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银器：万⾥丝路与何家村窖藏
西安何家村，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因为一批稀世珍宝而受到举世关注。何家村遗宝从此成为盛唐气象的展示和注解。夺人眼球的旷世奇珍也留下了太多的疑问，它们的主人究竟是谁？为何被埋入地下？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韩森从丝路贸易的角度解读何家村遗宝，描绘了一条与想象中不尽相同的丝绸之路。
公元731年后的某一天，大唐国都长安的兴化坊内，有人将1000余件珍宝精心码放在两个半米高的陶瓮和一个银提梁罐中，随后，三罐宝物被埋入地下一米深处，一同埋藏的还有围绕这批珍宝的种种谜团。斗转星移，沧海桑田，转眼过去了千余年。
公元1970年，昔日丝绸之路东端的辉煌都市早已变样，曾经的长安兴化坊变作西安的何家村。在一次基建施工中，珍宝意外重现于世，千年前的盛唐气象竟丝毫未经岁月侵蚀。这是在中国发现过的规模最大的窖藏之一，后来以发现地何家村命名。本文将考察窖藏中不同类别的器物，从而理解其在唐代社会文化中的内在价值。
贸易都市
窖藏所在的长安城内的兴化坊，西距舶来品交易市场西市约一公里，东距国内货物交易市场东市约三公里。东市和西市均呈长方形，占地约一平方公里，周有围墙环绕。两市在唐代受到严密监管，大门日出开启，日落关闭，集市内的物价也受国家控制。西市有青楼妓馆供客人享乐，年轻的科举考生常在这里虚度光阴、挥霍钱财。
西市内还居住着大量来自中亚的商贾，其中最大的一支来自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撒马尔罕附近。他们操着与中古波斯语有关的粟特语，这是当时丝绸之路上的通用语言。他们中的多数信奉祆教或摩尼教。
唐代的长安是一座开放、包容的世界性都市，不同的语言、宗教、文化皆有一席之地。长安至少有六座摩尼教和祆教神祠，其中五座在西市附近。吐鲁番出土的古代文书显示，粟特商人只要向政府注册，在他们外出经商时，妻儿便可以作为外国居民合法旅居长安。
繁华的西市不但聚居着众多富有的丝路商贾及其家眷，也吸引了大量制作金银器的金属匠人，他们带来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金银制作工艺。这些技术最初诞生于撒马尔罕和今天巴格达附近的萨珊王朝（公元224～651年）都城泰西封。
公元651年和712年，泰西封与撒马尔罕相继被伊斯兰哈里发攻陷，商人和工匠作为难民涌入大唐，许多城市的外国居民大增。在唐朝建立之前，来自伊朗世界的金银盘已源源不断进入中国，到了唐代这类金银器皿更趋流行，因为时人相信用它们盛放饮品有助于延年益寿。
藏珍宝
除了255件精美绝伦的金银器皿，何家村窖藏中还包括银锭、药物、矿物、宝石和大量钱币。右表是根据何家村发掘报告整理的窖藏珍宝清单，至于窖藏中是否还包括纺织品和书籍等易腐朽的物品，现已无从得知，窖藏主人的身份同样无从确认。
何家村窖藏在许多方面印证或更正了我们对丝绸之路的固有认知。丝绸之路是一条人员、艺术、宗教和文化交流往来的路线，但不是大宗货物运输的路线。何家村窖藏及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类似窖藏中，只有很少物品能被证明穿越了中西之间的遥远距离。虽然何家村遗宝的设计和图案受到了来自丝绸之路的影响，但其中的绝大部分器物都是用本地原料就地制作的。
⾦银器⽫
窖藏中有38件金器，如金钗和赤金走龙等，体量较小。银器216件，体量相对较大，包括55件银碗，直径从11～23.7厘米不等；53件银碟，直径从12.3厘米到18.1厘米不等。窖藏中银碗多达55件，金碗则只有3件，银器的数量如此之多，说明它们的价值较低。
这些器物反映了唐代金银器皿的丰富多样。其中一些，如一件素面罐形带把银杯，表面高度抛光而没有纹饰。其他器皿表面则装饰着极其繁复华丽的纹样，并且几乎全部来自波斯地区。
研究唐代金银器的学者，已经梳理清楚波斯器物是如何一步步演化为唐帝国内为适应流行品位而生产的混合风格器物，如鎏金海兽水波纹银碗，其器壁锤出14枚由口及底的曲线水波瓣，7世纪器物通常为8瓣或8瓣以上，而9世纪的器物只有4至5瓣。由此我们可以判断，这件器物是窖藏中最早在中国制造的银器之一。每个水波瓣中，都描绘了不同的飞禽走兽，如兔、鸟、羊、鹿，周围环绕花草图案。
