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那一幕，让世界变得更好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中国将隆重纪念这一历史性事件。我们将继续积极推动中国同联合国合作迈向新台阶，为联合国崇高事业不断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今年9月2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题为《坚定信心 共克时艰 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的重要讲话时，如此说道。

回首50年前的金秋，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的提案。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立即发出邀请——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派代表团参加联合国大会。

此时的世界格局，正发生着微妙的变化。这一变化，是二战结束，特别是冷战开始之后从未有过的。在北京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消息的，不仅有中国领导人，还有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基辛格。此时的他，正要结束在北京的访问，返回美国。

毫无疑问，基辛格挥手告别的是一个时代。同时，他的挥手，有一种他日再见的意思表示。

尽管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没有外交关系，可在短短的四个月内，基辛格已经两次来到北京。比起7月从伊斯兰堡乘坐巴基斯坦民航的波音707飞机秘密到北京来，10月基辛格的中国行，是公开行程的。

刚到北京，基辛格就对中国领导人说：“美国将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席位，但美国不同意在联合国驱逐台湾当局的行动。”基辛格的话，听起来对北京颇为友好，可实际上包含着美国制造“两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的祸心。

毛泽东主席当面回复基辛格：“我们不上‘两个中国’的贼船，不管是喜鹊叫还是乌鸦叫，我们今年都不进联合国！”

北京时间1971年10月26日上午，亦即美国东部时间25日晚，在钓鱼台国宾馆与基辛格话别时，周恩来总理如此对基辛格说：“博士，欢迎你很快回来共享会谈的愉快！”此时，中方已经知道了从联合国传来的好消息，而基辛格还蒙在鼓里。

基辛格回道：“我希望，我不用很久就有此机会。”说这话时，他看上去依然踌躇满志。送机的乔冠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并没有向基辛格透露什么，而只是问了句：“您认为今年中国能恢复联合国的席位吗？” 基辛格回答说：“大概得再等一年，等尼克松总统访华以后应该差不多”。乔冠华仰天大笑说：“我看不见得！”

到了机场，当面对记者提问——对联大表决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怎么看时，基辛格并没有正面回复，而是强作镇定，以看似轻快的步伐登上舷梯，到机舱口来了个礼节性的转身，挥手告别。

毫无疑问，基辛格挥手告别的是一个时代。同时，他的挥手，有一种他日再见的意思表示。

不容忽视的一极

在基辛格1971年7月9日秘密访华前3天，尼克松在美国堪萨斯城假日酒店就世界经济问题发表讲话，其中说道：“我们曾经是世界第一……但这是若干年前的事情了。当我们展望5年后、10年后，或许是15年后的世界，我们会看到五个强大的超级经济力量，他们是——美国、西欧、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当然还有日本。”这是美国总统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称谓。

当时的世界，正处于冷战时期危机四起的时候。尼克松堪萨斯讲话的背景，是美国正经历第七次美元危机。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沼。更令美国人头疼的是经济问题。二战之后确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在瓦解。8月15日，尼克松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停止履行外国政府或中央银行可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的义务。某种程度上，这体现了美国对其盟国小伙伴的背信弃义。但美国如果不这么做，后果更不堪想象——如果美元不与黄金脱钩，但凡盟友向美国挤兑黄金，美国大概率会破产。

为了扭转美国的颓势，尼克松指挥基辛格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将美元与石油挂钩，二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接触。但当时，美国方面仍没有脱离二战以来那种颐指气使的态度，特别是处理对华关系方面，美国仍想高高在上。

实事求是地说，所谓联合国，作为二战之后成立的由主权国家组成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在其成立初期，美国是起到了不小的作用的。

联合国的前身是“国际联盟”，简称国联。1919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年1月28日，在巴黎和会中，通过了建立国联的草案。在当时的世界两大巨头——英、法的操纵下，由时任美国总统托马斯·威尔逊牵头，起草了《国际联盟盟约》。1920年1月10日，《凡尔赛条约》正式生效，国联亦宣告成立。可就在威尔逊因促成国联成立而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同时，美国参议院却一点儿也不给刚刚卸任的威尔逊面子，拒绝批准《凡尔赛条约》和《国际联盟盟约》，亦即美国拒绝加入国联。早在1900年左右，美国就成为了世界第一经济体。可哪怕经历了主战场在欧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参战的欧洲国家无论输赢多多少少实力有所下降，而美国的实力相对来说继续增强，这种情况下，美国依然无法主导国联，于是索性退出。

