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古今的海丝传奇：古⼈是如何征服海洋的？
明代以后，倭寇为患，政府实行海禁政策，浩浩荡荡的商队就此消失在茫茫大洋之上。
海禁之后，那个光辉灿烂的郑和远航时代仍然引人遐想，海洋贸易不仅是财富和权力，还是探险精神，是开放和包容，是全新未来的注脚。
我们仍然期待这样的开放，那何不回望历史的书页？目光向南，那里书写着海上传奇。
不⽌于农耕⽂明
以大陆性农耕文化为底色的华夏文明并不畏惧波涛。早在河姆渡文化时期，先民们就已经学会了制作舟船，古越人善舟楫，刳木为舟， 剡木为楫， 《淮南子》便记载，“ 九疑之南， 陆事寡而水事众， 于是民人……短绻不绔，以便涉游；短袂攘卷，以便刺舟。”
分散在中国南部和东南亚的南岛语族，是远洋航行的高手。在简陋的条件下，能凭一舟之力， 跨越海洋， 足迹遍达太平洋岛域。最能代表这一族群文化的“ 有段石锛”，便沿着先民的足迹，散播四方。
有什么样的环境，便发展出什么样的文化和技术。所以沿海一带的人群将目光转向海洋也就不足为奇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从来不止一种生存形态，华夏农业民族的“大陆文化”，与东部沿海渔猎族群的“海洋文化”一起，隐藏在先民的基因中，成为生生不息的文化编码。
海外贸易的起点
大家都知道徐福为秦始皇求仙药的故事，秦始皇是否真的如此惧怕死亡我们不得而知，但徐福是往东海上求药的，并在海面上发现了三座神山。可以想象，当时的徐福就如同后来的郑和，带着将军的气质，站在船艇的前端无比自豪地看着自己远征的船队。
汉时张骞凿空西域——随着各地人群的融合，帝国终于有了自己与他者的意识。当帝国在北方的朝廷里谋划着外交政策的时候，在南方的海洋上，民间的贸易早已静悄悄发生了。
到汉武帝平南越，将整个岭南地区和今越南北部地区纳入统治版图，官方派出使者去往狮子国（今斯里兰卡），民间的贸易之路被官方化，由此开启了辉煌的远洋贸易时代。
在广州的南越王墓内，发现有一件波斯风格的银盒，其它器物如金珠泡饰，镂孔熏炉，象牙，乳香等，应该都是舶来品。
在广西合浦地区的汉人墓葬中，最为瞩目的当属大量的珠饰。通过对玻璃珠的成分进行科学检测， 学者发现这批珠饰多数为“印度-太平洋贸易珠”，此外，墓葬中还有玛瑙、波斯釉陶壶等舶来品。
南朝时期前来做生意的人更是直接留下了个人财产，像海盗的宝藏一样等待着世人的发现。广东遂溪县江边村便是这样一个“藏宝点”。
这批窖藏有波斯银碗、银簪、鎏金器、银镯、波斯沙卜尔三世银币、耶斯提泽得二世银币、卑路斯银币……据推测，其原来的主人可能是自海上来的粟特人。
早期的船舶现在已经看不到了，但是在两汉时期的模型明器中，我们得以一窥当时的船舶样态。广东出土的两件陶制的船模型，可以看到船上的设施相当复杂，浆、爪锚配备齐全。在南越王墓中出土的一件铜提筒上装饰有羽人船纹饰，船身修长，两端翘起，装饰有羽旌、长杆、木鼓等物，水手们气宇轩昂的姿态如在眼前。
这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期， 从交州（今越南北部）、广州地区出发，经中南半岛沿海，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沿岸和波斯湾地区，大致沿岸前行，最终和陆上丝路殊途同归。
佛从海上来
关于佛教初传的路线，学界一直有争议。一派认为佛教从中亚输入，一派则认为从海上来， 后者以伯希和、梁启超先生为代表，认为佛教初传之地“不在京洛而在江淮”。如今大家可能还是会为何者更早探讨不休，但基本上同意佛教的东传是多线并行。从海上来的佛在东南沿海上岸后，在中国的南方发展出了迥异于北方的风格。
昙摩耶舍是第一个有确切记载取道海路来中国的外国僧人，他于公元401年从罽宾国抵达广州，在此建佛殿译经传教，也即后来的光孝寺；中南天竺婆罗门达摩菩提于公元5 2 6年来广州，修建西来庵，此后又北上洛阳，创立了佛教禅宗。西印度优禅尼国高僧波罗末陀于546年抵达广州，开创了摄论学派。
从海上丝绸之路抵达中国的佛教经典是以印度的梵文或巴利文为主的小乘上座部佛教，打破了以大乘佛教为主的北传模式，在岭南地区，小乘和上乘佛教完成了融合，其代表译著《法华经》便产生在岭南，同时结合中国传统儒、道文化，形成南方特色的佛教教义经典。
盛世⽓象，⼴州通海夷道
