岗厦村消失之前

2020年11月末的深圳依旧带有夏天的余温，阳光将几百栋紧挨着的小楼晒得微微发烫，这片城中村被商品房小区、商业中心围抱，不时承受着写字楼玻璃幕墙折射出的刺眼亮光。

作为深圳中轴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岗厦总是熙熙攘攘，人来人往。在这里，“闯深圳”的外来务工者和原住民“文天祥的后裔”一起，慢慢适应着深圳长夏无冬的天气。

平面设计师廖峰波2009年就来到了深圳，在深前七年，城中村给了他追寻艺术梦想的落脚地。如今廖峰波步履匆匆，以指导老师的身份再次走进城中村，身后跟着三个深圳大学艺术学院视觉传达专业的学生，她们想为城中村做点什么——用设计记录正在“消失”的一切。

深圳高速的更新迭代已成为常态，城中村的消失似乎是种必然。在 《2007深圳市城中村 （旧村） 改造年度计划》中，共列出了117项改造项目，其中46个城中村为全面改造项目。深圳科技园附近的大冲城中村，几乎一夜之间完全消失，岗厦也不无例外。

拆迁补偿带来的“造富神话”很快填补了这种消失的失落，同时带来一种割裂：一侧高楼林立，玻璃幕墙闪闪发光;一侧握手楼成片，灰色墙面掉皮掉漆。不同职业、不同身份的人群在两面世界里熙攘。有人说，现在的岗厦，是“一面天堂，一面地狱”。

巨大的反差让四个创作者对此地充满好奇。与此同时，现代化建筑勾连而成的包围圈，也正在将剩余的岗厦城中村逐渐吞噬，杨颖说：“就好像我正看着它在眼前慢慢消失一样。”明明岗厦城中村离她们所熟悉的深圳城市生活在地理位置上那么近，却在心理上又那么遥远。

四个创作者就这样走进城中村，试着用《大富翁》桌游的方式帮助更多人了解城中村的生态，消解对城中村的刻板印象。而当一群“闯深圳”人的生活冷暖、爱恨情仇，在铺开的游戏地图上徐徐展开，玩家们紧张地扔下命运骰子的那一刻，一场围绕深圳、机遇、割裂、城中村的思考便已“整装待发。”

寻找真实

对于童年时的林碧霞来说，城中村这三个字，就像是太阳照耀在深圳这座新兴城时，投射下的一道灰蒙蒙的阴影。她小时记忆里离家最近的城中村，依傍着菜市场，充满着阴冷与潮湿，“脏、乱、差”，是大人们反复告诫不要一个人前往的禁区。

直到毕业设计的到来，生于深圳、长于深圳的碧霞在人生的二十二年中，从没有一天真正走进过城中村，她的生活平行线般地与这道城市的阴影互不相交。

主创团队一共正式地去了岗厦村六次，前三次是“纯观察”，看着岗厦村里面的人对话、生活，怎么去便利店买一包廉价香烟，怎么眯着眼睛抽出一张扑克牌，去仔细打量墙壁上花花绿绿的广告贴纸、招租信息，然后将这些家长里短的细节，融入她们的设计里。

从福田区到宝安区，二十几天里，三位主创几乎将城中村走了个遍，有时一天内跑了十一个村子，有时在街头巷尾待上一整天。细碎却又鲜活明亮的城中村日常，让在城市长大的本青她们十分惊喜：“感觉以往对城中村的刻板印象被全部打破了，如果说城市是同质化的，那城中村在我们看来就是多姿多彩的，就像城市的镜面一样。”

三位主创放弃了原本主张的H5展现方式，而是选择以实体大富翁游戏、较为粗砺却更接地气的制作风格，记录自己的所见所闻。

那些打动了她们的生活片段：邻里之间帮忙接送孩子，在中心公园参加跑步活动等，被汇集成了一张张命运卡牌与时间卡牌，为传统的大富翁游戏增添起岗厦特有的烙印。

她们渐渐明确了自己作品的目标——去呈现城中村驻民的生活状态，讲述一个真实的城中村。

而在这些生活的细节中，主创团队敏锐地感受到了岗厦人对家的深刻情感。一位钥匙店的阿姨眼见着她生活了半生的岗厦发生巨变，东村拆迁、西村也面临改造，却从没想过离开这里，“我在这里待了这么久，已经习惯了，有归属感就不愿意走了。”

