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民安：情感有时也是一种劳动，一种生产

一个男性理论家每天面对家里冰箱的时候，在想些什么？

冰箱，它让过量的被屠宰之物存储下来，而不至于腐烂。“或许正是因为对冰箱的想象，大规模的对动物的屠宰才成为可能。”在2015年首次出版的随笔集《论家用电器》中，清华大学人文学者汪民安这样想到。肉与血腥分离，屠杀给人的道德眩晕感由此隐身不见。这些深埋在日常之下的惊悚，这些私密的联想与感受，正是汪民安“理论的激活”的源泉。

“首先要有一个写作对象，或者说写作形象。我的思考和写作是从这个形象上发展起来的。”这种风格最早开始于一篇写《家乐福》的文章。

1990年代中期，汪民安住在北京朝阳的西坝河一带，其时，欧洲零售巨头“家乐福”在那里开了它在中国的第一家超市，他也刚刚得到人生第一份工作——记者。工作很无聊，无所事事的时候，家乐福是他爱去的地方。大型超市的购物经验对他而言是全新的。必须存包，必须从二楼滞销物品开始逛起，然后，必须下楼。他发现，一旦迈进家乐福，消费者就被一个强大的权力机制引导和操纵。消费主义隐匿在缜密的购物动线中，为他编码，让他服从。就这样，他产生了写《家乐福》的冲动：记录他的经验，也记录他的时代。

上大学的时候，汪民安就与很多同学一样，喜欢本雅明和罗兰·巴特。两位大师的共同特征是，将“形象”作为写作的根基，擦亮日常之物的光泽，让理论流动起来。

2014年，他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做学术交流，租住在一位芝大教授空出来的家中。一进门，他就被其中繁复的灯光系统吸引：一个客厅就有十几盏灯，灯与灯之间的设计和部署也非常考究。整整一个星期，他像画家对着自然风景写生那样，用双眼看着那些灯，引导着他的双手，最终写出了《电灯》一文。

这是一种对电器的过度使用。汪民安1969年生于湖北新洲，他还记得，在他小时候生活的村子里，并没有电灯。在他家，整个屋子里只有一盏煤油灯悬吊着，发出一点微弱的光，构成屋子的中心。家人们像趋光的飞虫，在灯下紧挨着坐着。没有电视机，人们不得不在一起交谈，很亲近。“凿壁偷光”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借着光亮读小说时，他必须把脸凑得离油灯很近，常常看完书抬头一看，额头、脸颊都被熏黑了。

技术的变革及其影响是汪民安写作版图中的重要一块，而在生活中，他却始终是一个对技术非常迟钝的人。他甚至至今不会开车。不擅长驾驭技术产品，反而使他更加关注技术的变化，迟钝有时也助人爆发想象力：当他“一惊一乍”地写下《手机》一文，描述奇迹和与之相伴而来的信息焦虑时，智能手机甚至还没有开始普及。那是摩托罗拉和诺基亚的时代，如今翻阅，这篇文章早已成为对历史的记录。“就像煤油灯、收音机一样，某一种技术总是要过时的，对它的回忆，就是对它的时代的记录。”

这几年，除了关注技术和物质，他也陆续出版了《论爱欲》（2022）《亲密关系的核心是友谊》（2024）等著作，不乏兴奋地讨论着身体和欲望，讨论爱的激情、奇遇和革命性。“情感转向”的思潮在学术界正如火如荼，但在校园里跟学生面对面打交道时，几乎没有人向他聊起过情感话题，问得更多的是“要不要读研究生”、“上哪找工作”这类务实的问题。“情感问题似乎只陷于理论层面，而不是在实践层面。”汪民安感慨。

站在讲台上望下去，大家彼此友善、客气而沉默，眼神里却似乎缺了点激情。“跟我们年轻时候很不一样，学生之间也不争吵不交锋。”

“大家越来越封闭了？”我问。

“封闭？我不太愿意用这个词形容我的学生。”他想了一会儿，说出另外两个字：“孤独。”

“他们每个人都很孤独。”

他想，应该要在学生身上唤起一点生命力，“别总那么沉闷。脸上要有一些光。要大笑。”作为一个大学老师，他越来越感受到情感劳动的迫切性。他说，生活中的情感劳动常常是免费的，以至于我们忽略了这也是一种劳动、一种生产。除了生产“作为商品”的信息、知识和情感，我们还可以在另一个意义上谈论情感劳动——它可以超越功能和效率，忘却策略和技巧。

人：人物周刊 汪：汪民安

“身体成了一种可以被制造的文化产品”

人：你对技术带来的解放似乎比较悲观，甚至提出“技术末世论”的说法，你此前提到，一种新型智能的出现，也许会让人成为新的奴隶——新型智能的奴隶，怎么理解这种新型奴役？

汪：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之一，就在于人是有潜能的。人的历史，就是不断地实现自己潜能的历史。从根本上来说，人就是不断地实现自己的潜能从而不断地转变自身的过程。而每一次潜能的实现，也意味着一次新技术的发明。相形之下，动物没有潜能，也没有技术的发明，也无法改变自身。我们可以在这个意义上讨论技术的进步。什么是进步？进步就意味着技术的潜能在不停地现实化。

但是，人的潜能来到了一个奇点：即，人也可以制造出能够毁灭人的超级机器人。这就是我们说的人工智能。这是人类发明的最新的技术客体，这个新的技术客体的特征就在于，它也是具有潜能的。也就是说，人的潜能发明出一种有潜能的对象或者机器，有潜能的非人。这是它与其他技术客体不一样的地方。

