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好的送外卖“过渡一下”为何“过渡”成了常态？

“外卖骑手不得入内”

2024年8月12日，杭州一名外卖骑手踩歪园区栏杆，被保安拦下，因担心影响其他订单配送于是下跪，引发广泛关注。

对大多数外卖骑手而言，被阻隔的经历并不鲜见。在2024年7月出版的新书《过渡劳动：平台经济下的外卖骑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孙萍在“区隔劳动”这一章里，围绕外卖骑手日常感知到的“区隔感”，描述了他们——作为流动的人群——如何在与城市空间的互动中经历、体认自身与城市的疏离关系。

作为庞大算法系统在现实世界中的“触角”，骑手每天穿行于交错的城市空间，以肉身的方式与不同阶层的人发生摩擦，并在交互中主动或被动地确认自己的阶层位置。

“对外卖员来说，这样的区隔劳动在很多情况下表现为空间的区隔与阻滞，”孙萍写道，“尤其是对于‘进入权限’的剥夺。”比如，在很多高档写字楼、商场和住宅区等区域，骑电动车或穿工作服的骑手不被允许进入。此前，北京SKP商场就因禁止骑手进入，一度引发热议。

在书中，孙萍记录了一位外卖员吴之峰（化名）“勇闯SKP”的故事。吴之峰第一次到SKP，是去商场里的一家品牌鞋店取订单，保安看到他穿着“闪送”衣服，就在门口把他拦下。吴之峰只好找个地方把工作服脱掉，混进了SKP。几乎所有到这个商场取单、送单的骑手，都会脱掉工作服。这遭遇让他很不痛快，问保安凭什么骑手和配送员穿着工作服不能进，脱下工作服就可以。对方只回复了四个字：“这是规定。”

第二次到SKP时，吴之峰决定穿着工作服“闯一闯”。他说自己不是取件，而是进去买东西。保安不让进，强调这是规定。双方僵持不下，吴之峰报了警。警察到后，SKP物业管理部门匆匆赶来。他听见其中一个警察嘟囔了一句“这都好几次了”。所有人围在门口，物业顶不住压力，答应让吴之峰进去，并解释说：“也不是不让进。有些骑手进去了横冲直撞，影响到了商场秩序。有消费者投诉。到了中午，骑手到处乱跑，不像那么回事。没办法，我们就开始限制，这才说不让进。”

终于，吴之峰可以穿着工作服光明正大走进SKP。他到SKP的一家超市买了两盒草莓、一个木瓜，还有些零食，花了七百多元。他用胸前的小摄像机拍下了事情的整个经过，放在抖音号上。他在视频结尾说：“SKP不让我进去，绕着弯子让我脱衣服。等我以后有钱了，把这儿买下来，让他们也脱衣服进！”

“如果说平台是一个无限延伸的资本链条，那么外卖骑手则是这个链条上重要的空间拓展者，”孙萍说，“他们要穿越的种种阻隔，在某些程度上展现出了空间权力的竞争与斗争关系。精英的、知识的、政治的、上层的人群通过各种方式实现对社会公共、私域空间的再治理，而违背规则的人则被认为是秩序的妨碍者、破坏者。”

“骑手有时候为了工作，不得不成为这些空间的争取者甚至破坏者，两者的矛盾冲突彰显着社会层面对于阶层划分的协商与张力。”孙萍说。

公众知晓孙萍这个名字，或许是因为2020年那篇名为《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报道。在此之前，她已经做了三年的外卖员田野调查。2017年，孙萍从香港中文大学博士毕业后到中国社科院入职，彼时外卖平台刚刚兴起，她走在街上看到花花绿绿的外卖员四处走动，在手机上抢单、取单、送单。

这对她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工作场景，“一切都数字化了”。经朋友介绍，孙萍采访到当时百度外卖的算法工程师，对方不断向她强调自家的派单算法多么先进。一个新世界的大门突然向她打开，“哦，原来这是算法的文化。”

出版社也因为那篇报道关注到她，纷纷向她约稿。在调研和写作中，她意识到算法远不能涵盖外卖骑手精彩的劳动经验和生活世界。她希望自己的写作可以跳脱出单一的控制框架，看到个体与系统的关系，看到劳动者的生命经验与劳动的张力互动，看到平台理论与现实对话的交错空间。她想要展现外卖骑手的日常劳动与生活。“归根结底，我希望这是一部关于劳动者的书写，而不是关于控制的申诉。”孙萍在导论中写道。

在《过渡劳动》里，孙萍将自己七年来的田野经历描述为两个平行“世界”的交集。她记录并见证着来自五湖四海的骑手的故事，而她自己的学术生命、人生选择也因这些“老朋友”而慢慢发生变化。

随着田野如滚雪球般扩大，孙萍从一个研究者变成了骑手们的“问题中转站”。有骑手向她投诉平台扣钱的问题，也有骑手遭遇恶意骗局找她求助。还有骑手被投诉偷餐之后找她“伸冤”，最后调监控发现，那人确实偷了餐。

“我当时很生气，也意识到人性的复杂，”孙萍说，“真要说自己在此过程中最大的变化，应该是对批判变得更加谦卑和谨慎。随着调查的展开，我从一开始秉持专业主义精神去访谈，那种自上而下的审视，到后面变成平视的视角。他们有时候也教会我很多生活、工作上的道理，尽管这些道理有时候非常简单直白，甚至略显粗鲁，但很真实。我发现自己逐渐脱掉了纯学者的稚气和高高在上的感觉，我完全被打碎了，在日常点滴中修行。”