本青她们从阿姨这窥见了过去岗厦的一隅，于是将阿姨的钥匙店设计为游戏中穿越发生的节点，大富翁棋盘上，外圈是现在，内圈是过去，折射出岗厦的不同面相。

这种时空的变换与亲情的不变，是《岗厦大富翁》关注的重心。与传统大富翁只计算金钱与店铺数量的方式不同，带家人进城成为了判定《岗厦大富翁》获胜与否的重要因素。主创们也在身份卡牌上为家人预留了很多的位置：“很多学者都用过很宏观的视角在讲城中村的集体叙事，但大家忽略了这当中很多个人的东西，比如打工人对于家里人最深沉的爱。”

双面深圳，游戏缩影

如果说深大同学们的创作对应着乐观积极与命运博弈的态度，那五年前，桌游设计师刘赫参与设计的《闯深圳》大富翁，则是对现实深圳充满危机与挑战一面的揭露。

这两款游戏有着不少类似的地方：一样把背景设定在深圳，相同的游戏形式，都在传统玩法上增加了命运卡、身份牌的设定，也都是团队合作的成果。

《闯深圳》是艺术机构“握手302”的集体创作，本身是一个装置艺术。整体的构思者是马立安学者。在深圳文艺圈，她是人人皆知的“老马”。

她设置了玩家的情感基调：身陷历史洪流里，被历史推着走。刘赫做的，就是用数学逻辑加重这种“被推着走”的压抑感。

他试图打造面向大众的桌游，把学识翻译成一个大家看得懂的、能玩的东西，让人文历史和桌游结合起来。刘赫认为，这种玩桌游的互动性表达形式，实际上能讲述深圳的历史，传递一些文本上无法表达的内容。

马立安挑选了1978到2019年深圳的重大事件，每年一个，和市民有密切联系。当玩家抽到机会卡、命运卡，除了金钱会受到影响，还必须读一段关于深圳的历史。玩家会感受到翻开的事件对自己的影响，但是又不想接受这个事件。“全程被动地玩这个游戏，这就是深圳给你的感觉。”刘赫说。

《岗厦大富翁》原定的名字是《财源广进》，与《闯深圳》的命名有异曲同工之妙。刘赫说：“（‘闯深圳’）这个名字非常能代表我们想要做的事，我们要模拟任何一个来深圳闯荡的人的生态，以及他们遭遇的环境。”大部分人来深圳，最终目标就是“财源广进”。

作为一个深二代，他觉得，深圳与北京、上海相比，最大的区别就是“没有深圳人”。当人们讨论北京人、上海人是什么样的时候，“深圳人除了一个有钱就没有别的定义了”。在他看来，“深圳人”来自全国各地，没有一个明显的群体特征，最大的共同点就是“搞钱”。

因此，当想呈现深圳或者岗厦的人情与业态时，深大毕设团队和“握手302”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大富翁”。刘赫笑说，“大富翁”里面有非常多资本和人不由己的行为，游戏方式非常地“靠命”，而这很适合深圳人。

在刘赫的设计里，不同身份会拿到不同的投资数字。“这个游戏非常不公平。”刘赫说。体验过《闯深圳》的玩家也反馈道：玩的感觉就是会被深圳玩死。

有人问刘赫，你的游戏为什么那么不公平？刘赫告诉他：你的人生也这样。他观察到，这是深圳发展的社会现实，社会资源是有倾斜的，这种倾斜体现在不同年代、不同行业之中。

马立安有时听到50后60后抱怨，说90后00后不努力，很懒惰。她不同意这种说法。她觉得，老一代人享受了改革开放的红利，却抱怨这些孩子不懂事。“年轻人的问题，不是不想工作，不是没有努力过，不是没有生活理想。他们的问题很具体，是上班时间太长，工资太少，（但）他们有生活理想。”

马立安常说，城中村是深圳的摇篮。在岗厦城中村的现实里，几十年间，有无数人手持刘赫游戏中设定的身份牌，在明知不公平的起跑线上，追逐着自己的大富翁梦想。

没拿到“好牌”的人们

游戏中扔下两个六面骰子，会得到21种可能，回到现实生活中，一个小小选择带来的蝴蝶效应就可以影响整个人生。现实中似乎没拿到一张身份“好牌”的谢倩，仍选择踏上了闯深圳的现实“游戏”。十年后无数次回想当时的决定时，她仍为自己来到深圳的选择庆幸。

