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界限内外

数据的游戏

梁建章快步从走廊经过，身后跟着两位业务负责人，神情严肃。上场会议刚结束，讨论仍在继续。一旁的工作人员悄声告诉我，他对某个项目的推进不太满意。

54岁的梁建章对时间的利用严苛而高效。为避免早高峰浪费通勤时间，只要人在上海，他总会在7点前到达办公室。上午的会议最早从7点半开始。此刻已临近10点。

两分钟后，场景切换。他的新书《创新主义》刚刚上市。书中，这位笔耕不辍的企业家论及了一个古老的哲学命题——生命的意义。我们的采访也由此而来。

摆满新书的茶几旁，梁建章放松地斜倚在白色的软皮沙发上，露出标志性的笑容。跟许多互联网大厂的掌舵人不同，这种笑里鲜有机敏和审视。让我想起前一日环球旅讯CEO李超的形容——“慈眉善目”，以及隐于其下的“杀伐果决”。

这里是上海虹桥机场附近的地标建筑——凌空SOHO，由著名建筑设计师扎哈·哈迪德设计。10年前，携程斥资30.5亿元从SOHO中国购入其中的10万平方米作为集团总部。这栋流线型建筑从开工到揭幕的四年，也见证了携程从四面楚歌走向力挽狂澜。

时间回到2011年，作为行业龙头的携程被强敌环伺。一年间，其在线旅行预订市场份额由51.6%下滑至41.1%，股价较最高峰缩水七成。2013年2月，在携程发展如日中天时辞去CEO职位赴美留学、获得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创始人梁建章宣布“回归”。携程开始转守为攻。

对内，他大刀阔斧地推行事业部制改革，唤醒狼性，高薪挖贤，投资了一大批移动创业公司，补齐业务和技术短板，以迅速扭转携程在移动互联网领域的缺位；对外，他宣布投入5亿美元，打响价格战，将其他低利润率的对手拖入长期烧钱的泥沼；又在此后两年间，通过资本运作等一系列组合招，瓦解联盟，化敌为友，先后斥资数亿美元入股同程、途牛和艺龙；最终在资本寒冬的背景下，通过与百度换股，暗度陈仓，获得去哪儿45%的投票权，完成收购。

三年半间，在梁建章的带领下，曾被视为“垂垂老矣”的携程脱胎换骨，完成了对这场混战的肃清。

“成功都有一定的运气成分。我刚回来时，也没有太大把握，不知道自己的潜力能不能发挥出来，只能尽最大努力。自己做好是根本，过程中如果对方犯一些错误，你可能就赶上去了。” 梁建章告诉《南方人物周刊》时，语气一如既往地平静。他极少回望过往，自认记性不好，但紧接着给出另一种解释，“总想着过去，无非是两种情况：年纪大了，或者创造力不够了。我更多是想未来。”

我们采访的房间对侧是一个名为“莫干山”的会议室。作为旅游服务商，会议室以景区或旅游目的地命名并不稀奇，有趣的是这位15岁考入复旦少年班、20岁获得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硕士、42岁拿到博士学位的创始人为此设置的一套排列“算法”。

比如“莫干山”位于中国的东部，“莫”字有十画，该会议室就在十楼东侧。一旦熟悉这套逻辑 ，即便头次到访，也能高效确定会议室的楼层和方位。而如今，随着“全球化”升至携程战略序列的首位，会议室的名称里也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国际目的地。“莫干山”的旁边就坐落着“爱琴海”。

有别于第一次创业是“鼠标+水泥”，第二次创业是“移动互联+一站式服务”，国际化被视为携程的“第三次创业”。这正是梁建章口中“未来”的范畴。

2019年，携程20周年庆典上，梁建章就提出了“五年成为全球最大国际旅游企业”的目标。这一目标背后是这位信仰数据理性的企业家的一连串计算：一般国家入境游对GDP的贡献在1%-3%左右，而中国只有0.3%，远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一旦中国入境游有所提升，除了对整体旅游行业的拉动外，外汇收入也能实现30%至60%的增长。

正如当年看似不计股价地投身价格战，实则对自身和不同对手的资金承受能力有着清晰的盘算，以即时调整开战的频率、力度、周期和方向，在全新的国际战场上，梁建章的数据游戏还在继续。

在负责海外市场营销的携程集团副总裁冯晗看来，海外巨头林立，根盘蒂结，身份逆转的携程成为抢夺市场份额的新进者，必然会面临打压和封堵；加之供应链来源复杂多样，技术体系也迥然不同，在中国被验证的打法很难在海外直接复用，需要大量的本地化适应和创新。

这些年，梁建章半数时间都待在海外。据冯晗介绍，梁建章不会参与到特别具体的业务中，精力更多放在战略方向的把控上：“比如在海外的竞争生态下，我们在哪些方面可能获得相对优势，如何调配资源吃住这些优势，又如何以部分领域和市场的份额优势来争取和带动更多的领域和更大的市场。”

截至目前，携程相继收购了英国航空整合平台Travelfusion公司、印度最大OTA公司MakeMyTrip、英国旅游搜索网站天巡和荷兰在线旅行社集团Travix。凭借着多年深耕，携程在海外积累了愈渐丰富的客户资源、供应链产品和渠道能力。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统计，受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2020到2022年全国旅游消费至少损失16.27万亿元。然而，凭借有效的现金流风险控制、多融资渠道以及海外业务的业绩推升，携程于2022年实现了三年内的首次年度盈利。

此后，随着防疫政策放开，旅游成为各级政府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的重要领域。同时，航班恢复、签证便利化及免签政策也推动了出入境游业务的增长。梁建章是推动者，也是受益者。

