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销70年的忧愁萨冈遇上“小时代”

在巴黎记者摄下的一张照片中，24岁的弗朗索瓦丝·萨冈站在法院的围栏后朝镜头微笑，她因飙车而深陷三起诉讼案，嘴角却掩藏不住疲倦和嘲弄。也有时候，镜头下的她在开庭前夕坐在法院的广场前酗酒，或是因为车祸被送进急救病房。1959年那会儿，人们最关注的是如何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但萨冈却不是这样。

五年前，19岁的她在处女作《你好，忧愁》中借笔下人物塞茜尔之口，为一种不道德的享乐主义生活疾呼：“作为理想，我打算过一种下流、丑恶的生活。”她将奥斯卡·王尔德的作风奉为圭臬，坚信“罪恶仍然是现代世界生活中唯一的彩色音符”。

这部她用七个星期在酒吧角落的长椅上写下的小说，出版几个月就创下了84万册的销售纪录。从此，萨冈的小说与皮亚芙的歌曲、香奈儿五号一起，被戏称为“1950年代法国三大出口商品”。少女塞茜尔的形象成了战后法国青年的叛逆代表，《你好，忧愁》则成为中产阶级的典范趣味和享乐宣言。

大江健三郎曾在回忆1950年代时列举了几个重要的事件：1953年，斯大林逝世，科学家发现DNA；1954年，美国研制出的世界上第一颗氢弹在比基尼环礁引爆，萨冈的《你好，忧愁》出版。也是在1954年，西蒙娜·波伏娃也获得了巨大成功，她因《名士风流》获得了龚古尔奖。两位女作家经常见面，但很多次见面后，波伏娃都坦言，“我不知道该和萨冈说些什么。”两种文学理念似乎针锋相对，一种直接指向政治冲突，另一种则冒着被斥为“下流货色”的危险捍卫着“左派文学”的原则。萨冈让波伏娃惶恐不安，“孩子们和某些少年都会让我如此惶恐。”

波伏娃的惶恐不难理解。萨冈是一种现象，她对物质、挥霍和激情的迷恋，她那被宠坏了的任性少女的生活方式，既宣告了一个旧世界信仰的全面崩塌，也让同代人从中看到了“新世界”失败的证明。

21世纪的最初10年，萨冈的作品被集中引进中国大陆。作为青春文学商业化的一种极致典型，“萨冈现象”远渡重洋而来，恰巧赶上了“80后”青春文学的商业奇观。她的反叛姿态和享乐宣言，曾为新世纪的青年亚文化和消费主义浪潮送来微风，成为年轻一代反叛父辈文化的精致武器。

2004年9月24日，萨冈因病去世，享年69岁。2024年是萨冈逝世20周年，也是《你好，忧愁》出版70周年。这个迷人而邪恶的少女，总是带着疲倦的笑意，向世人展现着一种“生命之轻”，而在萨冈其人和萨冈现象之下，掩藏的是时代怎样的沉重、忧伤和不安？

想象中产，想象激情：“萨冈现象”在中国

萨冈在中国的引进始于1987年，翻译热潮的顶峰形成于2006-2011年。彼时，中国青年亚文化的商业奇观正在形成。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80后作家”的青春文学正在冒犯着他们的父辈、培育着年轻的读者。此后，《小时代》三部曲在一片骂声中收获七千余万票房。

思想解放、物质财富迅速积累之后，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虎视眈眈，显示出一往无前的力量。不同于父辈的集体话语，新世纪的年轻人有着全新的生命经验试图讲述，这是一种全然陌生的城市体验，混合着反叛的姿态、物质的诱惑、对小我的迷醉、对情欲和伤痛的张扬。于是萨冈的忧愁送来了凉风。

根植于传统社会的物质匮乏的“节俭主义”心理机制，也逐渐让位于后工业社会的过剩经济所产生的“消费主义”欲望形态。欲望不断膨胀、升级，没有终点。而消费主义的盛行，与国家退出日常生活领域、放弃对私人生活的控制同步发生。学者李海燕在《心灵革命——现代中国爱情的谱系》中谈到，新一代作家沿着与五四先驱者类似的思路，把此前的集体性建构认定为一种虚伪的最高成就形式。伴随着“国家”的后撤，资本主义卓有成效地把消费者的欲望转入了一个新的公共空间纽带之中。

