。

伦福儒先生曾多次访问良渚，他对良渚文化予以高度肯定。他自称是良渚的仰慕者，对良渚重大价值的学术提炼和国际传播起到重要作用。

良渚的面世，把中国国家文明起源推到了与古埃及、古美索不达米亚一样的程度——几乎同在距今5000年左右，即良渚文化鼎盛时期，世界其他三大古文明也先后进入成熟期：古埃及人在尼罗河畔建造了80座金字塔，苏美尔人建起了中心城市乌鲁克，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以摩亨佐·达罗城为代表。这是个有意思的现象，这几个伟大文明的地理位置恰好都处于北纬30度附近，这条纬线也被称为“神秘的北纬30度”。

“北纬30度这个位置，四季分明，环境、温度、环境比较适合生存，但又不是‘躺平’也能生存的那种，需要人努力奋斗，主动发展自己的农业生产力。”王宁远分析说。

文明判断的标准不是单一的

除了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史外，良渚文化的另一个重要贡献便是推进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在很长的时间里，以“文字、金属、城池”三要素作为文明判断标准的理论，在考古学界占据比较主导的地位。之前，认为中国文明的源头只能追溯到3000年前商代甲骨文出现时的学说，就是以此为判断标准的。

截至目前，良渚文化遗址中尚未发现金属、文字，但良渚的确已经是国家。不过，在良渚博物馆里，我们见到了很多精美的陶器，陶器上刻画着线条、符号、图画。专家认为，这些可以视为文字的起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说，良渚古城成功申遗，不仅让世界重新认识了远古中国，也提供了一项东方文明的判断模式：有国家、王权、大都会、宫殿、社会分化、高等级手工业……

科林·伦福儒说，每个复杂社会都有自己独特的起源，对东西方文明起源上的差别问题不能用单一来源的思想去看，而应该用新的考古学的观点去思考，良渚的起源是独特的。他认为，精美的玉器、有规模的古城、宏大的水利工程，都表明良渚早在5000年前就已是“一个组织度极高的社会或国家形态”。

三城九门的“超级大都市”

漫步良渚古城遗址公园，一眼望去十分广袤，只能见到稻田和芦苇。公园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为了保护遗址，居住在这里的村民已全部搬迁出去，建成了公园，有些地方继续种植水稻。公园最大限度地还原5000多年前稻作农业为基础的生态方式。

公园所在地就是良渚古城的内城，良渚内城东西长1600米至1700米，南北长1800米至1900米，面积约300万平方米，约有4个故宫那么大。从内城向外，被面积600多万平方米的良渚外城所环绕。

内城土地十分平整，工作人员介绍说，良渚内城地面是人工筑成的。内城中心可见一个土台，这就是古城最中心的莫角山宫殿区。它呈长方形覆斗状，高约10米，面积约30万平方米，东西长约630米，南北长约450米。宫殿区依托一座西高东低的小山堆土修建而成，也正因为如此，宫殿区东部土层最厚的约有十一二米，西面就只有两三米厚。莫角山土台上又有3个小台子，被命名为大莫角山、小莫角山、乌龟山，小土台上面有很多柱坑，是当年建筑的痕迹。莫角山上另有数十座房屋，还有一个面积约70万平方米的广场。

“广场在小台子之间，用一层沙一层土的方式夯筑起来的，最多的达到13层，50到80厘米厚，工艺复杂，非常考究。”王宁远说，从功能来说，沙场广场可能是用于举行仪式的。

莫角山宫殿区、内城和外城三重城都近似方形，因此良渚古城整体呈三重向心式布局，形成类似后世都城的宫城、皇城、城郭的结构体系，布局对称，甚至拥有南北中轴线。良渚古城布局显示出明显的社会等级秩序，体现出以中为尊、以高为尊的思想和礼制，和后来的传统思想具有一致性。

良渚内城的墙平均高4米至5米，底部平均宽度40米至60米，顶部宽度20米至30米，城墙顶部有建筑痕迹，这样的城墙显然并不适合防御，更多的是用于社会等级区分。城墙的内外都有5米至80米宽的护城河，城墙有9门，包括8个水门1个陆门。唯一的陆门是南门，正在古城的中轴线上。

王宁远说，良渚城市的布局和形制，应该是经过测量与统一规划，完全可以媲美后代的大都市。据估算，良渚古城及近郊大约居住着3万人口，在那个时期，这妥妥就是“超级国际大都市”。

但良渚古城又是一个“水城”，它有8个水门，城内外皆有很多河道，当时的良渚只怕和今天的乌镇、威尼斯有的一比。发达的水系不仅给城市提供了水源和灌溉，也形成了强大的运输网。

“良渚城建和工程需要大量木材等原材料，都是通过水路进行运输的。”王宁远说。

另一方面，良渚古城三面环山，地势低洼，江南多水，如何防洪也是个大问题。

世界最早的拦洪水坝系统

2019年，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良渚古城遗址包含了11条水坝，这11条水坝当时被认定为是迄今所知世界最早的拦洪水坝系统，也是我国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其修建时间比大禹还早了1000年。

这些水坝集中在良渚古城的西部和北部，与古城北部的塘山大堤相连，构成一个由高、低两级坝组成，面积约13平方多公里，蓄水量约4635立方米，相当于3个西湖的水利系统，拦洪蓄水引流成河，承担着平衡旱涝、运输、灌溉等多种用途，护卫着良渚古城，与城内外舟楫相通。

良渚古城水利工程首次对外发布是在2015年，王宁远研究员是水坝的主要发现人。王宁远说，实际上，良渚遗址水坝远不止这11条。

“在良渚古城遗址，塘山以北的良渚外围新发现近20条水坝，部分已经完成测年，其修建年代跟过去发掘的11条是完全一样的。”2023年12月9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五阶段发布最新成果，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执行专家组双组长之一、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张弛正式宣布良渚水坝的新发现。

“我们发现在遗址近百平方公里内的几乎每个山口，都有水坝遗迹。”王宁远说，新发现水坝与申遗时公布的11条水坝共同构成了良渚古城的整套外围水利系统。只是目前，考古人员暂且勾勒出了这套水利系统的框架，各工程如何独立或配合运作，还需进一步研究。这些水坝中有四五处，至今仍在使用，就“跟5000年前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