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特立独行的北宋男人，王安石

孤帆锁白链，社稷臣子心。

梦阑时，酒醒后，思量着。

欢乐欲与少年期，人生百年常苦迟。

白头富贵何所用，气力但为忧勤衰。

愿为五陵轻薄儿，生在贞观开元时。

斗鸡走犬过一生，天地安危两不知。

北宋江宁府（今江苏南京）城东门和钟山的正中间，有一个名叫白塘的荒僻地段。

神宗熙宁九年（1076），他在这里修盖了几间房屋，种植了一些树木，稍稍整理成“家”的样子。

住所被称为“半山园”，却并不宏伟壮观，仅供遮风挡雨之用;没有垣墙，没有邻居。

以北不远处，则是一个土骨堆，相传是东晋谢安的故宅遗址，唤作“谢公墩”。他经常跑去游憩，在那里，摩挲着满生苍苔的石头，想象着昔年谢安的功业与遗憾，流连忘返。

当此情景，也许，他会禁不住吟起自己曾写过的《凤凰山》来：

欢乐欲与少年期，人生百年常苦迟。

白头富贵何所用，气力但为忧勤衰。

愿为五陵轻薄儿，生在贞观开元时。

斗鸡走犬过一生，天地安危两不知。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国朝积贫积弱，臣子夙夜难眠。何以解忧？不在杜康，唯有变法！

然，前路不可测，阻碍又重重。一人逆流而上，举步维艰，力倦神疲。还不如当一个五陵轻薄儿郎，斗鸡走犬，哪管天地兴亡。

而他终归无法放手。怎么可能“安危两不知”？“安危两不知”的下场，是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

泣血蝇虫笑苍天，孤帆叠影锁白链。江山社稷总挂怀，长驱鬼魅不休战。

他毕竟是王安石。

单就《凤凰山》这一首诗，已足以说明作者的抱负、愁虑，以及才情。你记得安石是政治家、改革家，其实他亦是思想家、文学家。就好像你记得程颐是哲学家，司马光是史学家，苏轼一壁“大江东去”（词人）一壁“嗜羊炙味”（吃货），其实以上诸君皆系“斜杠青年”，“一专多能”，且彼此关系密切。

而关于特立独行的安石的故事，我们需要从一千年前细细说起。

你记得安石是政治家、改革家，其实他亦是思想家、文学家。就好像你记得程颐是哲学家，司马光是史学家，苏轼一壁“大江东去”（词人）一壁“嗜羊炙味”（吃货），其实以上诸君皆系“斜杠青年”，“一专多能”，且彼此关系密切。

独上层楼

宋真宗天禧五年辛酉十一月十三日辰时（1021年12月18日），在江南西路抚州临川县内（今江西抚州），王安石降生了。

《清江县古迹志》转引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维崧堂在府治内。宋天禧中，王益为临江军判官，其子安石生于此，后人因名其堂曰维崧。”

据邓广铭（1907年3月16日—1998年1月10日，20世纪中国宋史研究的主要开创者和奠基人）《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一书，小王的父亲王益，在地方上做了几任知县和知州，凡所到之处，尽力做一些除暴安良、兴利去弊的事，因而全都有治绩，去职后也都有遗爱。做官，王益“一以恩信治之，尝历岁不笞一人”;做父亲，同样“未尝怒笞子弟。每置酒从容为陈孝悌仁义之本，古今存亡治乱之所以然，甚适”。

安石的母亲姓吴，“好学强记，老而不倦。其取舍是非，有人所不能及者”。她的母亲黄氏，也就是安石的外祖母，亦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兼喜阴阳术数之学，故吴夫人“亦通于其说”。难得的是，她不仅聪慧，也很贤惠——吴夫人是王益的继室，安石、安国、安世、安礼、安上是她亲生的，前房所出则为安仁、安道二人;而吴夫人对仁、道的爱抚，反而超过了石、国等。

基因优秀，家风熏陶。随父宦游各地，天资非凡、手不释卷的安石，不出意料地长成了大宋好儿郎。

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王安石入京，与曾巩以文会友。曾巩向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推荐安石的文章，获得赞赏。

宝元二年（1039），王安石的父亲王益卒于江宁府通判任上。其后的三年，安石留在江宁府，与家人共同守丧。

他曾经恃才傲物，吟风弄月：

此时少壮自负恃，意气与日争光辉。

乘闲弄笔戏春色，脱略不省旁人讥。

坐欲持此博轩冕，肯言孔孟犹寒饥。

两子从亲走京国，浮尘坌亦缁人衣。

但终究蓦地醒悟，专心钻研学术，期望在史册上或可留有一席之地：

明年亲作建昌吏，四月挽船江上矶。

端居感慨忽自悟，青天闪烁无停晖。

男儿少壮不树立，挟此穷老将安归？

吟哦图书谢庆吊，坐室寂寞生伊威。

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

旻天一朝畀以祸，先子泯没予谁依！

精神流离肝肺绝，眦血被面无时晞。

母兄呱呱泣相守，三年厌食钟山薇。

庆历二年（1042），王安石赴开封参加进士的考试。王铚的《默记》称，安石本来该当是状元的，却因赋中有“孺子其朋”一语，口气狂妄，惹恼了皇帝赵祯，降为第四名。进士及第后，安石被委派给知扬州的地方长官做幕僚。

