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妮特·温特森：我们必须做提出棘手问题的棘手人类
作者： 张宇欣
作家珍妮特·温特森在写作时并不着急。
“在电脑前，我来了又走，来了又走。”她说，她会先把一些想法写在纸上，或者只是想象。当她准备好开始打字的时候，她会有一种直觉，可以动笔了。
然后，她不会马上编辑整理自己的文字。她会慢慢来，慢慢来，先写，让不同的层次、结构生长，再回过头来检阅成果。“你知道，我是一个很好的园丁。”
2024年7月下旬的一天，伦敦时间早上8点半，温特森进入了Zoom会议。她兴致高昂地举起手机，往几个方向移动，给我们展示她乡间的家，玻璃门那端漂亮的花园，红色的玫瑰开得很好。
她把写作和园艺放在一起类比。“我热爱园艺。在园艺中，你要学会耐心，不能总是挖来挖去，看植物是否在生长。你必须顺其自然。与自然界打交道对我很有帮助，所以我不着急。我在探索这里发生的一切。”她茂密的棕色卷发蓬蓬地顶在脑袋上，眼镜片后的眼神明亮，脸颊瘦削。
温特森今年65岁。因为她的文学成就，她获得过大英帝国官佐勋章和大英帝国司令勋章，还是英国皇家文学学会会员。
在中文世界，她的小说和非虚构作品已出版了超过10部。她的小说与古典的写作背离，有时甚至碎片化，闪耀着吉光片羽的哲思，富含宗教色彩，有鬼怪故事的灵异，有时又很温柔。她擅长在文字中对多元的性别性向进行探索。
许多中国读者知道她，是因为她常年畅销的处女作《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以下简称《橘子》）。《橘子》出版于1985年，是25岁的珍妮特·温特森写的半自传体小说，讲一个被五旬节派家庭领养的女孩，长大后本该立志于传教，却在计划之外爱上了一个女孩。她不见容于保守严苛的家庭，离家出走，打零工谋生。
在这本小说里，太多元素可以和温特森本人对应上：她们名字相同；同样是在这样宗教信仰背景的领养家庭中长大；同样离家打工，上了牛津大学。温特森与《橘子》里的珍妮特都一度失聪，妈妈认为是耶稣堵上了她的双耳，以隔绝世事，实际上这是扁桃腺肥大的疾病，需要手术。
温特森的故事已经由她本人写作出版、讲述了很多。她被幼儿学校的女校长评价为跋扈好斗。她每天走两英里往返学校，走三英里往返教堂。她的家人是工人阶级出身，没有给她良好的、精英式的教育。她的养父在发电厂工作，每年只能有一次海边旅行，已经足够奢侈。她的养母，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没有自己的孩子，而是领养了温特森。她动辄被整夜锁在家门外。
温特森的妈妈只在家里放《圣经》，说书（指的是通常意义上所有的出版物）充满危险，又每周让温特森去阿克灵顿公共图书馆替她取悬疑小说。温特森不知道自己该读什么书，图书馆按照作者的姓氏字母给书排序。幸运的是，她这样读到了A开头的简·奥斯汀。
成长在这样的家庭，温特森不相信父母爱她。学会如何付出和接受爱，她花了很长时间。作为作家，她着了魔似地书写爱。《写在身体上》是关于爱的呓语，书中的“我”以为自己是在通过理性的方式爱对方，却失去了自己的爱人。
“当然，我一直都对爱感兴趣，我们爱谁，我们如何去爱，每个人都在遭受什么痛苦？”温特森说。
她被译成中文并于2024年出版的小说《人形爱情故事》，在2019年入围了布克奖候选名单，直译应为“弗兰吻斯坦：一个爱情故事”（Frankissstein：A Love Story）。故事同时发生在两个时空。19世纪，在瑞士的湖边，大雨中，拜伦及其情妇克莱尔、雪莱及其妻子玛丽·雪莱百无聊赖。应拜伦之邀，大家开始创作超自然的故事。玛丽·雪莱想出了一个造物者弗兰肯斯坦，他造出了一个缝缝补补的巨大怪物。以上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在书里，温特森还重构了经典作品《弗兰肯斯坦》的诞生过程，还勾勒了聪慧敏感的玛丽·雪莱这一人物，她不断怀孕、流产，与丈夫的感情走向破裂。
