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刚：成功的边缘人

66岁的艺术家张晓刚仍是拍卖市场上的天王级人物。2024年5月29日，胡润研究院发布《2024年·胡润中国艺术榜》，张晓刚的成交额增长20%至6911万元，在中国艺术家中排名第十。

市场的成功没有改变张晓刚的边缘状态。“调侃一点讲，我也愿意保持这种所谓的边缘人的状态，这种边缘状态会让人更敏感；如果每天周围都是你爱听的那些东西，对艺术家来讲很宝贵的灵感可能慢慢就消失了。”

新冠疫情之后他重新思考了自己与艺术的关系，哪些是要紧的，哪些是他想要的。“艺术是具体的，对艺术家来讲更是，其实是在画细节。你是通过细节去表达一个整体的观点，而不是仅仅在思考一些大而无当的观念，然后配上图。这种艺术不是我要的。”

他投入陌生的过去，不断回看，写、画，谈话、自省、反诘，要给自己的经历和感受一个交代。他想知道，这一切都不是凭空而来的，这样才安心。 “我的敏感点永远是已经发生的。我永远在往回看，注定当不了一个时尚的、太潮流的艺术家。”

艺术家的工作室

崔各庄的顺白路被日头照得明晃晃的，笔直一条。这里地处京郊，路的北面是一号地艺术园区，占地四万平方米，画廊、美术馆、画家工作室和艺术机构一应俱全，从世纪初筹划起就想要汇集成“艺术硅谷”。

艺术家张晓刚的工作室在这片“艺术硅谷”的马路对面，与它保持着微妙的距离，隐蔽在一间学校的院子里。

这天是2024年6月10日，端午。因为我们的拜访，工作室被收拾了一番。从个展《虚妄之镜》和成都双年展撤回来的画原封不动放在架上，墙上只挂了《洗衣机》《柜子》《光7号》，以及《舞台5号：羽衣甘蓝》，都是近年新作，笼罩在雾霭一样的灰色里。

张晓刚使用过大量的灰色，他喜欢灰色给人的感觉，与现实无关，或属于过去，或触发梦境。2023年甚至有一家艺术品牌联系他，提议到颜料厂申请一管颜料，就以他的名字命名，叫张晓刚灰。

陈年旧画、空白画布挤在角落里，年头久了，有些已经发黄。颜料凝固成抽象雕塑，工具车上挨个整齐罗列着画笔、刮刀、松节油、拼贴用的鞋带。

与其说是工作室，这里整洁得更像一个陈列室，摆脱了游牧状态的定居点。

张晓刚看起来很松快，穿了一身藏青色的T恤布裤运动鞋，下巴冒出短短的白胡须。一年多来连续办完四场个展，参加活动、出书，2024年计划稍作休整，端午前后除了待客还是待客。

2007年，他搬来时这里还是个仅有300户的小村庄，绿树成荫而厂房空置，不仅没有屋顶，墙也是塌的。他租了其中一个两千平方米的废弃车间，日常出门吃饭只有两家馆子可供选择。五年后的北京特大暴雨中，狂风掀顶，一片狼藉。

更早几年，2000年，张晓刚从成都移居北京，先是落脚在花家地，然后搬到费家村，再搬去酒厂。这些地方如今都发展成了艺术区，但他去的时候每次都像开荒，荒凉时进去，一旦热闹了他就走掉。

在费家村时，他们还创造了一种把库房改建成工作室的生活方式。向来无人问津的简易库房突然有人要租，当时的村民们觉得很费解。“就给他们讲当代艺术啊，给他们上课。需要大的房间，因为要做一些装置。哦，懂了。”屋顶换成彩钢，加装卫生间和暖气，一个工作室的基础设施就完成了，后来这变成了热门生意。

“是让一些人赚了钱，但是艺术家在里边也赔了不少。我的好几个朋友都是刚装修完没多久就要拆迁，换个地方，又装修弄好，用到一两年又拆了。倒霉死。”张晓刚觉得好可惜。

北京的艺术区经历了三十多年的迁徙，因为拆迁、市场起落等原因，逐渐从西挪到东，从内环挪到外环。

“现在都不行了，李桥也不行，待不下去了。在北京不容易的，大家都怀揣着一个梦到了这儿，梦破碎了以后好多人就回去了。”新冠疫情那几年喂饱了艺术家们的脑袋，也掏空了他们的口袋。

空间对艺术家的影响比我们想象的要大，乃至直观地反映在创作中。这处工作室张晓刚已经稳当租用17年了，搬来时种的梧桐树从碗口大长成了合抱粗，初夏时节一副怒发冲冠的样子，挺立红墙边。

城堡与蜉蝣

张晓刚在这儿密集工作到2019年底。新冠疫情暴发后，他被困在了将台路的工作室里。那儿更小，又兼家人起居，稍显局促。起初他以为这会像2003年的非典一样过去，很快他就意识到疫情范围在不受控制地扩大。

既然待在家里，索性画笔不辍。

他先是决心画完一幅起草于16年前、经过两次大改却总无法完成的三联油画，260cm×600cm尺幅的“异托邦”。这幅画原本被囊括在“里与外”系列中。相比让张晓刚蜚声中外的“大家庭”系列，“里与外”那几幅并不惹眼，标志性的人物面孔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旗杆、水坝等上世纪的记忆风景。

