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明：在摄影中遇见心软的神

好的瞬间像雕塑

摄影师严明的地理位置一直在变。过去一年，他少见地驻地在安徽老家，没回广州，搞了一辆二手车，从华东腹地去河南、江苏、江西、上海，“嗖一声，一两个小时我就到了。”但他在外面的时间依然比在家多，带着一台哈苏，一台徕卡，走走转转，看到心有触动的，“咔嚓”。接受采访时他即将动身去北京，参加他的新书《迷墙》的沙龙。

在这场北京的沙龙上，有他的老朋友，五条人的仁科和茂涛。他们有过多次合作。2020年的“开船歌”新年音乐会，严明给他们拍了海报照片，乐队成员坐在乌篷船上，江水宁静、缓慢，身后是半隐半现于雾中的沙汀、植被和城市。2023年，五条人去美国耶鲁大学参与研讨会的海报上，仁科和茂涛坐在仅有两面的纸壳样板间内，纸壳上贴着世界地图和一扇假窗户。纸壳背后，是一栋老旧楼房，灰暗、空旷、无人。

这两年，严明接过一些商业摄影。易烊千玺出新专辑《刘艳芬》时，时尚杂志找他拍摄宣传海报。“这些我并不擅长。”他说。与人合作是半自由的状态，需要了解宣传团队的策划方向、新专辑的歌词，在规定好的拍摄现场，拿捏周围的景别、天上飘来的云，以及要拍的某个瞬间。

整个现场的布景灯光妆造都准备好了，相机在他手上，“现场所有人都指望着你，我必须搞定，不能搞砸”，所有人都等着“咔嚓”的那一下。这样的拍摄让他觉得有压力。

他还是习惯一个人拍摄。过去十多年，他从报社辞职之后，开始了自己的职业摄影生涯。拿着相机穿梭在不同的地方，他觉得那更自由，完全凭眼睛、凭心，“有感而发”。但也是“靠天吃饭”，运气好，可能一下午拍出来的照片都很满意；运气不好，“就是到此一游。”

在新书沙龙上，同为摄影师的叶锦添说，“严明对静物拍出感情，拍出记忆，拍出共鸣感，这是我最欣赏他的部分。”出第二本书《大国志》时，他不想再标榜自己走过多少路，给人证明腿脚好，而是想带大家去看知觉和情绪的深处，“更安静地感受画面，感受情感的连接。”严明说。

最新这本摄影作品集《迷墙》（2024年出版），画面依然静谧。在无人看管的城市废墟和空旷的生活角落中，在情感、气氛、影像中人和环境之间，呈现出疏离又无法分离的关系。它们被放置在城市时钟的过去一刻，使得照片落成的瞬间，激起了时间的灰烬。

可拍的成果是一回事，怎么拍是另一回事。“有些人以为我很从容，闲庭信步，其实不是，我上蹿下跳、连滚带跑。”为了找到拍摄对象最经典的一瞬，他在拍摄的地方来来回回地走，大量地拍，评估光线、位置，第一天光线不好就第二天去，反复地看，直到最终成果入眼又入心。前两年，朋友陪他一起去浙江拍摄，一天下来走了三万步。

安静的东西并不依赖抓拍，但需要有“瞬间”。

摄影是一个将三维空间压缩成二维平面的过程。面对三维的世界，摄影师捕捉瞬间的举动，并不只是将物象印在平面照片上，而是同时将无数层时间与空间压缩为二维画面。因此，瞬间的安静携带着巨大的能量，这种能量让图像似雕塑般隽永，耐看。“好的瞬间就像雕塑，”严明说。

摄影师布列松曾提出“决定性瞬间”的概念，在对的时间、对的位置，在要素的推动下，摄影师介入并按下快门，呈现一种状况和形态的高潮。严明提出了“决定性气氛”——“说起来好像有点理论，但跟这个词画等号的就是‘情绪感’。”他解释道，他想强调的是，摄影师在遭遇某些瞬间的时候，必须抓住那一刻的体验、情感或情绪，不能忽略。当这份情感被影像吸纳、传递，每一个观看之人都将产生共振。

“跟别人交流这个时，他们说我是理论家。我说，是你认为，摄影不应该带情绪。那我们就等等看，三年、五年之后，还是得带。这个氛围，这个情感，它本来就在。”

古代的山水画，是风景，也是二维的面。严明试图提示，东方人在静观的过程中更在意情绪与情境，“我们欣赏中国传统绘画，除了缥缈的云、遥远的山之外，是何种力量让我们的心仿佛融化？”也许是一种与世界的相感，摄影师抓住它，凿出一张时间的雕塑。

在路上，时间的深情

新冠疫情暴发后的几年，严明常去西北的城市郊区拍摄。“我老早的拍摄方法都像行军拉练一样换地方，但这在疫情期间是不行的。”他说。

对一个总是在路上、不断换地方的自由摄影师而言，被迫留在银川一个月的日子里，他只好沉下心，“在垃圾时间”里，避开人，去往废墟，拍一点无人问津的场景，“这是我没有办法的办法。”

在西北的郊外，这些老建筑充满时间的信息。工厂、家属楼、学校、公园、寺庙，甚至旧监狱，当严明抵达时，建筑里早已人去楼空。脚踩进去，遇到的东西、碰到的东西、捡到的东西都暗自指陈不属于此刻的年代，他聚神细看，这些东西都附着时间的纹理。这种叠加让他惊奇，时间仿佛能往回倒。看到一个旧挂历，关注它的年份、插图里的老明星，或是别的信息，体育、宗教、民族……

