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中的狂想者

萨尔瓦多·达利的“龙虾电话”怪诞吸睛、雷尼·马格利特的“魔镜”布景奇特、胡安·米罗在饥饿中创作“梦之绘画”、阿尔贝托·贾科梅蒂给雕塑取了个惊悚标题《被割喉的女人》、马克斯·恩斯特在画布上“擦刮”出奇幻的“海洋”与“森林”……

2024年恰逢《超现实主义宣言》发表100周年。2月，上海浦东美术馆呈现开年新展“百年狂想：苏格兰国立美术馆的超现实主义杰作”，百余件梦幻如谜的艺术作品，带领观众走近战火纷飞年代狂想家们的视觉表达革命——看似毫无关联的事物被粘合起来，“多么美好，恰似解剖台上，雨伞邂逅缝纫机。”（《马尔多罗之歌》）

20世纪初叶，超现实主义的崛起是对战争的惨痛和现代社会涌现的各种威胁的回应，它不断发展壮大，在文化领域引发深远共振。受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启发，超现实主义者放弃传统的创作手法，转向深入挖掘潜意识，他们天马行空的想象和超越常理的表达不仅深刻隐喻现实，某种程度上也完成了虚实之间的自由跨越。那些探索人类心灵图景的作品，有时显得诡异陌生，甚至引人焦灼不安，但用超现实主义先驱安德烈·布勒东的话来说，艺术家是“富于远见卓识并敢于反抗世俗的人”，他呼吁人们打乱对已有秩序的感知，抵达未知，寻得新事物，“成为富有先见之明的自我”。

“这个蒙耻的时代并没有赢得我们的尊重”

“我们的酒馆是一种姿态。在此说、唱的每句话至少说明一件事：这个蒙耻的时代并没有赢得我们的尊重。”（达达小组创始人雨果·波尔）

1914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超过一千万人丧生。当时，一群作家和艺术家为躲避战火，纷纷聚集在中立国瑞士。1916年，特里斯坦·查拉和雨果·波尔等人在苏黎世的夜间酒吧“伏尔泰酒馆”创立达达小组，他们身着奇装异服，以荒诞的诗歌朗诵和音乐表演挑战现场观众的反应。这群人的目标是社会革命，他们创造出一个毫无意义的新词“达达”来形容自己无政府主义式的写作和玩世不恭的艺术。眼见战争对人类肆意屠戮的恐怖乱局，达达主义者相信，唯一恰当的回应是彰显这种无理性。

很快，达达反艺术、反体制的精神传播至德国、法国和美国，作为对战争情绪的回应，它对超现实主义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超现实主义”一词由法国诗人纪尧姆·阿波利奈尔首创，最早在他1917年创作的诗体剧《忒瑞西阿斯的乳房》的序中出现，“人当初企图模仿行走，所创造的车轮子却不像一条腿。这样，人就在不知不觉中创造出超现实主义。”

1920年代早期，曾是达达小组成员的法国诗人安德烈·布勒东、保罗·艾吕雅等人脱离了达达运动，成立超现实主义团体。超现实主义者同样蔑视当时的政局，但他们摒弃了达达固有的虚无状态，希望在创作中通过积极探索潜意识和挑战理性思维来寻求政治和个人革命。

“超现实主义，即精神的无意识行为，是一种通过口头、书面或其他任何形式进行思想表达的运作过程。它完全由思想决定，不受任何理性的约束，也不受限于任何审美或道德规范。”1924年，由布勒东执笔的第一篇《超现实主义宣言》发表，超现实主义在巴黎诞生。“在我看来，用不了多久，梦境和现实这两种看似矛盾的状态将达成和解，融合成一种绝对现实，或者称为‘超现实’。这种超现实正是我苦苦追寻的，有生之年，如果能感受到它带来的一丝乐趣，我便死而无憾了。”

超现实主义最初是一场文学运动，提倡“自动写作”——没有先入为主的叙事和意义、捕捉超越理性思考的快速自发式写作。团队领袖布勒东后来遇到志同道合的德国艺术家马克斯·恩斯特和西班牙艺术家胡安·米罗。1925年，两位艺术家的作品出现在巴黎皮埃尔画廊举行的“超现实主义绘画展”（超现实主义艺术的首次展览）中。

在上海此次“百年狂想”展览的第一单元“1916至1929年：从达达到超现实主义”那暗喻着一战阴霾的幽紫展厅，集中呈现了恩斯特和米罗两位最早加入超现实主义团体的视觉艺术家在这个时间段完成的多件代表作。

恩斯特被布勒东誉为“拥有最波澜壮阔想象力的人”，他极富创造力，且十分多产。一战期间，恩斯特曾先后在东线（与英法联军作战）和西线（与俄国作战）服役。1919年9月，恩斯特在慕尼黑参观保罗·克利的展览，偶然看到一些达达主义的期刊。他的热情被点燃，回到科隆与他人共同创立了一个达达小组。1919至1920年间，他是当地达达艺术实践的领军人物。

与超现实主义团体接触后，恩斯特开始探索拓印和擦刮等能引发无意识图像的“自动”创作手法，试图将艺术表达推向更深的超现实境界。恩斯特曾回忆，1925年的某个雨天，他在法国西部布列塔尼一家酒店的客房里发现了“拓印”技术。“我激动地凝视着地板，其中散发的痴迷感让我震撼——经过上千次擦洗后的纹理显得更为突出。于是，我决定探索这种痴迷的象征意味……在地板上随意铺上纸张，用软铅笔涂抹，制作出一系列图画。当我聚精会神地凝视这些图画，我惊讶地发现，我的想象力骤然增强，一连串矛盾的图像在幻觉中不断叠加，就像爱情的记忆一样，隽永又似乎稍纵即逝。”