另一个平行伸展的故事发生在21世纪，主要角色与19世纪的角色们对应：利·雪莱，一个跨性别者，医生。维克多·斯坦，一个低调但疯狂的造物者。利为维克多的实验不断提供死者的肢体。维克多的“弗兰肯斯坦”是一直冰冻、等待复活的人脑。维克多和利的关系建立在性和工作需求上。主人公身边还有坚定的信上帝者，制造性爱机器人并致力于将之变为公共服务的商人。他们聚在一起，争论不休，谈论特朗普、英国脱欧、全球气候变化，还有人类是否可以通过上载大脑获得永生，人走向不受物理形态约束的未来；人工智能能否提供性爱服务，缓解部分人的欲望和压力，等等。也许由于温特森在书里囊括了太多的议题和长篇大论，《卫报》的一篇评论认为本书“支离破碎”，当然，也“充满智慧的沉思”。
“你可以说，这些人工智能性爱机器人会帮助孤独的、无法与真正的女性建立关系的男人。”在我们的采访中，温特森谈到人工智能介入性和感情关系后的危机，“我想强调的唯一一点是，性别不平等的老问题依然存在。如果你有一个性爱机器人，你会以善意的方式回应她吗？尽管它看起来像一项新技术，但它是建立在谁拥有权力的基础上。”
2012年以来，温特森在曼彻斯特大学教授创意写作。温特森在写作、教学和社会活动中，不吝为她认为重要的议题谏言。她和我们有轻松的谈笑（比如她对黑咖啡的喜爱，对美国人在咖啡里加牛奶的嫌弃），也有非常严肃的讨论。
她非常健谈，关心当下，对谈论的所有事都持有批判性，大到制度、法律对人的管制：她讲到在英国，一个气候变化抗议者团体被判处了相当长时间的监禁，“比你殴打妻子的刑期还要长。”她语气严肃。
小到对写作工具的使用。她试图劝阻她的学生，如果写作卡住了，尽量避免面对电脑屏幕，剪切、复制、粘贴，而是去散散步，用纸笔写下想法，也可以对着手机讲。“不要使用电脑为你解决问题。我喜欢科技，它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简单、更流畅。但我们必须确保我们是聪明地使用它，而不是让技术使用我们，对吗？”
她一边赶走一只飞到她衣服上的苍蝇，一边说这些话。她捍卫表达的权利，重视思考的意义。她对我们许多问题的回答都指向那一个目的——寻找我是谁、我要做什么、我要爱什么。作为小说家，她在艺术创作中做的，就是拒绝所有陈腐的规范、固定的形式，推开所有禁锢。
人：人物周刊 珍：珍妮特·温特森
“我和作品之间的爱情故事”
人：你的新作副标题为“一个爱情故事”，书里的两对主人公，19世纪的玛丽·雪莱和丈夫私奔，几次流产，最后被丈夫抛弃；21世纪的跨性别者利，ta的情人维克多为ta着迷，但拒绝为这段关系定性。你想写的是怎样的爱情故事？
珍：我们对“爱”的定义往往太狭隘了。我们总是试图把事情限制得越窄越好。我们过去常说，爱只能是男女之间的浪漫爱情。我们总是说，这种爱、那种爱，其他所有的爱要么是错的，要么是不真实的，要么是不重要的。
我们不该这样。爱要宽广得多。就像维克多说的，爱不是一颗纤尘未染、人迹未至的原始星球，爱是躁动不安的世界之中的乱流。爱情是一种干扰，它会扰乱你的生活。当你爱上一个人，你的整个世界都会被颠覆。有时，它可以带给我们巨大的幸福。有时它能扭转我们的生活，会毁了人。它是一股巨大的力量，我想做的就是让这股力量形成，（在小说中）显示出它有多庞大，它的不可预测性、它的困难重重，以及它的现实性。
维克多和利之间这段奇特纠结的爱情故事，是两个对自己和自己能力充满怀疑的人之间的故事，他们到底能不能付出爱，能不能接受爱？他们努力创造一些真实的东西。到最后，他们还是没有成功，因为事情往往不会成功。但他们都被这段经历深深改变了。它不符合成功的叙事，看起来并不是你想要的样子。
我一直想做的，不仅在《人形爱情故事》里，而且在我写的所有书里，我所探讨的爱，就是试图拓宽我们对这个词的理解。