“在田野里摸爬滚打了几年，才慢慢明白，学术生产源自现实生活，回馈现实生活。这才是我的志业。”孙萍在新书的开头写道。

以下是《南方人物周刊》与孙萍的对话。

人：人物周刊 孙：孙萍

“过渡”不仅是劳动状态，还是一种社会文化

人：你的新书名为《过渡劳动：平台经济下的外卖骑手》，“过渡劳动”这个概念具体指向什么？

孙：跟编辑签合同时原定的题目是“算法囚笼”，但开始写书的前半年，我突然意识到“算法囚笼”这个词无法完全概括骑手。算法，或者说技术只占了他们生活世界的其中一个方面，他们总体的生活世界和劳动世界更精彩。

“过渡劳动”这个概念，是在田野和写作中慢慢涌现的。我希望这本书能够贴近中国零工劳动者的语境和现实，而这源于他们的生活实践和个人话语。他们经常在访谈中提到，“先干这份工过渡一下”，大多数人都提到了这个“过渡”，这是第一层意思。经由这个现象，我发现在我们每年收回的问卷里骑手的转岗率特别高，每年一个站点能有70%到90%，于是就追问，他们离开之后干什么去了？这时候就发现，他们在“过渡”之后也没有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而是跳去别的平台或者去干别的零工了。从一个过渡状态跳跃到另外一个过渡状态，形成一种常态性的过渡，这是第二层意思。

那么，这种常态性的过渡对中国语境下的劳动意味着什么？全球范围内可能有所谓的“朝不保夕（precarity）”这样的概念来形容这种文化，但是，在中国语境里，我并不觉得他们是朝不保夕者，这个概念的阐释力不够。这群中国的零工劳动者，比如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等，我在他们身上看到很有趣的特质——即使他们投身于一个快速的、不稳定的、完全以收入为目的的工作中，他们也能在如此不稳定的状态下努力挣得一席之地，努力去生存，甚至去利用这个机会。

人：你在书里提到，很多骑手虽然口头上说我干外卖就是过渡一下，但他们可能一干就是好几年。所以这种过渡，是一种“状态”，还是一种“认知”？

孙：对，很同意。“过渡”逐渐从一种劳动的状态，变成个体的认知，最后成为一种社会的文化。

人：其实除了平台劳动的职业（比如骑手、代驾、快递员等等），很多传统的涉及流动人口的职业，都或多或少显示出“过渡性”，外卖员等以平台为中介的职业的过渡性特殊在哪里？

孙：我最近也在想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去看中国的零工劳动会发现，新中国成立前，稳定的工作从来都是少的，大部分人都是打零工的（除了农民）。他们在不同时代可能做不一样的零工，像以前的黄包车车夫、店里的伙计。改革开放后，又有些职业和职位出现，他们可能就变成了餐厅的服务员、工厂的工人，农民工也逐渐出现了。而平台劳动出现后，我觉得特殊点主要有两个。

首先，以前的劳动者也流动，比如他在这个地方干三到五年，然后换别的地方干，从北京跑到上海，再跑到深圳，但在平台兴起后，他们的流动速度在加快。这当然与技术的连接性、信息的可触达性变快有关，你现在随便下个平台App就可以跑外卖了。

第二点是“技术感”在不断增强。这个技术感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技术，而是智能技术。“过渡劳动”的劳动过程已经发生了变化，它是全面数字化和智能化的过程。你从一注册成为劳动者开始，就成为了大系统中的一个原点，而作为这个原点，你要不停地为大系统生产数据，这是系统对你的认定。系统并不在意你到底是谁，你是谁不重要。这是最主要的一点，我们过去讲工厂的劳动，工厂控制的是劳动力。但到了平台劳动，它对劳动力的控制放松了，转而去控制劳动本身。这就使得劳动力的可替代性增强，因而流动性也加快。

另外，我觉得这种过渡性目前有个很突出的特质，它在某些方面刺激整个社会向“钱”看，一种以短期收益为主的导向。这种赚快钱的认知越来越明显，最突出的反映还不是外卖，而是直播行业。正因为它以赚快钱为主，所以它给了普通人快速应对人生危机一个机会，这也是过渡性的体现。从长远看，我觉得过渡性会冲击中国的人情关系和法理，会变得更加自由主义和市场化，也让人与人之间没有信任感了，它更多是一种市场理性工具主义的呈现。

自由、上瘾与自我剥削：算法系统的无限游戏

人：从2017年到当下，在与外卖骑手的接触中，你能感觉到这个群体经历了怎样的变化？他们对平台的理解和感知是怎样的？

孙：变化还是挺大的。最早那批百度“小飞侠”骑手，他们相当于是有“编制”的，有底薪、有三险一金，我当时去跟“小飞侠”队长聊，能明显感觉到他们强烈的职业自豪感。而时间线拉长，你就会发现骑手的态度从一开始非常自豪慢慢变得迷茫。“直营”取消后，大家都是跳来跳去，开始骂平台、与平台打官司，再到新冠疫情后，僧多粥少，价格不断往下降，挣钱变得越来越不容易，最早那一批互联网红利已经被挣完了。所以，这群劳动者的体验感其实不是很好，虽然他们的收入相对来说不算低。

这个变化其实与中国互联网平台产业的发展有关，它都是先砸一波钱，垄断了价格，再开始压价。骑手行业也是这样，最开始送一单可以直接得10块钱，而且这不是你的单价，而是补贴。所以当时会有什么外卖骑手月收入过万，这在2016年前后还是有的。但到现在，10块钱的单价你可能得跑两单，那些干“乐跑”（送短距离小单）的可能要跑三四单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