在银川城北的石嘴山，严明找到一个废弃的水泥厂宿舍，走进去，发现一个废弃沙发。靠背上原来可能搭了浴巾或枕巾，但扶手已经油掉，彻底包浆。仔细看沙发花纹，是松竹梅，岁寒三友，他挺感慨，想它曾经围绕和包裹着主人不知多少年，主人走了，它没朋友了。

这是严明拍的第一个对象，他开始还有些犹豫，这些“不卫生的”画面能不能作为照片印在画册上。“我拍下来再说。”

置身于这些空旷的废弃建筑，如果恰好天冷，整个空楼都寒风呼啸，严明还有些害怕。太安静，只能听见鸟叫和风声。大多数房子往往空无一物，尤其是年代久的，白墙空房，甚至没有窗。有些房子散落着各种东西，工作证、鞋子、沙发，像是原来的主人搬去新家来不及带走。

“甚至有相册，”严明说，“相册这样的东西怎么能丢呢？”

在甘肃白银平川，严明走进一个被弃用的工厂家属房时，发现进门客厅右上墙角上，有一段红色油彩绘制的非常好看的藤蔓，不知道是自己画的，还是请人画的。他看见时很喜欢，并想象，当年这家人分到这间瓦房时，那种乔迁的喜悦，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愿景。

“建筑不是冰冷的，它与人的命运密不可分，情感的东西会以各种方式镌刻在建筑本身，一秒就能get到……人只是时间流动的标记物，幽微况味，甚堪咀嚼。”他说。对这些已经弃用多年的空建筑来说，严明是来自未来的人，站在屋子里，他觉得过往的时间、情感和尘埃如漫天雨下，无声无息。“那些命运的旧织物，冷却掉的烫人的指望，也是一块块生活的纪念碑。”

“现在回看，我还很感谢这样的地方能收留我。”严明说。

新出版的摄影集中，严明无数次在文章里用这样的词来描述摄影机在路途上的种种偶遇、相逢、重逢。在玉门关草地里如露珠般发光的球体，66号公路旁在荒漠中四季盛开的人造桃花，平川酒厂院子里斑驳的何仙姑广告画，还有山神庙灵牌背后墙壁上只露出一个头的山神……

“这些照片更有时间维度、情绪维度。你可以把它当成一张照片，也可以当成固定机位的一分钟短视频，”严明说，“我觉得，这些照片在视觉上被深挖，使得情绪浓度更高，而不只是某种瞬间状态的重复抓取。我期待相遇，但又害怕某种重逢，所以，永远要到新的地方去。”

在宁夏中卫，严明路过一个旅游景点，66号公路，路边山坡上有一棵人造桃树，很多人下车留影打卡。拍照时，他等了一下云，等云把两个山头压黑了，挡住太阳，桃花会更明艳。去年，这张照片在武汉展出，不少人看得很感动，说看到了倔强生长的桃花。

但严明感受到的是另一个东西，就在那荒野里，还有一个埃菲尔铁塔，以及铜片做的荷叶。“在东部、南部地区什么时候见过做铜荷叶的？”严明说。他把这张照片排在《迷墙》里的第一张。“说白了，缺什么就整什么，倔强生长的不是桃花，是人想把生活过得更好。”

从一开始，摄影师就不能从众，而是要打通创作与自己的连接，个人性格、阅历，都在创作中被使用。“当你打通了，它带给你的是解放、是自由，你反而不累了。”严明表示，对他来说，拍照就是拍自己。

我的码头

过去二十多年，严明无数次从广州火车站离开。他在书里写道：“记不清多少次，我背着行囊在广州火车站的人海中被挤得双脚离地，登上绿皮火车，经过一晚才能到达重庆、河南……”那些在车窗边枯坐的人，还有窗外的一切，有时只是他生活中的过客，有时成了印在他心上的风景。

1990年代，安徽青年严明来到广州的时候，是个摇滚爱好者：当贝斯手，跟随乐队演出，去酒吧驻唱，在舞台上为还是新人的陈奕迅、卢巧音伴奏。后来，他离开摇滚圈，去了《南方都市报》做娱乐记者。还做文字记者的时候，严明受邀到深圳看张楚的表演。在现场，张楚被要求与酒吧老板合唱《朋友》。严明挤到台前，指着张楚喊：“你是张楚，你为什么要跟他唱？”

那时，媒体行业很红火，严明下班路上都还在乐，感到心安，说给老家的父母听，他们也骄傲，认为这身份既稳定又光荣。因为采访，严明身边会有个摄影记者作搭档。他闲来无事，摆弄相机，觉得摄影好玩，想搞摄影。报社给了机会，让他从文字部门转到摄影部门，去跑社会新闻、突发新闻。

2006年，严明第一次到重庆，用徕卡扫街。2007年调往《南方日报》后，他拿了部禄来120再去三峡。2009年，严明在广州和重庆之间两点一线，只拿800元基本工资，拍三峡，冲照片。于是，有了《我的码头》系列展览。

“在我那个年代，摄影师出道要靠主题。”严明说。《我的码头》确实是他作为自由摄影师的出道作，在北京、广州、连州等地展览，于2010年获奖。当时，他还受邀成为国内最具专业水准的连州国际摄影年展的策展人。“它让我感到非常兴奋，隐约像某种使命一样。我就觉得我不能回去上班，我要继续拍下去。”

还在报社大院工作的夏天，严明和几位同事打扫出大楼里早已尘封的暗房，门里水池还在，带上药水就能凑合用。那时，数码的时代已经到来，但仍有不少人玩胶卷，他们聚集在这里，交换各自的想法，像是原始的阵营。这样的生活当然充足和快乐，但是他也会想，如果今天感冒了，这份工作交给隔壁的摄影记者来做，是不是也一样？比如每年拍春运火车站，“所有记者都能拍，只需按要素完成。”他说，“和自己的关系比较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