21世纪初，“新概念”积累起的青春文学读者，许多都跟郭敬明一样，从小城镇来到大都会，在仰望金字塔尖时感到震惊和焦虑，急于抛却贫瘠的故乡和过去，确认自我价值。他们投入小说家精心打造的童话：由金属和玻璃构筑的圣殿，五花八门的品牌，戏剧性的情感生活，这个童话是基于对享乐主义的想象来建构的，是鲍德里亚所谓的脱离真实的“拟像世界”。

正如学者刘大先在《从后文学到新人文》中所言，“后文学”的时代已经来临，自足、自律、独立的纯文学话语逐渐丧失普遍的合法性，时代进入了一种精神内核的真空期：没有任何共识具有革命或启蒙那样巨大的感召力和必然性，如果有，也只是资本隐藏在背后的全球性消费主义。刘大先认为，无处不在的中产阶级美学及其仿效者正在印证着这一点。

此时的安妮宝贝正热衷于事无巨细地想象和描绘“小资-新中产”生活的细节：意大利软质奶酪、香烟、三文鱼和烈性酒；欧洲艺术电影、帕格尼尼；木百叶窗、搪瓷茶罐、跏趺坐的石雕佛像……安妮宝贝本人和她小说的主人公们应该都对《你好，忧愁》里塞茜尔的生活并不陌生：地中海沿岸的度假别墅，炎热天气里的慵懒日子，洗海水浴，参加晚宴，出入夜总会，与男孩调情。

千禧年的第一个10年，“萨冈现象”远渡重洋，为中国青年的中产生活想象添砖加瓦。萨冈也从不掩饰对物质生活的向往，在小说《狂乱》中，妩媚、聪慧的吕茜尔在有钱人夏尔和才华横溢的情人安托万之间艰难抉择。她尝试为一种有情有义而又无私的爱情负责，她离开夏尔，离开他的劳施莱斯、威士忌、体面的社交圈，想从这种金丝雀般的生活里走出来。但是，月底的入不敷出、地铁中的来回奔波和接二连三的催款账单，最终让她对安托万的热情迅速减退了。“她回到那座房子，回到夏尔身边，回到孤独里，她自知永远不可能放弃这种生活，她觉得这是罪有应得。”萨冈总结。最后吕茜尔还是嫁给了夏尔和那种奢靡铺张的生活方式。

巴黎知名记者米歇尔·德翁不无惋惜地说，萨冈描绘的那个阶层“并不粗俗，但是很平庸，很虚假”，与同时代的加缪和萨特笔下那些充满浓厚人道主义色彩的主人公形成了鲜明对比。

1950年代，初出茅庐的萨冈就因为作品中弥漫的资产阶级享乐主义价值观而饱受争议。当时的法国刚刚包扎好二战的伤口，却又看到内部绽开了殖民主义的新伤，而小说里塞茜尔和她的父亲依然在奉行享乐主义。《你好，忧愁》沉浸在非道德的氛围中，女主人公为了自私的享乐将父亲的情人玩弄于股掌之间，甚而致其毁灭，违反了基督教资产阶级社会的道德准则。

但无论人们吹捧也好、辱骂也好，萨冈终究在几个月内成了年轻一代的象征。父辈们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动荡，只能咀嚼历史遗留下来的破旧和苦闷。年轻一代厌倦了战争和政治阴谋，渴望明确的方向，也渴望感官的欢愉。选择《你好，忧愁》就是选择塞茜尔式的叛逆生活，塞茜尔是轻浮、世故的，但同时是大胆、有行动力的，她蔑视成年世界的一切，拒绝滞留在旧世界，决心以轻松的心情和新的面貌迎接新世界的到来。

二战后殖民地人民要求解放的民族运动接连兴起：1953年，阿尔及利亚发生骚乱，印度支那战争进入白热化；1954年秋，阿尔及利亚战争爆发，炸弹、屠杀、恐怖政治和被焚毁的农田占据了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然而《你好，忧愁》的魅力丝毫未减。对萨冈的口诛笔伐或盛赞，讨论热度甚至盖过了阿尔及利亚战争。