2024年5月，携程公布其2024年第一季度未经审计的财务业绩，报告显示，第一季度净营收达119亿元，同比增长29%。其中，国际业务增速显著，携程国际OTA平台总收入同比增长约80%。2024年上半年，携程集团的股价飙升近50%，涨幅位居国内互联网大厂之首，市值一度超越百度。

在旅游市场强劲恢复的同时，越来越多互联网公司向酒旅赛道扩张的边界也愈渐纵深，内容生态迸发出的巨大价值也为行业竞合格局带来新的变量。

数字仍在跳动，游戏仍在继续。

“多面手”的难题

“现在已经达到了你对企业家理想状态的定义吗？”在采访中，我这样问梁建章。

他自谦“仍有空间”，而那些“最优秀”的企业家也不会像他这样涉足如此广泛的领域。他欣赏自己旺盛的好奇心，也从不打算将其局限在某一特定领域。

这或许与他少年时期接受的教育有关。1981年，梁建章考入上海育才中学。当时的育才中学在著名教育家段力佩的倡导下，已经开始试点交互式教育。上课时间被平分为四份，分别用于教师授课、分小组讨论及竞赛、总结评分和做作业。除了不预先通知的小测验，既没有家庭作业，也不设定期考试。课余时间，学生可以参加各种课外兴趣小组，无拘无束地探索自身的潜能。自由而开放的中学教育绘就了梁建章的人生底色。

多年以后，出于对更多不同挑战的回应，已然财务自由的梁建章选择在38岁时赴美攻读经济学博士。在斯坦福，他师从彼时刚从政府回归学术界的爱德华·拉泽尔（Edward Lazear）。这位曾任布什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商学院教授早年间曾提出“企业家是多面手”的理论。其研究发现，在MBA中选择多个领域课程进行广泛学习的学生，相比选择单一领域课程者，具备更高的创业倾向。这与梁建章的自我认知不谋而合。

博士后阶段，在拉泽尔的推荐下，梁建章得到了跟有“人口经济学鼻祖”之称的加里·贝克尔合作研究的机会。在美期间，梁建章最主要的学术成果在于提出从人口角度研究创新的新视角。研究从日本出发，最终不可避免地指向了中国。

在具有全球化企业经营经验的梁建章看来，当前中国的创新力能匹敌美国，产业的升级程度和产业链的完整性能全球居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才最多、市场最大。无论是互联网平台，还是人工智能，使用的人越多，训练数据越大，算法越好，流程就越优化。一旦人口规模减半，产业不断缩小，优势就会不断丧失。参考日本的现状，社会老化并不意味着社会崩溃，老龄化严重的社会可能依然富裕，可一旦庞大的中老年人占据了经济的主导地位，缺乏人脉和话语权的年轻人得不到足够的历练，积极性就会受到打击，整个社会的创业和创新活力都会大打折扣。

自此，梁建章的人生生出了新的枝蔓。他把“推动人口问题的解决”视为己任。人口经济学家也成为企业家之外，他最受公众熟知的身份标签。在他眼中，二者并非南辕北辙，而是指向同一种积极的入世哲学，“企业家是商业模式和组织形式的创新，学者是理论想法的创新，本质都是去实践创新想法，为社会留下正面遗产。”

一位持续为土地改革积极建言的经济学家曾向我分享多年习得的经验：要提出一个可能推得动的改革方案，意味着要努力减少改革可能面临的阻力，也就不能过激地触碰潜在受损者的利益，或者即便短期损害了，也要安排好相应的补偿方案，尽量通过“做大蛋糕”的方式来实现多方共赢。这是企业家梁建章擅长的博弈论范畴。

不过在可以迁移的共通能力之外，二者的区别也足够明显。某种程度上，做一家行业龙头的掌舵人是“与界限游戏”，而作为学者，则常常需要游刃于“界限内”。

“认真研究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把研究发现与学界、社会大众、政府部门分享，是学者的本分；如果还能推动一些有益于社会的改革，就算是额外奖励，可这确实不是学者做研究应该期待的事情。”上述经济学家如是总结。

作为一名成功的企业家，梁建章显然会有不同的看法——做企业注重行动结果的“有效性”。梁建章给出了类比，“你不是光提一个创意就够了，还要想着如何推广落实。就像企业生产一个产品，如果没人用，那肯定是不成功的创业。”

2013年，价格战正酣，梁建章曾谈及他对推动人口政策改革的看法，“这和带领企业占领市场没什么两样。有一些是不可控因素，一些是可控因素。我就给自己下一个可控的指标：经过一段时间，让人群中70%到80%的人都认为中国的人口政策应该改革，至少是放开二胎政策。到那个时候，民意如此，我相信决策层再不动不太可能。”

自2011年毕业回国后，梁建章始终在高频发声，分享自己对人口问题的思考和解决对策。为此，他制作过纪录片、上过脱口秀节目、出版过科幻小说、出品过沉浸式互动影音剧、联合知名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共同发出建议书……

如果说“能否全球化是企业创新力的试金石”，如何影响公共政策，则给了梁建章另一个截然不同的磨练和施展创新力的舞台，背景是一个越发宏大、长远且不确定的未来。

然而，对于“不期待”背后的复杂，这十几年来，梁建章并非没有体悟。

2016年1月，我国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临近春节，梁建章在数十个人口研究相关的微信群里下起了人均200元的“红包雨”。但了解他的人知道，这距离他理想中的改革步伐还有很大落差。

在梁建章看来，10年前，大部分人会认为人口少是好事，如今至少在学界和精英阶层，已经有半数人意识到人口少是有问题的，“只是光意识到还不够，还应当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这恰恰是挑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