从一战结束，到二战开打，对于中国来说，亦见多了常任理事国为英、法、意、日的国联的种种嘴脸。譬如连当时的美国都看不下去的将德国在青岛权益转给日本，而非转给拥有青岛主权的一战战胜国中国;譬如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可国联对此却扮演了极其尴尬的角色。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国联在当时的中国政府请求下，派出了英国人李顿率领的“国联调查团”，到中国东北调查“九一八”事变的前因后果。1932年10月，国联向世界各国公布了李顿调查团提交的长达270余页、共10章的调查报告。前8章是调查结论，从法理层面澄清了是非，指出日本在东北的军事行动是一种有预谋的侵略。其主要内容有三——第一，“九一八”事变中，日军行动“不能视为合法自卫之办法”，其有“精密预备的计划”;第二，“满洲国”为日本扶植成立，其政权“不能认为由真正及自然之独立运动所产生”;第三，承认东北三省领土及主权归中国所有。看起来，李顿所率“国联调查团”的调查报告详实可靠，可其第9章、第10章给出的解决办法却荒腔走板——报告不主张让东北恢复原状，而是建议设立一个“自治政府”，包括“相当数额之外国顾问，其中日本人应占一重要比例”;“中日军队全部撤出东北，改由两国宪警维护治安”等。当时，代表中国政府在国联进行交涉的外交官顾维钧即称，李顿报告“前八章事实叙述，看来是正确地反映了满洲的形势，但最后两章则似乎很难受既成事实的影响”。问题是，即便如此显失公允的报告，当时的日本政府仍不满足，其发言人称：“该报告书对日本不公正之处甚多，但对华不公正之处则绝无。”1933年3月，日本派出代表松冈洋右，跑到日内瓦宣布日本退出国联。

无论在亚洲，还是在欧洲，国联都没能阻止世界大战的发生。这对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国联来说，是偌大的失败。

1946年4月，国联宣告彻底解散，财产和档案全部移交给联合国。

从1865年成立国际电报联盟，到1874年成立万国邮政联盟，再到1899年国际和平会议在荷兰海牙召开，人类在走向全球化的过程中，也在找寻和平解决危机和防止战争发生的办法。然而，无论是诞生于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还是诞生于一战之后的国联，都无法阻止世界大战的发生。与国联相比，自联合国诞生后，世界大战还真没有发生过。这到底是联合国本身有很大能力，还是人类社会找到了遏制世界大战爆发的恐怖平衡呢？应该说，两者兼而有之。

对比国联是在一战之后于巴黎和会期间筹建，联合国的诞生则是在二战期间，由英国、美国、苏联、中国等26个反法西斯同盟国共同发起。1942年1月1日，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26国代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尽管《联合国家宣言》脱胎于26国对1941年8月14日美、英所公布的《大西洋宪章》的赞成，甚至“联合国”这一名称也是来自于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所提议，可联合国在成立之初，已经并非由美英单方面主导。

自19世纪以来，积贫积弱，饱受帝国主义欺凌的中国，凭什么可以跻身“四强”行列，与美、英、苏平起平坐架构新的国际秩序？

苏联显然是鼎力支持联合国成立的一方，而中国的力量在当时也已经不容忽视。1943年10月，苏联、美国、英国、中国的代表在莫斯科签署宣言，号召尽早建立一个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国际机构。

自19世纪以来，积贫积弱，饱受帝国主义欺凌的中国，凭什么可以跻身“四强”行列，与美、英、苏平起平坐架构新的国际秩序？这一点，当时在中国国内和国际上，都引来一些人的疑问。譬如在国际上——英国首相丘吉尔就对中国能有如此高的国际地位表示不满;而苏联领导人斯大林亦称，当时苏联在欧洲战场与德国法西斯作战，而并未向日本宣战，苏联、中国当时没有共同敌人，没有必要坐在一起共商大计。这也导致了苏、美、英、中在莫斯科签署宣言之后两个月，德黑兰会议只有美、英、苏三国参加。在1943年12月1日的午餐会上，美、英、苏更是直接谈起如何分配中国领土的问题。丘吉尔主动向斯大林提出，“英国现在不反对俄国得到不冻港的通道”，并“希望将来在世界上一切海域看到俄国的舰队和商船队”。斯大林问，英国“在远东能够为俄国人做些什么”。罗斯福接着说：“自由港的主张也可以适用于远东”“大连就有这种可能性”。这时斯大林还有所迟疑，表示他“不认为中国人会喜欢这样的计划。”罗斯福在没有中国领导人在场的情况下代为许诺：“他们会喜欢在国际保证下的自由港的主张。”

尽管依然遇到了犹似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帝国主义出卖的局面，但二战后期的中国，确实也令列强感受到了不可战胜的力量。譬如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整整十年，中国是在独立抗战。中国抗战前期，美国还在不断地向日本售卖石油、钢铁等战略物资。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特别是美国将军麦克阿瑟率领的部队在菲律宾被日军打得抱头鼠窜，美国才认识到中国抗战对于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巨大意义。其中，包括美国在内，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也有较为清晰的认识。

在1945年4月的旧金山会议之前，美国总统罗斯福致函蒋介石，希望中国代表团能容纳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蒋不得不同意。中共中央经过周密研究，决定派德高望重的董必武同志作为中国解放区代表，参加代表团赴旧金山参加联合国制宪会议。1945年6月25日，旧金山会议与会代表通过《联合国宪章》。董必武以中国第五位代表的身份，庄严地代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解放区人民、也是代表全体中国人民，用毛笔在《联合国宪章》上签上了“董必武”三个刚劲有力的楷体字。这一载入史册的镜头，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代表中国，参与了联合国的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