中古时代，在基督徒还没有称霸海上的时候，印度洋和太平洋是阿拉伯人的天堂。广州是一道门，连接了沉重的大陆和轻盈的海岛，连接了茶叶和香料。这座东方的城市，在唐开市舶后，就是这些行商之人的应许之地。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划开巨浪的是人类逐利的天性。
阿拉伯古典地理学名著《道里邦国志》记载了唐代南部沿海最重要的四个港口，鲁金（今越南河内） 、汉府（ 广府）、汉久（福州，一说泉州） 、刚突（江都）。其中以广州最盛。“外国之货日至， 珠香象犀玳瑁，稀世之珍，溢于中国，不可胜用。”
《新唐书·地理志》中，“广州通海夷道” 全长1 . 4万公里， 商船从广州起航，向南至珠江口的屯门港，过海南、越南，至马来半岛，出马六甲海峡，抵达斯里兰卡和印度半岛的南端，再从印度西海洋至波斯湾的奥巴拉港和巴士拉港，直抵阿拉伯帝国。
唐之海外贸易的兴盛，和它富强的国力和开放的政策紧密相关。这些外来的使者和商人受到了宽厚的政策扶持，政府在贡道、迎送、馆毂方面均有明确的规定，蕃使返国的“报赠”、“程粮”、“传驿”等费用，均由中央或州府提供。同时，政府还资助这些外国商民在华贸易定居，甚至积极吸纳他们入朝为官。
来到广州的阿拉伯人如果选择在冬季留在此地，便是“住唐”，滞留的人多了，在城内形成了蕃坊，一时之间“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
而住唐的蕃人中也有着严格的等级区分，上层来自大食，下层来自昆仑（马来）。史书中的昆仑奴，便是来自南海的岛民，以善水和善驯象为人所知。所以有了汝州叶县广教寺归省禅师的略显荒诞的回答：“如何是西来意？昆仑背象牙。”
这些靠经商致富的人积极出资捐助番坊内的庙宇和学舍建设，番坊俨然成为了一个飞地，最早的怀圣寺，便是由蕃客出资修建。怀圣寺内伫立着“ 光塔”，据说塔顶的金鸡曾起着风向标的作用，指引着海上的浮船。
横跨大洋的旅程注定漫长，很多商人上岸之后便再也没有归家，直至长眠于此。城内的清真先贤墓，便是安葬经海路来华的外籍人士和穆斯林的场所。
说是“ 丝绸之路” ， 实际上“ 丝瓷之路”可能会更加准确。装满船舱的，除了大宗的绫、绢、丝、棉类货物，还有新崛起的陶瓷品。大批的青瓷和白瓷被销往东南亚、印度、东非和阿拉伯地区。
在今日开罗南郊的福斯塔特，伊朗内沙布尔、巴基斯坦卡拉奇斑波尔，伊拉克萨马腊、加里曼丹岛北部等遗址中，均发现有唐代时期的瓷器，如唐三彩、邢窑白瓷、越州窑黄褐瓷、长沙窑、越州窑等产品。跨海的瓷器抵抗了风浪和颠簸，成为了文化传播的使者。
宋元，海丝的⿍盛
中国南方在宋朝时全面崛起，经历了东晋北人南迁、六朝江左政权的经营，钱镠的建设，再到南宋偏安一隅。既然北国被马背民族霸占，便一心一意地开拓南方广袤的海上世界。
从北宋咸平二年设杭州、明州（今宁波）市舶司开始，沿海开埠的港口越来越多，到南宋时， 共设有江阴、秀洲华亭、秀州邀浦、杭州、明州、温州、泉州、广州八个市舶司。
这些对外贸易机构中，以粤、闽、浙最为主要，合称“三路市舶”。市舶管理在政府的统一安排下，更为严密细致。
日本东洋史学家藤田丰八先生将市舶司的职务归纳为五点：1.入港海舶的检查与抽解（征税）、货物的保管运送，2.专卖品和其它洋货的收买、出卖、保管、解送，3.货船出港许可证的颁发和违禁品的取缔，4.贩卖许可证的颁发，5.外国商船和商人的招徕、迎送和“蕃坊”事务的管理。
元朝建立后，也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元世祖初定江南，便下令允许沿海地区商人出海贸易。宋元时代的开放政策，促使沿海的泉州一跃而成为全球最大的港口之一，“ 泉南佛国” 在这一时期大放异彩。
泉州
泉州，是马可波罗和伊本·白图泰笔下“世界上最大的海港”，由泉州港输出的丝织品被阿拉伯人称为“zantuni”，即刺桐，故而泉州也被称为刺桐城。
中国的很多官方文献习惯用泉州作为基点， 计算同其它地区的距离、方位、日程——泉州俨然成为中国和世界相联系的枢纽。
外国蕃客沿着晋江入城，从破腹沟到水门关口，再到岸上的市舶司报关。这些外来的商人带来了象犀、玳瑁、珠玑、玻璃、玛璐、香料、胡椒等商品，它们堆积在港口城南交易市场，“金青龙、银聚宝”，不可胜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