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凡逛山记

黑猪与熊猫

秦岭像画在中国大地上的一横，切开了中国的南与北。北麓在北方，陡峭深林里藏着庙宇。南麓在南方，缓坡延绵散落着农村。李一凡在2023年8月到秦岭逛了一个月，这年10月又来逛山，和他的助手一起，想拍纪录片。

“拍道士啊？”同行一听他去终南山，总这么问。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位美国人到秦岭北麓的终南山寻访上百位隐士，并成书《空谷幽兰》，二十多年后重访时被拍成同名纪录片。“但我对那不是特感兴趣啊，太容易‘看到’了。”58岁的李一凡对我说。他更想去看的是秦岭的日常。

这位艺术家、导演的上一部纪录片是2019年的《杀马特我爱你》，拍摄一群以夸张发型出名的东莞工人，他也做社会性艺术，曾调研北京五环到六环之间的40个城中村，关注的题材常常包含城乡关系。

他钻进了秦岭南麓的农村，请村民带着他逛。正逢农时，村民说好领着逛山要收两百块钱，逛山时一路逛一路聊。新冠疫情期间，秦岭有了新的隐居客：一位在陕西城市工厂受过情伤的青年回村养羊，羊在树下放，人坐屋里酗酒。一位在南方都市多年的人回村养黑猪，想在村里复刻文创园风格的农家乐“我在秦岭很想你”。这几年来秦岭的外地研学团也变多了，有时会看见一群中小学生哄抢林中的熊猫粪。

逛山的过程中，李一凡和村民越聊越熟，最后五个小时逛完，村民收钱后，又硬塞回几壶土特产蜂蜜当回报。

我第一次见李一凡时，就感受到他对日常生活的信任。他是个天生的交谈者，知识面广又幽默从容，那张总显得有点眼神散光的和善圆脸能松懈对方的警惕，他正像筛子似的滤着信息。那是在某书店2023年的一场跨年活动上，李一凡是嘉宾，简单开场后，他就把话头递给了满屋参加活动的人。当人们谈论的内容从实际生活转为网络理论，他耐心耗尽的时候，就出去抽烟，抽完一两根，再回来继续当嘉宾。

到秦岭时，他先逛山，遇到看不懂的新变化，就打电话问乡村建设专家——这些他因做艺术项目和拍纪录片而慢慢熟悉的人，“为什么涌入城市后又要回来农村，为什么一段段农村史是断裂的？”电话那头给解释，或一起讨论。他真正想在片子里讲的是“话语”，“政策的话语在落地的过程中是怎么变形的？知识分子的话语和在地的人能不能有情感共鸣，知识在这个年代还起作用吗？”

“我也不知道，我们就去看看。”他说。

2023年我因一篇报道而周边采访李一凡时，他说到新一代创作者的向内创作趋势——退回原生家庭、退回自我凝视，“现在的年轻人对世界已经不感兴趣了吗？”一年过去，他自己倒是依然过着四处逛山创作的生活，去了陕西、北京、贵州、广东、天津等地，拍摄两个纪录片，进行几个艺术项目，准备2024年秋天的北京个展。他对中国农村及中国现代性的观察始于1990年代后期，直到2002年三峡库区第一次爆破拆除县城，他才开始真正创作。

对李一凡，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符鹏曾跟我谈到自己的好奇。“他最近在拍什么呢？”几年前，符鹏被本校艺术学院请去开了一场《杀马特我爱你》的讲座，他认为这份视觉文本改变的是社会的认知视野。“李一凡是一个艺术家，是四川美院油画系的老师，他在艺术工作上的思考不仅包含对现实本身的思考，而且包含对整个中国当代艺术可能性和限度的思考。”符鹏在讲座上说。

但台下有符鹏没有注意到的争执：如何观看此刻身处的现实，艺术和现实应该是什么关系？学生甲建议乙，想看更详细的工人故事就自己去工厂做田野调查，学生乙觉得甲在低估艺术的内容价值。这场争执最终收尾在一句语气隐忍的嘟囔——“到底是谁在看不起李一凡？”

