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先生

老张是在最寒冷的大年初三走的。那天晚上奇冷，倒灌的北风像失魂落魄的野鬼，勾走了他对生命最后的眷恋。

从最初偶尔去一次医院，到隔三差五地在各个医院报到，到最后瘦得脱相，凭呼吸机维持生命，两三年的时间里，这个“人到哪里都要挺直腰杆”的先生，耗尽了他平生所有的骄傲。所以尽管所有人都对这一天有心理预期，但几乎所有人都不相信，这个倔强的、帅气的、威严的人，会在不到67岁的年龄就走了。谁都想着怎么也轮不到他：他作息规律，作为退休教师有着丰厚的退休金，更不会在人情世故上隐忍——他有一套自洽且强大的生存哲学，况且，他钟爱的孙子即将迎来他最看重的高考……

病痛将他折磨得完全不成人样，一米八几的大个子，最后体重不到90斤。这已经不是我们印象中那个冬天穿着皮衣、夹着烟头、永远梳着整齐背头的先生，那时他总是用毋庸置疑的语气说着道理，眼睛瞪起来威严得让人不敢直视。他有骄傲的资本：这个村子50岁以下的人几乎都是他的学生，在成长的过程中，都被他训过和爱过。他是一代年轻人精神上的父亲：在父母大多是文盲的孩子们的心中，他的凛然、知识，对于村规和新时代文明的熟稔，都是天然的权威。那个年代，没有什么外界，最遥远的远方，不过外婆家的桥和自己村里的井，书本是外部世界的唯一圣经，而他是释经人。

他教所有孩子背会了历史朝代歌：夏商与西周，东周分两段……；他用大量的样本告诉调皮的孩子：那谁谁谁也是脑子非常好，但因为满不在乎和无人引导而沦为平庸。

孩子们长大后，他对成功者报以热烈的赞赏，对低潮中的心灵给予恰当的鼓励。他既没有在物质世界的凌厉冲击下，丧失自己的信条，同时也洒脱地拥抱着新的时代。他从来都恭恭敬敬地侍奉父母，热情地参与着琐碎又充满人情世故的村庄治理。

他看重面子，却也不绝对化面子，不会因为怕得罪谁而委曲求全，也不刻意经营一个好的名声，他做所有事只是因为他觉得应该这样去做。这样一个人大概算得上“最后的先生”。

也许，先生也有自己的壮志未酬，他曾在夏夜闲聊时说：“我觉得自己的才干能当个县长。”他可亲可爱的太太赶紧说一句：“哎呀呀，你呀就是能瞎说。”

葬礼上有好事者打听，丧葬费大概有多少。更多的是他的学生们，从四面八方涌来，只为最后有机会扶一把灵柩，为坟冢填一把黄土，仿佛这样，才能跟他作最后的告别。告别那个借由知识、地位、阅历而形成的练达、通透、强硬的人物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