1925年创作代表作《海洋与太阳》时，恩斯特在凹凸不平的表面上“擦刮”，用湿颜料勾勒圆圈和线条。这种类似机械运动的方式产生的图像，将太阳塑造成神一般的真知之眼，又将其黯淡的倒影画成一片漆黑、了无生气的对立面。恩斯特曾说：“我坚信最美好的事就是闭上一只眼窥视内心，这就是所谓的内心之眼。另一只眼则用来直视你周围的现实世界，注视所发生的一切。”

与恩斯特对技法的探索不同，米罗通过禁食“逼”自己进入创作状态。布勒东认为，米罗是“我们之中最具超现实主义精神的”，米罗相信可以进入无意识的心灵世界，并用艺术为其赋形。1920年移居巴黎后，米罗开始描绘充满奇特昆虫形象的异想世界，一切仿佛悬浮于空中，呈现出生物特性未被明确的某种原初状态。很快，这种奇妙的符号语言成为超现实主义艺术的一大标志。

米罗自称“梦之绘画”的系列抽象作品，并非基于真实的梦境记忆，而是他在出神状态下的即兴涂鸦，他坦言：“1925年，我的绘画几乎完全来自幻觉。那时我每天只吃几个无花果干……饥饿是这些幻觉的主要诱因。我会花很长时间坐在画室里，盯着光秃秃的墙壁，试图捕捉纸上或粗麻布上的那些形状。”

“精致的尸体要喝新酒”

“我一直试图利用这张照片，就像我使用颜色，或像诗人使用词语那样。”

1920年，德国艺术家汉娜·霍克为达达主义者在柏林的展览制作了大型摄影蒙太奇《用达达餐刀切除德国最后的魏玛啤酒肚文化纪元》，霍克将特定时期的人物、建筑等各种元素拼贴起来，展现了战后柏林的政治混乱、社会紧张局势以及艺术中普遍存在的性别歧视，由此发出一份有力的视觉宣言。

霍克一战后加入柏林达达团体，她创作的具有社会批判性的摄影蒙太奇作品与柏林达达所抱持的左翼政治立场一致，而与别处达达团体所秉持的无政府主义和荒诞派手法不同。1922年，她与荷兰风格主义艺术家走得很近，他们通过几何抽象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艺术和社会主张。

在2024年上海的这场“百年狂想”展览现场，第一单元展厅呈现了霍克的一张小尺幅摄影蒙太奇《来自<民族学博物馆>的典藏》，这是她从1924年开始创作的系列，作品中央是幼儿的躯干，面部被贴上了贝宁面具和成年女性的眼睛，画中人物坐在两个低矮的木脚上，其中一个为家具脚。霍克试图用一把名为“达达”的餐刀赋予女性权利，以挑战男性在文化上的主导地位。

作为超现实主义革命浪潮中视觉艺术领域的大力倡导者，布勒东并不认为自己是天赋型艺术家，但他热情拥抱各种创作技法，拼贴也是他热衷的艺术表达方式之一。展览现场可见布勒东1930年代创作的一幅小型拼贴画《资产阶级社会的衰落》，画面由游乐场木马、蝴蝶和一盆蓝色风信子组成，中央马匹的两腿间还长出了花叶，他确乎想借这幅拼贴画颂赞流行文化、自然之美和工人阶级的解放。

对于大多数超现实主义者而言，超现实主义既是一种态度和人生观，也是一种艺术创作的方式。有时，激发偶然性创作的形式还包括集体合作和游戏。

1925年岁末，布勒东与同样聚集在巴黎的艺术家伊夫·唐吉、马塞尔·杜尚和诗人雅克·普莱维尔玩起了集体游戏“精致的尸体”，它的灵感来自19世纪室内聚会流行的古老填字游戏“后果”。游戏中，第一名玩家在小纸条上写一句话，然后将纸条折起（使人看不到里面的字）传给下一名玩家，下一名玩家再在上面加一个词，然后接着往下传。很快，这群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就把这个文字续写游戏变成了一种协作绘画，经常创作由各人画成的头、身、脚组合而成的古怪别扭的人体。

起初，这只是个游戏，后来发展成一种重要的创作技巧，艺术家们进入集体无意识状态，创造出随机组合的并置效果，他们用第一次做游戏时使用的一组词语，将该技法及由此产生的“合成”图像命名为“精致的尸体要喝新酒”。布勒东解释道：“我们任由‘精致的尸体’继续发展，终于，一种无懈可击的创作方法诞生了，它凌驾于我们头脑的理性判断，彻底解放其隐喻能力。”

1927年，比利时艺术家雷尼·马格利特从布鲁塞尔移居巴黎郊区，在那里住了三年，此外，他一生几乎都在比利时生活。与大多数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不同，马格利特对经由“自动”手法进入潜意识兴趣不大，却爱琢磨如何在他的超现实画作中呈现独特的哲思。例如，为了解答“我如何天才般地画一杯水”，他以玻璃杯和雨伞的诡异组合完成了一幅《黑格尔的假期》。

展览现场有一件名为《魔镜》的作品。在《魔镜》中，马格利特通过展示两个法语单词“corps humain”（人体）并使之融入绘画，来探讨文字与图像之间复杂神秘的指涉关系。1929年，他以类似的文字图像游戏创作了代表作《这不是一支烟斗》。

“在我看来，思想只由可见的事物构成，它能通过绘画变得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