观看之道

重庆黄桷坪坐落在长江的上游，是四川美术学院老校区所在地，也是李一凡的码头，每年无论去多少地方逛山，他最后还是会回到这里。他的家像一个小型展厅，有他的纪录片剧照、逛山带回的器物，还有朋友和学生的画、雕塑，常有人带着在做的纪录片和艺术项目来黄桷坪找他寻求建议。

桌上放着一张他的摄影。每逢学校年展，他就交一幅本年随手拍的照片，取名《无题》，这来自朋友、前川美同事、画家杨述的建议。得知他尊敬的这位画家在校内评教授的“经历”后，他自2006年入校至今没评过一次职称。

58岁，临近退休，李一凡依然是讲师。

在川美油画系的影像课课堂上，讲师李一凡总是从“观看”讲起，艺术史的每一次视觉发现，都伴随着人类的认知变化，“小孔成像之后，近大远小的透视结构就有了。没有光谱的发现，是不会有印象派的。变形跟视觉心理学的发展有关系。”塞尚为什么是现代艺术之父？从塞尚开始，视觉心理就认同了心与眼的分离。杜尚的小便池《泉》是在做什么？“在观看上，杜尚明确了一件事，就是语境。”

“一切意义只在语境中产生。”他说。

朋友、画家、原川美油画系主任李强也常来听课。李强觉得，李一凡早期的纪录片在形式上太强调客观性，就像早年时这个人如榔头般坚硬，但在杀马特的片子里，他变得像水，“整个片子非常克制，但形式上做什么都可以。”

“他不是从‘效果’来看画，他说的是认知，还有常识，但我们的学校教育往往就缺乏常识。”这位画家看《杀马特我爱你》时，惊讶于视觉的“精明”。在两个多小时的纪录片里，火星文、土味照片、QQ截图和竖屏、横屏视频不断插入，“不停乱翻，视觉上不断地打搅你，但是你没觉得眼睛炸。那种舒服，是特别难的。虽然《杀马特》放到今天的现场是很鲜活的东西，但是里面流露出经典主义的气息。”

教书的这些年，李强见到越来越多“正确的画”，“很多时候都不到创作层面，而是常识问题。‘正确’就是大家的经验来自美术史，找不到任何缺点来说。唯一就是没有自我，自我很弱。”

事实上，李一凡告诉我，在青年时期，他也经历过漫长的游荡期，那是一段长时间“看不到东西”的阶段，把艺术当借口四处逛，创作也是到了三十多岁才开始。“之前做一个知识分子也好，或者做一个学生也好，大部分时候是看不到东西的。”他说。

1980年代末的一个秋天，23岁的学生李一凡经历着精神意义的崩溃，把自己丢进西南农村游荡了八九个月，走到一处村庄，见到山峰下的河流闪动着妖媚的绿色，这里没有知识的痕迹，也没有折磨人的意义，他觉得到了世外桃源，“好浪漫啊！”

进入农村和县城的语境

李一凡的逛山是从16岁开始的，他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嬉皮士。

1982年，他进入四川美术学院附中读书时，川美正以“伤痕美术”“乡土绘画”闻名全国，学校常拉着学生去川西黔东南的农村采风。十几岁的学生们浩浩荡荡走在西南的农村，拿个小相机，带个速写本，背点衣服，一逛就是一个多月。有次同学们坐火车回重庆，全车厢的人都在躲，这才知道被当叫花子了。

他少年时，黄桷坪有重庆最大的货运码头，也有四川美术学院。茶馆里，棒棒们说借钱说讨生活，学生们聊摇滚乐聊电影聊艺术。这份成长经历在他的讲述中总以一种恣意自由的样貌出现，当他再次平顺地说起40年前遇到的棒棒时，我忍不住问，“但你感觉不到他们的贫穷和背后的痛苦？”

“感觉不到，”他几秒后再次确认，“那时候确实感觉不到。”

他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母亲是四川美术学院的老师。1970年代末，他上初中时读的是从母亲这儿获得的美国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和每年的外国文学索引合订集。1980年代初，进附中后要逛山，家里便给他准备好一百多块钱的相机。