底部的鎏金海兽为波斯萨珊王朝风格，而海兽两侧的一对鸳鸯则是典型的中国纹饰。当碗中注满水时，海兽和鸳鸯必定活灵活现，如同在水中嬉戏。
波斯风格的影响还体现在一件双狮纹金铛上，这件小型金器有三兽足和叶芽形柄，用于温酒或者温药。金铛外壁被水波纹分成九个“S”形区间，内錾刻出双鸟衔绶、衔方胜、力狮及花卉等波斯吉祥纹饰。金铛内底饰有一对狮子，周围环绕麦穗纹圆框，这一纹饰最早出现于6世纪的伊朗盘子、壁画和纺织品上。其他收藏中类似的金铛几乎都是银质的。
一件八棱银杯展示了中国工匠驾驭波斯纹饰的高超技艺。杯子和把手的形状体现了粟特器形的影响。把手上有指垫，装饰着两个相背的高鼻深目的胡人头，杯身每面都装饰有伎乐人物，从体貌上看亦非汉人。杯身的每条棱及底沿，都装饰有典型的粟特联珠纹。
另一件银杯巧妙地融合了数种粟特风格：八瓣形杯身，口沿和底沿的联珠纹，以及华美的把手和指垫。杯身男子狩猎图与仕女行乐图交替出现，狩猎图为典型的萨珊艺术，而仕女图则为典型的中国风格。
近年来，考古学家在撒马尔罕的阿夫罗夏伯一处贵族住宅遗址发现了保存完好的壁画。银杯制作者对于表现广阔世界的渴望，与这些壁画中所体现的如出一辙。其中的一幅壁画描绘了正在狩猎的中国皇帝和侍女陪伴的中国公主，两种题材的同时出现与杯子上狩猎图和仕女图的并置十分类似。
窖藏中还出土了22件银饼，为研究唐代的冶银业提供了宝贵信息。其中4件银饼上刻有铭文，显示其为怀集县和洊安县（均位于广东省）分别于开元十年（公元722年）和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上缴的“庸调银”，即税银。此外，其上还刻有重量和负责官吏的姓名。租庸调是唐代的赋役制度，要求课丁缴纳粮食（租）、服力役（庸）、缴纳布帛（调），在一些地区租庸调还可以折变成其他货物，如出土的银饼。
这些银饼保持着地方官员上交长安时的原状，而另一些银鋌（银条）则表明，朝廷会把收上来的税银合铸成更大体积来保存，有的可重达8千克。银鋌表面以墨书写着贮藏国库的名称，如“朝”字表示“朝堂库”。其他遗址出土的银鋌上还刻有督造官员的职务和姓名。窖藏中的许多银器上也有墨书的记号标明重量，表明它们也曾贮存在官府仓库中。
何家村窖藏囊括了唐代税银经历的三个阶段：地方上缴的银饼，中央政府铸造的银鋌，供皇室贵族使用的银器。由于银饼上的最晚纪年为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窖藏埋藏的年代必然在此时或之后，但时间应该不会距此太远，因为银饼通常很快就会被熔化铸成银鋌。
矿物宝⽯
窖藏中的15种药用矿物显示了主人对医药的重视。盛放药物的银质容器上有标签，标明了药物的重量和等级，如窖藏中约有两公斤石乳，分为“上上乳”“次上乳”和“次乳”三等。石乳是将钟乳石浸入水中融化后形成的碳酸钙粉末，唐代医书认为它能益气止损，使人精力旺盛，并建议每日服用40克，坚持一百到两百日。
此外窖藏中还埋藏了约126克麸金，也是作为药物使用。另外还有一块黄丹，是一种铅氧化物，被认为可治疗痈疽、溃疡、金疮出血等皮肤问题。
用银器盛放各种药材暗示当时银资源并不稀缺，窖藏中出土的大量银器也说明了这一点。那么，在8世纪什么才是真正稀有的呢？其实相比银器窖藏中的宝玉类物品就少得多，如玉带、玉杯、玛瑙杯、水晶杯等，其中一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尤其珍贵。这也许说明玉和玛瑙在当时比金银更稀有，但这也可能与窖藏主人的个人品位有关。
水晶因质地晶莹剔透，一定更加昂贵。窖藏中只有一件水晶制品——水晶八曲长杯。与金银不同，水晶极易破碎，在雕琢时必须格外小心，难度极大。唐代正史中提到撒马尔罕的统治者曾向唐代皇帝进献水晶杯，但这件水晶杯是否为贡品就无从知晓了。
天然水晶为石英晶体，主要成分为二氧化硅，透明无暇如同玻璃。古代中国人常常将天然水晶和人造玻璃相混淆，二者都价格不菲。今天，人们融化天然水晶制造高品质玻璃，所需的温度超过1700℃。历史上，人们使用沙子、石灰岩和纯碱制造玻璃，因为它们更易熔化。
窖藏中只出土了一件玻璃器皿，很可能为舶来品。虽然早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中国就制造出了不透明的玻璃珠——蜻蜓眼，而透明玻璃的制造则极为困难。因此，透明玻璃成为中东到中国陆上贸易往来中最抢手的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