在“异托邦”里，喇叭挂在细长杆头，红色婴儿坐在沙发上，青年匍匐于地读书，远处是一所光斑下的1980年代学校建筑。而占画面绝大部分的则是灰色的天空、山脉、土地与河流，荒芜的革命年代景象。

这并不惹眼的系列显示了张晓刚关注点的重大转变，他重新意识到自己并不适合做观念艺术，也无意进入绘画的语言学范畴。他想起了自己早年间追随的表现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甚至文学和音乐。

而他想要探讨的主题，是个体与社会、私人与公共、时代对人的记忆的损害与人有意识地去遗忘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至今仍潜伏在他的神经当中。

2019年，在保留画面大结构的同时，张晓刚把三联画做了大幅改动，人物、记忆物件变多，逐渐占据重心，光斑下的房屋越画越长，两侧再加“屏风”，营造出舞台的质感。2020年春天，他终于画完，并将之更名为《舞台3号：城堡》。

然后他重新开始写日记。其实他非常擅长书写，从小写日记，青年时写信，只是停滞了好多年。

封闭空间让他又有了书写的冲动和正当性。2020年开始的三年里他经历了三次被动隔离，两次在同一家酒店，还有一次在方舱。必不可少的东西是适量的烟、酒、咖啡、打火机，还有速写本和简易水彩颜料。这是他需要的全部子弹和武器，人活得跟在匮乏年代差不多。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想应该是心态和计划。”

他到记忆库里去翻找素材，抛开一切嘈杂思考自己与艺术的关系。他拍过几段影像，在方舱的房间里不断地来回走，房间逼仄，景象单调重复。而他的日记本里写满了字，画满了草稿，“一些感觉被激发了。”

这些草稿诞生了一批名为《蜉蝣日记》的作品，以纸上油画、拼贴为主要手法，以房间为画面的主要空间，把猫、狗、魔鬼、黑山羊、档案柜、隔离酒店走廊、餐桌上互搏的人、格列柯的《揭开启示录的第五封印》等等并置画中，画外盖戳似的写上一个虚构日期，一种扭曲和重组记忆的狡黠方式。

《蜉蝣》在上海黄浦江边的龙美术馆开展时是2023年3月，春风苏醒。美术馆的空间巨大，《蜉蝣》很小，人来人往。

这是张晓刚重新引起关注的两年，连续办了四场个展、参加活动、出书，反响热烈，关于他勤奋的创作，也关于创作中略显保守的具象、叙事性特征。

“奇怪的是，有一些表现实际上是他早年的艺术趣味和态度，它们又浮现出来。”年轻时就认识张晓刚的批评家吕澎察觉到，其中有种循环，“纯粹的表现主义手法，后来又加了一点小平涂，又加了一点肌理效果，但它显得比较讲究微妙，是一种新的趣味。要注意它的往复，又要注意它的差异和不同，找不到一个比‘循环’更有趣、更准确的词了。”

吕澎看《蜉蝣日记》之后的“光”系列，同样发觉可以追溯到青年。在“光”系列中，那道自1989年出现在他画中，原本只以光斑形式出现的光变成了主角，人的面孔、手、书成了局部。

“他能够意识到人处境的糟糕。要怎么去解决它？其实光就是一种希望和解决。”吕澎说，“这个光是生活经验，很多事情都给他留下一个感觉，人生其实问题远远大于快乐。”

血缘的历史

张晓刚1958年出生在云南昆明，在家里四个孩子中排行老三。

日后他说到自己常年面临的边缘处境就会提起这个排行，意思是不像老大老二能更早来到父母身边，也不像老幺备受关照。4岁时，母亲开始教她的孩子们画画，只有老三坚持了下来。

不知道是因为内向而喜欢画画，还是因为喜欢画画而变得内向，总之张晓刚有了自己的避难所。有段时间，他家住的楼房为了躲避对面红卫兵的枪击，把所有门窗都用砖堵上，因此他有一种重要的童年记忆，就是在黑暗幽闭的密室里画画。

下乡又复课之后，张晓刚在17岁时遇到了自己的启蒙老师、父亲在西南联大的同事，林聆。林聆教会了他素描、水彩、油画基础，让他在连环画的趣味之外有了苏联体系和欧洲美术的眼界。他从没想象过两年后高考恢复，自己会考上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是当年云南省唯一一个。

但他父亲是个专制的父亲，老师是个严苛的老师，张晓刚从来没有从他们那里获得过肯定。唯一能理解他的母亲，因为在职场遭遇变故而患上精神分裂症，成了家里的一个谜。

1977级川美油画班的学生都非常人。程丛林画出了《1968年×月×日雪》，高小华画出了《为什么》，罗中立拿出《父亲》，何多苓则有《春风已经苏醒》。这些画涌动出“文革”后伤痕美术的热潮，学校里一时间“似乎每天都会诞生一个新星，或者一件令人刮目相看的新作品”。

年纪比他们小十来岁的张晓刚还在紧张和不安中寻找自己的道路。他喜欢上了印象派，喜欢到决定用此风格来完成自己的毕业作品、不同于以往写生的“草原组画”。然而学校不以为然，认为他是“搞怪派”，“不美”，“没有感受，学别人又学不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