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渝石窟守护人

石窟艺术传入中国后，从魏晋至盛唐，在北方形成两次造像高峰。安史之乱过后，中原地区在经济发展和宗教热忱上再难支撑石窟开凿，而经济稳定、文化延续的川渝地区，却在唐宋期间开凿出多如星辰的摩崖造像。全国石窟寺专项调查显示，川渝地区石窟目前尚存八千多处，约占全国石窟总量的三分之一。

这些石窟不仅仅有以皇室为首的统治阶层主持的造像，还有地方士绅富民等民间力量开凿而成的，前者多靠近城市和交通要道，规模宏大，旷日长久，以世界上最高的石刻弥勒佛乐山大佛为代表；后者多开凿于中晚唐及宋代，规模渐小，分布零散，常见于乡村、农田、山林之间，以重庆市大足区、四川省安岳县两地的石窟为代表。

大足石刻现有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窟75处，遗存造像5万余尊，以佛教题材为主，儒家、道教造像并陈。1999年，大足石刻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继敦煌之后中国第二个石窟类的世界文化遗产。安岳县毗邻大足，其境内有石窟177处，遗存造像10万余尊。石窟艺术通常被认为“唐盛宋衰”，然而大足和安岳的石窟造像内容丰富、艺术精美。石窟研究者萧易认为，安岳的造像呈现出一种沉静的美，“佛、菩萨的身体被衣服遮盖，面部恬静、自然。”

石窟散落乡野，对文物保护而言是一大难题，有些石窟地处偏远，外界的保护力量难以长期深入，而自然侵蚀、人为毁坏和偷盗等问题都威胁着造像的保存状态。为了保护身边的文物，大足和安岳组织了以石窟附近村民为主体的义务文保员队伍，目前约有140人，大多是由村里推荐或自发守护，经文物保护单位招募成为文保员，根据文物保护点级别不同，每个月补贴数百元到上千元不等。除了开放的景点，其他文物点的守护人的平均年龄超过了60岁。他们经年累月地守护石窟，在家与石窟之间走出一条岁月的小径。当地文物保护单位要求晚间驻守，有的文保员几乎住在了石窟，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刘思昌守护大足区潮阳洞石窟近40年，因为他的民间信仰知识和坚持，他在当地村民中有着相当的威望。王学豹在大足区陈家岩石窟守了17年，他在洞窟口搭建了简易窝棚，周边环境潮湿，常有蛇虫出没。2018年，王学豹夜晚驻守时被一条钻进被窝的蛇咬伤，腿上至今留有疤痕。

石窟文保员是一份义务工作，酬劳微薄，却要倾注大量的时间，很大程度上依靠个人的奉献来支撑。大足区的文保员龙运高守护普圣庙摩崖造像四十多年。他和妻子在守护石刻的同时，还要编织蒲扇来补贴家用。守护千佛岩石窟的黄光华休息时会去周边的乡镇赶场，兜售小商品。与他一起守护石窟的钟高然懂些兽医知识，但这几年请他去给牲畜看病的人很少，在文保工作之外，他还要种地谋生。

有时，文保员的工作是一场家族的接力守护。安岳县的曾祥余在2006年正式成为茗山寺石窟的文保员。他干过石匠，参加过修复茗山寺的工作，曾多次被评为优秀文保员。在他之前，爷爷和叔父先后在茗山寺守护或重修庙宇。每天晚上，曾祥余都会按照规定巡视石窟，提着灯在漆黑的山道间行走，转弯照见佛像的时候，他便安心了。

安岳县的陈炳福自1993年开始担任半边寺石窟的文保员，他白天在田间劳作，晚上在石窟中值夜。陈炳福有两个儿子、三个孙子，家庭和睦。小儿子陈华在外打工，他说，当父亲不能再守护石窟的时候，他就回老家接替父亲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