现在，潜能脱离了人本身，第一次进入非人的领域。人工智能所谓的自主学习或深度学习，就是潜能的实践。一个非人的智能机器根据自己特有的潜能可以摆脱人来学习、创造和行动。如果说，人工智能意味着我们将自己的潜能转移到机器中，那么，这个人工智能就是人最伟大的创造，是人的潜能的最大化的实现，也可以说，也是人的潜能的最后实现、终结和完成。

一旦人工智能能够完成自主的技术学习和创造，人或许就不需要创造了，人就会将一切工作交给人工智能，使之为自己服务。人工智能为人类毫无怨言地服务，这就是最理想的奴仆，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奴隶。它开始是作为人的奴隶而被发明的，它学习了主人教给它的一切，它帮助主人完成一切，逐渐胜任一切工作，而主人则每天躺着睡觉，无所事事，在呼呼大睡中变得越来越愚蠢——他失去了记忆、知识和潜能。看上去是主人在支配奴隶，但是，很快主人就发现，他无法离开这奴隶，他什么也不会，他的一切要依靠奴隶，他不得不依靠奴隶。他最后被奴隶支配，奴隶比他更聪明，奴隶最后获得了主人的位置，而原先的主人则变成了奴隶，这就是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的逆转。

人工智能和人的关系就符合这样的主奴关系的颠倒。人最终会被他的潜能外化出的人工智能所奴役，不再是19世纪大机器时代的资本家的奴隶——马尔库塞分析的是机器上的工人变成了机器所有者（资本家）的奴隶，大机器技术使得他们具有奴隶的特征，他们从根本上是另一个阶级的奴隶。将来，整个人类，将自身的潜能最后现实化的人类，都可能会变成人工智能的奴隶。

人：这是“潜能的不断现实化”可能带来的可怕结果。但是，阿甘本认为，潜能还应该有另一面，即“不去做”的潜能，人应该保留“不能”的权利，罗兰·巴特也说，人应该有“懒惰的权利”。你认为人工智能的未来，会给人更多“不能”和“不去做”的权利吗？

汪：人工智能当然有助于减缓人的繁琐而痛苦的劳动。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就会不去做。只要我们还处在一个充满竞争的社会中，人就很难施展他不做的潜能。

阿甘本和罗兰·巴特谈论的“不做的潜能”有具体的历史针对性，就是要从资本主义的绩效和竞争压力中解脱出来。如今每个人都处在竞争中。竞争当然是一个古老的传统，但是20世纪的新自由主义塑造了一个竞争神话。德国的秩序自由主义塑造了一个竞争社会——社会是由大大小小的不同的竞争性企业组成的。而美国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将竞争推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将劳动者本身看作是一个企业，劳动者都是人力资本，每个人都要改善自己的人力资本，每个人都要自我投资，以这种方式来竞争。也就是说，每个人都要不停地去做、去成就自己。“不去做”的潜能就是试图从这样的竞争型资本主义那里后撤出来，就是不去参与这种竞争。这与阿多诺他们很不一样，后者是去直面资本主义，去对抗，去批判，去否定资本主义。

人：在未来，技术的进步除了让人类可能被奴役之外，难道没有积极的意义吗？人如何通过驾驭技术通向真正的自由劳动呢？

汪：技术本身没有问题，但是，资本主义式地使用技术有问题——这是马克思的观点，马克思不贬斥技术本身。对马克思而言，技术是生产力，新的工业技术能够打破既有的生产关系和制度，它因此具有解放的可能性。尽管马克思还是在工厂里发现，工人的身体被机器所掌握，从而导致了全身心的异化，但是，马克思认为这不是技术和机器本身造成的，这是资本主义对机器的反动运用造成的。他期待一种社会主义的对技术和机器的合理利用。整体而言，他对新的工业技术是肯定的。技术和机器本身并不吃人，吃人的是资本主义使用机器和技术的方式。

马克思对技术的观点的最新版本是一种左翼加速主义。人们越来越发现，今天的技术操控手段太强了，出现了所谓的新的技术“领主”，他们构成了一种全新的跨国界的技术统治。这个技术统治周密强大，但也反动保守，以至于人们不无悖论地称今天的平台资本主义为“技术封建主义”。而所谓的加速，无非就是将技术的潜能从资本的掌控中解放出来，使之服务于大多数人。

这就是一种引导性和限制性的加速。如果说，现代技术是一艘大船的话，对于左翼加速主义而言，要让这艘大船安全行驶，不是放缓它的速度，而是发现它的航行潜力，发现它可能的正确航向，驾驭它使之沿着这个航向行驶。这里至关重要的是社会技术领导权的问题，是对技术的驯化问题。

与此同时，还有另一种加速主义，他们认为技术根本无法限制，人们能做的就是让技术自我加速，从而让资本主义内爆。这是尼克·兰德（Nick Land）等人的观点。你也可以说这是通过技术加速来摧毁资本主义，从而促使另一种资本主义新生。这有点不破不立的味道。简单地说，这是通过技术的自我加速来摆脱技术带来的束缚。他们相信技术带来的危险只能通过技术的快速更迭来克服。就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要克服地球的危机，不是去限制技术对地球的开垦和征服，而是发明新的技术将人类带到地球之外的火星从而摆脱这场危机。但问题在于，在人类有能力移居火星之前地球可能已经被摧毁了。

人：你在《身体转向》一文中提到，身体从尼采开始成为个人的决定性基础，“我”与“你”不同，本质上是因为“我的身体”与“你的身体”不同。在罗兰·巴特等人看来，似乎是身体决定了我们的个性与独特性。但当空间、技术的规训越来越强烈地裹挟了我们的身体，我们身体的个性与独特性还存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