人：这本书的结构复杂精密，你在写作前，是否设计了21世纪这个时空里的人物的结局？
珍：我从不知道结局会怎样。我写作通常从一个简单的想法开始。我看到玛丽·雪莱和那群朋友在日内瓦湖边，在可怕的暴风雨中。我想到他们在那里写下的那些故事，以及由此产生的结果。然后我想，好吧，我把这群人带到 21 世纪，让他们以不同的生活、不同的形象出现，看看会发生什么。
有些事情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也不知道会不会成功。只有试一试。以我的经验，可以很容易地找到简单的解决方案，毕竟我已经写了这么久。但这与我的信条不符。我不能把我所知道的一切强加给眼前崭新的事物。
这是一种关系，这是我和作品之间的爱情故事。我们是合作伙伴。我在倾听。我们在对话。所以没有计划，只有到后来我才清楚发生了什么。当然，在编辑阶段，我会回过头来确保我的读者能够理解一切，确保没有薄弱环节。我不想过度解释，但我希望能带着读者一起阅读。
人：关于19世纪的玛丽·雪莱和21世纪的利，你让玛丽·雪莱最终和被拜伦抛弃的女儿相遇，女性的力量在故事的结尾似乎集结在了一起；而利始终孤身一人，遭受了物理的侵害，也没有得到其他任何人的理解。你对这两个主要的角色怀有怎样的情感？
珍：我觉得玛丽·雪莱在生活中并没有得到很多支持。她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年轻女性，母亲死于难产，父亲很长时间都不支持她。她想和珀西·雪莱在一起，他们相遇时他已经结婚了，但她爱他，她就离开了英国。雪莱溺水身亡后，她没有多少钱。她只是想活下去，想获得自由，但她得不到支持。我希望她能见到艾达（拜伦的女儿）——虽然我知道她们从未见面，我只是想让它发生，因为在小说里，你可以回到过去，你可以拨乱反正。
对利来说，你也知道，很多跨性别者得不到太多的支持。他们被身边的人误解，活在孤独、暗淡、充满质疑的环境里。你知道，每个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个人生活方式上逾矩的人都会感到孤独，会感到被误解。顺应潮流、随波逐流在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当你开始提问我是谁，总会有风险。这是对自我的冒险。但我们总是会这样做。不然，做人还有什么意义？还不如农场里的动物。
所以我想在书中展现这一点。我喜欢展现真实的不适。试图以不同的方式生活，持有不同的观点，这往往会构成一种威胁，无论你身处何种政治体制；即使是看似自由的民主国家也是如此。比如，我们看到美国正试图建立一个不宽容、不包容的国家，不允许人们以自己喜欢的方式探索自己的生活，甚至不允许妇女堕胎。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正在倒退，任何想以不同方式生活的人都将付出代价。
我生活在西方，我成长于一个充满自由的时代，现在我看到这些自由开始消失了。一个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我不知道新秩序将通向何方，但我知道，我们绝不能成为同质化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愿意与年轻人接触，因为我希望人能成为自己。我们一直要问：我是谁？我在这个世界上是什么？我能做什么？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些都是人类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时代都在问的问题。这就是我们得以进步的历史。我们必须继续做提出棘手问题的棘手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