1986年，他去北京的中央戏剧学院读编剧系，遇上1985年以来的知识换代，大量外国哲学、文学、社科书籍涌进国内，很多老师看书还没有学生快。那一代中国年轻人要回答“我是谁”的问题。

毕业后，他来到1990年代全国经济潮头的广州，接受了分配给自己的广州某文化事业单位的闲职。一出广州火车站，看到高架桥下全是躺着的人，这些来广州找机会的人目测绵延近一公里，“太牛逼了！”这是一种全新的震撼。那时候他觉得，全世界“最牛逼的事”就是搞个老式雕花架子床，放在广州火车站的大桥下躺着。

1995年底，带着在广州下海赚的钱回重庆后，李一凡也不着急创作，他对农村好奇，与在西南农业大学教书的弟弟研究农村，订了《中国南方果树》杂志，进村请教耕地和养猪问题，想包一个山头。那是在20世纪末，许多朋友挣了钱，下海开公司、搞影视或者成为画好卖的艺术家。他像个榔头，朋友们吃饭喝酒时，他会忽然如临大敌地谈“现代性的代价”，“接下来会出问题的啊！”

“赚钱不好吗？”朋友劝他，不要这么偏激，“这么开放的时代，什么都有了。”

2002年1月，重庆市奉节县成为三峡蓄水爆破的第一站，整座老城将在三百多天后被彻底拆除，两百多家新闻媒体和许多中外创作者涌入奉节。李一凡马上结束手头的报纸工作，与鄢雨一起带着摄像机进入奉节。他至今仍感到离奇的是，最初几天他们拍的是“千年诗城”，很多媒体也都是这么干的，他们揣着摄像机在县城里找一千多年前的李白，眼前的奉节人则都为房子吵翻了。

“我们讲诗城、诗意，但老百姓烦死那个地方了，那里没有任何公共投入。”他遇到的当地人里没有不愿意搬的，毕竟新县城的水电道路条件好得多。

人们陆续往新城涌。他们纷纷登记房屋产权，准备搬去新城过新生活，这也是中国21世纪初城镇化大潮的一角，但城镇化新阶段又暴露出了更早阶段的问题。“房产最混乱的人就是1980年代从农村搬来县城的人，80年代从村进县有了家，现在又要拆了，告诉你这不算（你的房产）。”

长江水位继续上涨，到170米时，整个县城都将被淹没。每天早上从招待所下楼，李一凡都路过一个算命先生，后者有个电子风水方向盘，每天帮他免费“叮”一下，用重庆话喊，“李老师诶，今儿去东北方向嘛，那头有得拍。”

一个中国县城在大地上彻底拆除，会经历什么？三百多天里，因为磁带贵，每天只拍半个多小时的素材，大多时候李一凡都跟着村民们一起跑，常有突发情况。其间他回过两次重庆，什么也不想跟人说。早年他去那么多农村和县城，像翻书一样看，像画画一样看，这一次“你真的去看了，跟他们一起跑了，跟他们一起带情绪，你也掉进去了”。

2002年11月，奉节最后一次大规模爆破，800公斤炸药，18声巨响。李一凡在这场爆破后依然逗留了几天，老城已经是一片废墟。长江水灌进来，成为中国新的景观。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唐 李白  《早发白帝城》

纪录片叫《淹没》，片子开头引用了李白在奉节写下的这首诗。2005年《淹没》在第55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上映。当它获得多项国际电影节奖项的时候，李一凡39岁，早已过了会因为奖项而重新全面评估个人才华的年纪，但觉得“这个事情可以干”。“后来，奉节就成了我理解中国基层社会的语境，也成了我认知的底色。”

为什么不跨过那条水沟？

广州，青年艺术家刘伟伟劝我不要再写“这些老艺术家”。“去看看工厂正在发生什么，杀马特早就消失了。”他建议我，直接去工厂，去其他现场。最近他在深圳的工厂做艺术项目，偶尔打螺丝，但打一会人就受不了，又躲回摄像机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