谢倩的深圳记忆与岗厦紧紧捆绑在一起。初中时谢倩第一次离开湖北的偏远农村，来到父母打工的落脚地——深圳岗厦。那个暑假天气很热，眼前城中村老旧嘈杂的景象带来的巨大的心理落差，狠狠击中了一个初中孩子的自尊。“别人都说在外面赚钱是光鲜的，但过来发现住的连农村老家都不如。”谢倩叹了口气。

大专毕业后，现实与机遇的考量推动着谢倩来到深圳闯荡，住进了父母在岗厦长租的20平方米的家。谢倩睡在高低床的上铺，父母睡在下铺，就这么度过了2000多个日夜。

马立安常说，城中村是深圳的摇篮。在岗厦城中村的现实里，几十年间，有无数人手持刘赫游戏中设定的身份牌，在明知不公平的起跑线上，追逐着自己的大富翁梦想。

谢倩的印象里，岗厦村掉漆的墙壁似乎永远是旧的、脏的，凉风吹不进握手楼几千扇打开的窗，闷热凝滞的空气顽强地在屋里驻留，水泥地面参差不平，每日被鞋底踩踏直到深夜，光线昏暗的巷子里从早到晚都回荡着跑来跑去的声音，即使把卷帘门拉下来，嘈杂也无孔不入。

生活条件的困难和工作的迷茫困扰着初到深圳的谢倩，她称自己在岗厦度过了“灰暗的头四年”。

然而，在深圳打工和拮据的生活并非天然画上等号，这是谢倩第一次去到同事整洁舒适的合租房时才意识到的。独自消化自卑和羡慕情绪的同时，谢倩也明白，是城中村接纳了初到深圳一无所有的她，“那是培养我生存下来的一个地方”。

与年轻人对城中村的复杂感情不同，谢倩的父母早已习惯了在岗厦的生活。谢倩妈妈对岗厦的细微变化就有着惊人的敏锐，哪家买菜最新鲜，哪家土豆便宜几块钱，大清早菜市场四五毛钱的价格波动都逃不出她那双富有生活经验的眼睛。平常日子里，她的父母在工地和保洁的工作间奔忙，闲暇时光中，与当初一起来深打拼的湖北同乡在餐馆欢聚唠嗑，一切的日常围绕岗厦有序展开，她的父母用二十年，把根慢慢扎进了这里。

但谢倩注定不会在岗厦扎根，比起一辈子留在城中村，她更渴望一种向上的生长。或许是某个时刻丢出了“合适的点数”，谢倩“闯深圳”真实游戏的转折点在她生完一场大病后“突然”到来。

她换了工作，开始了一份充分挖掘出她写作天赋的文案工作，除了工资的提高，取得成绩的快乐随之而来。大病的经历也改变了谢倩对生活的看法，比起拼死拼活地和别人比较月收入、年终奖，她更愿意活得没有那么“风光”，而是有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和用心营造的生活。

也是在这时，深圳“大富翁”的神话叙事在谢倩心里有了新的解读。谢倩坦言自己曾经也会羡慕一夜暴富的人，但如今也不这么觉得了。“人生不是中完彩票之后就可以躺平一辈子，你凭运气赚来的钱都要凭实力亏掉”谢倩认真地说。

物质和精神意义上的双重转折让她重新审视起自己的生活，而爱情成为最终的推动因素——谢倩决定搬离岗厦。“打电话的时候，他能听到老鼠叫的声音”谢倩有些心酸“我觉得这让人很害羞。”

商量搬离时，父母因为岗厦离工作地点更近执意不肯搬，于是谢倩独自搬出了岗厦，在南山区的公司附近找了一个合租房。回忆起搬离岗厦那天情景，谢倩语气兴奋“我都已经28岁了，第一次搬出来，哪怕是有一个自己的房间，也是很开心的！”

面对单间带来的陡然增加的房租压力，谢倩坦言自己一开始不太适应，但慢慢也就接受下来。

虽然离开了岗厦，但谢倩似乎依旧与城中村保持着某些联系：她会半个月回去看望一次父母，一起买菜做饭。

有时谢倩也会梦到自己曾经在岗厦的日子，但醒来还是会觉得现在的生活才更好——她不止一次反问自己，为什么当初不早些搬出来，这样的思考总以“工资太低”告终。

消失之前

城中村为一代人和一个城市提供了宝贵的精神遗产——草根奋斗精神，在某种意义上，与其后形成的企业家精神、青年大学生的创业、创新和创客文化，具有历史关联性。《城中村遗产价值——公共地理学视角与深圳案例》一文中，李蕾蕾和任珺这样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