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特立独行的北宋男人,王安石

作者: 孔冰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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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省抚州市)人。中国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

孤帆锁白链,社稷臣子心。

梦阑时,酒醒后,思量着。

欢乐欲与少年期,人生百年常苦迟。

白头富贵何所用,气力但为忧勤衰。

愿为五陵轻薄儿,生在贞观开元时。

斗鸡走犬过一生,天地安危两不知。

北宋江宁府(今江苏南京)城东门和钟山的正中间,有一个名叫白塘的荒僻地段。

神宗熙宁九年(1076),他在这里修盖了几间房屋,种植了一些树木,稍稍整理成“家”的样子。

住所被称为“半山园”,却并不宏伟壮观,仅供遮风挡雨之用;没有垣墙,没有邻居。

以北不远处,则是一个土骨堆,相传是东晋谢安的故宅遗址,唤作“谢公墩”。他经常跑去游憩,在那里,摩挲着满生苍苔的石头,想象着昔年谢安的功业与遗憾,流连忘返。

当此情景,也许,他会禁不住吟起自己曾写过的《凤凰山》来:

欢乐欲与少年期,人生百年常苦迟。

白头富贵何所用,气力但为忧勤衰。

愿为五陵轻薄儿,生在贞观开元时。

斗鸡走犬过一生,天地安危两不知。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国朝积贫积弱,臣子夙夜难眠。何以解忧?不在杜康,唯有变法!

然,前路不可测,阻碍又重重。一人逆流而上,举步维艰,力倦神疲。还不如当一个五陵轻薄儿郎,斗鸡走犬,哪管天地兴亡。

而他终归无法放手。怎么可能“安危两不知”?“安危两不知”的下场,是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

泣血蝇虫笑苍天,孤帆叠影锁白链。江山社稷总挂怀,长驱鬼魅不休战。

他毕竟是王安石。

单就《凤凰山》这一首诗,已足以说明作者的抱负、愁虑,以及才情。你记得安石是政治家、改革家,其实他亦是思想家、文学家。就好像你记得程颐是哲学家,司马光是史学家,苏轼一壁“大江东去”(词人)一壁“嗜羊炙味”(吃货),其实以上诸君皆系“斜杠青年”,“一专多能”,且彼此关系密切。

而关于特立独行的安石的故事,我们需要从一千年前细细说起。

你记得安石是政治家、改革家,其实他亦是思想家、文学家。就好像你记得程颐是哲学家,司马光是史学家,苏轼一壁“大江东去”(词人)一壁“嗜羊炙味”(吃货),其实以上诸君皆系“斜杠青年”,“一专多能”,且彼此关系密切。

独上层楼

宋真宗天禧五年辛酉十一月十三日辰时(1021年12月18日),在江南西路抚州临川县内(今江西抚州),王安石降生了。

《清江县古迹志》转引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维崧堂在府治内。宋天禧中,王益为临江军判官,其子安石生于此,后人因名其堂曰维崧。”

据邓广铭(1907年3月16日—1998年1月10日,20世纪中国宋史研究的主要开创者和奠基人)《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一书,小王的父亲王益,在地方上做了几任知县和知州,凡所到之处,尽力做一些除暴安良、兴利去弊的事,因而全都有治绩,去职后也都有遗爱。做官,王益“一以恩信治之,尝历岁不笞一人”;做父亲,同样“未尝怒笞子弟。每置酒从容为陈孝悌仁义之本,古今存亡治乱之所以然,甚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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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邓广铭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出版。邓广铭自上世纪50年代始,历经半个世纪之久,曾倾注了巨大心力,四写王安石。

安石的母亲姓吴,“好学强记,老而不倦。其取舍是非,有人所不能及者”。她的母亲黄氏,也就是安石的外祖母,亦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兼喜阴阳术数之学,故吴夫人“亦通于其说”。难得的是,她不仅聪慧,也很贤惠——吴夫人是王益的继室,安石、安国、安世、安礼、安上是她亲生的,前房所出则为安仁、安道二人;而吴夫人对仁、道的爱抚,反而超过了石、国等。

基因优秀,家风熏陶。随父宦游各地,天资非凡、手不释卷的安石,不出意料地长成了大宋好儿郎。

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王安石入京,与曾巩以文会友。曾巩向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推荐安石的文章,获得赞赏。

宝元二年(1039),王安石的父亲王益卒于江宁府通判任上。其后的三年,安石留在江宁府,与家人共同守丧。

他曾经恃才傲物,吟风弄月:

此时少壮自负恃,意气与日争光辉。

乘闲弄笔戏春色,脱略不省旁人讥。

坐欲持此博轩冕,肯言孔孟犹寒饥。

两子从亲走京国,浮尘坌亦缁人衣。

但终究蓦地醒悟,专心钻研学术,期望在史册上或可留有一席之地:

明年亲作建昌吏,四月挽船江上矶。

端居感慨忽自悟,青天闪烁无停晖。

男儿少壮不树立,挟此穷老将安归?

吟哦图书谢庆吊,坐室寂寞生伊威。

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

旻天一朝畀以祸,先子泯没予谁依!