庆历七年（1047），他改任明州鄞县（今浙江宁波）的知县。在任近三年光景，他兴修水利，关心农业生产，初显政绩。

皇祐三年（1051），上任舒州（今安徽潜山）通判，勤政爱民，治绩斐然。宰相文彦博以王安石恬淡名利、遵纪守道向仁宗举荐，请求朝廷褒奖以励风俗，安石却以不想激起越级提拔之风为由拒绝。欧阳修举荐为谏官，安石又以祖母年高推辞。修再以安石须俸禄养家为由，任命他为群牧判官。不久，安石出任常州知州，得与周敦颐相知，声誉日隆。

嘉祐三年（1058），王安石调为三司度支判官。其实，他宁可做州郡的长官干实事，而不太情愿跻身于朝列。勉强就任后，结合自己多年来仕宦为吏的经验教训，以及对国朝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军事等各方面积累的问题的思考，安石酝酿出一篇长达万字的《言事书》，进献给已在位三十多年的仁宗。

《言事书》流布于世后，皇帝并不重视文章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而安石日渐按不下“要改革”的念头。他参与了是否续行榷茶法的讨论，参与了相度牧马监变革问题的讨论。嘉祐五年（1060），户部员外郎吕冲之编成北宋开国以来历任三司度支副使的名录，刻石而镌之于度支副使厅的墙壁上，要求安石写一篇《题名记》，遂提笔属文，畅论理财为治国先务。

工作闲暇之余，安石亦不忘发发思古幽情，作《明妃曲》二首。“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汉恩自浅胡恩深，人生乐在相知心。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在汴京的诗友欧阳修、刘敞、司马光、梅尧臣，则相继写了和章。

嘉祐五年十一月下旬，宋廷命司马光、王安石同修《起居注》。安石五辞之后仍不肯受命，甚至还幼稚地逃到厕所，自欺欺人“这样我就接不到诏令了”（没用，閤门吏干脆把诏令直接放他办公桌上）。不过，在上了七次奏章也推不掉这个任务之后，安石乖乖“认输”。不久，“径迁”为知制诰。

到嘉祐七年（1062）的秋季，他又被临时差派去纠察在京刑狱，并立即对开封府尹已经判决的一桩案件进行反驳，后该案提交上级机关裁决，维持原判。安石不服，被调任为同勾当三班院。

嘉祐八年（1063），仁宗逝世。当年八月，王安石的母亲吴夫人也去世了。去官，奉母柩归葬金陵。

独立风口

宋英宗在位不满四年，于治平四年（1067）正月驾崩。其子赵顼以十九岁的弱冠之龄即皇帝位，是为宋神宗。

这个年轻人的性格，与父、祖辈截然不同。他认为自己是要经略一番大事业的，曾多次对臣僚说：“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又说“国之要者，理财为先，人才为本”。

中央财政困乏，边关群狼环伺，大宋缺的，是一柄新发于硎的利剑。

赵顼居东宫期内，记室参军韩维便经常向他称道王安石的学问和为人，使他印象深刻。熙宁元年（1068）四月，安石越次入对，第一次得与神宗对面长谈;随后，进《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征服了气血方刚的皇帝。

神宗觉得，锋芒毕露的王安石，正是希望所在。其大刀阔斧的方案、斩钉截铁的态度，非常符合自己的胃口。于是，在皇帝的鼎力支持下，熙宁二年（1069）二月，安石出任参知政事（副相），标志着其“得君行道”、轰轰烈烈推行变法的发轫。

他首先倡设“制置三司条例司”，根本目的是方便独行其是，最大限度扩张变法派的权力。如此迫不及待，须怪不得安石——变法之初，宰相班子合称“生老病死苦”。生指安石本人，锐意新法，生气勃勃;老指右相曾公亮，年纪大了，首鼠两端;病指左相富弼，不满新法，称病不出;死指参知政事唐介，也反对新法，但不到两个月就去世了;苦指参知政事赵抃，每见新法出台，便不停称苦。总之，待“老病死苦”一轮折腾下来，变法主张很可能在“三省议定”环节就直接搁浅，从而送不到神宗那里了。因此，制置三司条例司不仅是整理财政的机构，亦为主持变法的总枢纽，能确保安石不受拘束，乾纲独断。

熙宁二年四月，遣人察诸路农田、水利、赋役;七月，立均输法。此后短短两三年工夫，青苗法、募役法、保甲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免行法、农田水利法、裁兵法、将兵法、保马法、军器监法、三舍法等接连问世，涉及经济、军事和科举三大领域，内容相当广泛，旨在富国、强兵、摧制豪强兼并。

王安石彻底启动了他那驾权力的战车。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很快，反对的声浪，亦愈演愈烈。

说到底，富国强兵的一个关键字，是“钱”。合理地增加收入，乃君相推行新法之本意。奈何奉行的官吏，或因私欲、或受鞭挞，唯利是图、变本加厉，竟使新法渐成恶法，贻害匪浅。百姓税负已然甚重——熙宁时全国的岁入，比唐代高出二三十倍，却哪里还能再帮官家“变”出额外的千缗万缗钱来呢？

旧臣忿忿，火力全开。小时候砸缸、眼下只想敲裂“顽石”的司马光表示，“天地所生，财货万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新法无异于设法争民，其害甚于加赋。熙宁三年（1070）二月，司马光更以“不通财务”、“不习军旅”为由，坚决推辞枢密副使一职，并自请离京。熙宁四年（1071）四月，翰林学士范镇因直言王安石“进拒谏之计”“用残民之术”遭罢官，见状，司马光上疏鸣不平，后退居洛阳，宁愿继续编撰《资治通鉴》十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