精神流离肝肺绝,眦血被面无时晞。

母兄呱呱泣相守,三年厌食钟山薇。

庆历二年(1042),王安石赴开封参加进士的考试。王铚的《默记》称,安石本来该当是状元的,却因赋中有“孺子其朋”一语,口气狂妄,惹恼了皇帝赵祯,降为第四名。进士及第后,安石被委派给知扬州的地方长官做幕僚。

庆历七年(1047),他改任明州鄞县(今浙江宁波)的知县。在任近三年光景,他兴修水利,关心农业生产,初显政绩。

皇祐三年(1051),上任舒州(今安徽潜山)通判,勤政爱民,治绩斐然。宰相文彦博以王安石恬淡名利、遵纪守道向仁宗举荐,请求朝廷褒奖以励风俗,安石却以不想激起越级提拔之风为由拒绝。欧阳修举荐为谏官,安石又以祖母年高推辞。修再以安石须俸禄养家为由,任命他为群牧判官。不久,安石出任常州知州,得与周敦颐相知,声誉日隆。

嘉祐三年(1058),王安石调为三司度支判官。其实,他宁可做州郡的长官干实事,而不太情愿跻身于朝列。勉强就任后,结合自己多年来仕宦为吏的经验教训,以及对国朝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军事等各方面积累的问题的思考,安石酝酿出一篇长达万字的《言事书》,进献给已在位三十多年的仁宗。

《言事书》流布于世后,皇帝并不重视文章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而安石日渐按不下“要改革”的念头。他参与了是否续行榷茶法的讨论,参与了相度牧马监变革问题的讨论。嘉祐五年(1060),户部员外郎吕冲之编成北宋开国以来历任三司度支副使的名录,刻石而镌之于度支副使厅的墙壁上,要求安石写一篇《题名记》,遂提笔属文,畅论理财为治国先务。

工作闲暇之余,安石亦不忘发发思古幽情,作《明妃曲》二首。“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汉恩自浅胡恩深,人生乐在相知心。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在汴京的诗友欧阳修、刘敞、司马光、梅尧臣,则相继写了和章。

嘉祐五年十一月下旬,宋廷命司马光、王安石同修《起居注》。安石五辞之后仍不肯受命,甚至还幼稚地逃到厕所,自欺欺人“这样我就接不到诏令了”(没用,閤门吏干脆把诏令直接放他办公桌上)。不过,在上了七次奏章也推不掉这个任务之后,安石乖乖“认输”。不久,“径迁”为知制诰。

到嘉祐七年(1062)的秋季,他又被临时差派去纠察在京刑狱,并立即对开封府尹已经判决的一桩案件进行反驳,后该案提交上级机关裁决,维持原判。安石不服,被调任为同勾当三班院。

嘉祐八年(1063),仁宗逝世。当年八月,王安石的母亲吴夫人也去世了。去官,奉母柩归葬金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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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清平乐》里的宋仁宗赵桢。

独立风口

宋英宗在位不满四年,于治平四年(1067)正月驾崩。其子赵顼以十九岁的弱冠之龄即皇帝位,是为宋神宗。

这个年轻人的性格,与父、祖辈截然不同。他认为自己是要经略一番大事业的,曾多次对臣僚说:“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又说“国之要者,理财为先,人才为本”。

中央财政困乏,边关群狼环伺,大宋缺的,是一柄新发于硎的利剑。

赵顼居东宫期内,记室参军韩维便经常向他称道王安石的学问和为人,使他印象深刻。熙宁元年(1068)四月,安石越次入对,第一次得与神宗对面长谈;随后,进《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征服了气血方刚的皇帝。

神宗觉得,锋芒毕露的王安石,正是希望所在。其大刀阔斧的方案、斩钉截铁的态度,非常符合自己的胃口。于是,在皇帝的鼎力支持下,熙宁二年(1069)二月,安石出任参知政事(副相),标志着其“得君行道”、轰轰烈烈推行变法的发轫。

他首先倡设“制置三司条例司”,根本目的是方便独行其是,最大限度扩张变法派的权力。如此迫不及待,须怪不得安石——变法之初,宰相班子合称“生老病死苦”。生指安石本人,锐意新法,生气勃勃;老指右相曾公亮,年纪大了,首鼠两端;病指左相富弼,不满新法,称病不出;死指参知政事唐介,也反对新法,但不到两个月就去世了;苦指参知政事赵抃,每见新法出台,便不停称苦。总之,待“老病死苦”一轮折腾下来,变法主张很可能在“三省议定”环节就直接搁浅,从而送不到神宗那里了。因此,制置三司条例司不仅是整理财政的机构,亦为主持变法的总枢纽,能确保安石不受拘束,乾纲独断。

熙宁二年四月,遣人察诸路农田、水利、赋役;七月,立均输法。此后短短两三年工夫,青苗法、募役法、保甲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免行法、农田水利法、裁兵法、将兵法、保马法、军器监法、三舍法等接连问世,涉及经济、军事和科举三大领域,内容相当广泛,旨在富国、强兵、摧制豪强兼并。

王安石彻底启动了他那驾权力的战车。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很快,反对的声浪,亦愈演愈烈。

说到底,富国强兵的一个关键字,是“钱”。合理地增加收入,乃君相推行新法之本意。奈何奉行的官吏,或因私欲、或受鞭挞,唯利是图、变本加厉,竟使新法渐成恶法,贻害匪浅。百姓税负已然甚重——熙宁时全国的岁入,比唐代高出二三十倍,却哪里还能再帮官家“变”出额外的千缗万缗钱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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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认为,郭熙的名作《早春图》其实充满了政治性。它是对新政成功的典雅隐喻,是对神宗和王安石所带来的新时代曙光的礼赞。

旧臣忿忿,火力全开。小时候砸缸、眼下只想敲裂“顽石”的司马光表示,“天地所生,财货万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新法无异于设法争民,其害甚于加赋。熙宁三年(1070)二月,司马光更以“不通财务”、“不习军旅”为由,坚决推辞枢密副使一职,并自请离京。熙宁四年(1071)四月,翰林学士范镇因直言王安石“进拒谏之计”“用残民之术”遭罢官,见状,司马光上疏鸣不平,后退居洛阳,宁愿继续编撰《资治通鉴》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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