萨冈和她的同代人作为存在主义遗产的继承人，感觉到父辈的资产阶级社会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那些关于人类的重要问题的答案已不复存在，敬意也不复存在，因为上帝已不复存在。留存在眼前的，只是荒诞而无意义的生活。

贝克特和尤奈斯库选择讲述人类的烦恼和痛苦，《等待戈多》和《椅子》便创作于这一时期。萨冈却说，为了应付这些烦恼，她需要更猛烈的特效药：速度、酒精或轻浮的爱情。因为时间唯独不会在这些事物上留下任何伤痕。在吻的边缘，时空是空虚的。

先辈们说教式的道德之争早已过时，司汤达笔下主人公所向往的“疯狂的幸福”成了年轻小说家追寻的东西。无礼、轻浮、痛苦和肤浅成为新的生活范式，美国文化闯入了欧洲道德风尚之中，使得引人注目、游戏人生的作风更受偏爱。

为了彻底地无视感官世界，也为了更加极致地揭露心灵，萨冈更关注的是激情的机制，是激情之中令人难以理解的神秘。

激情的根系让萨冈的作品在新世纪的中国成功扎根，新时期的中国作家也把爱情和欲望重新确立为优先表达的主题，将情欲象征化地指定为人性最后的堡垒。李海燕在《心灵革命——现代中国爱情的谱系》中谈到，一旦避开英雄主义的话语，一旦切断了与革命之间的联系并摆脱了隐喻的属性，爱情便成为现象学感兴趣的课题，“有人为商业化时代中爱情的腐化深感痛惜，可还有一些人深深地痴迷于由爱情的可替换性创造出的人性戏剧及其叙事可能性。”萨冈就是其中乐此不疲的一员。

放浪之下的“快乐意志”：速度是一种幸福的冲动

弗朗索瓦丝·夸雷（萨冈的本名）深知，“萨冈”只是一个时代所需的角色。她用预付稿酬买了一辆美洲豹，在深夜的巴黎边界疾驰，又沉迷赌博和毒品、轻浮的恋情，用私生活的种种丑闻为“萨冈现象”添砖加瓦。顽皮少女的恶作剧扮演，大众传媒和时代的炮制，共同促成了“萨冈现象”。而面具之下的萨冈，那个叫弗朗索瓦丝·夸雷的姑娘又是谁？

在1942年加缪笔下的莫尔索诞生之后，人们对《你好，忧愁》的塞茜尔这样的存在主义式主人公并不陌生。莫尔索在母亲的死亡面前不会流泪，枪杀一个阿拉伯人只是因为太阳过于刺眼。塞茜尔与莫尔索一样，对善和恶都怀揣着无动于衷。

塞茜尔和独身的父亲雷蒙原本过着随心所欲的荒唐日子，可父亲逐渐爱上了情人安娜，并试图娶她。安娜将给塞茜尔的家庭带来充满秩序、优雅和智慧的生活。为了自己过无耻生活的愿望，塞茜尔策划了一场阴谋，试图分开安娜与雷蒙。最终，陷入绝境的安娜在一场车祸中自杀身亡。

小说的尾声，塞茜尔得知安娜的死亡后，“终于奇妙地摆脱了这一切。”塞茜尔的心里由此升起一股忧愁，不是内疚，也不是悔恨。

小说一开始，塞茜尔便极力渲染一种属于浪漫主义传统的愁绪，她像夏多布里昂笔下的勒内一样，重复着一种无法遣散的厌倦感，正是这种厌倦使勒内与世界疏远，成为世界的陌生人。150年后，《你好，忧愁》的女主人公也坦言：有一种东西如一段温柔而恼人的丝绸一般，围在她的身上，把她与其他人分隔开来。因而，忧愁是一种与厌倦相伴而来的隔绝感。

存在主义始终在萨冈一代人的精神领域有权威效应，即使从表面上看，萨冈不符合萨特提出的“介入作家”的标准。那些时代的切肤之痛与她在海滨别墅里的假日生活毫无关系，萨冈童年记忆中的战争也像一场游戏，一个悠长假期里发生的故事。“我的父母都很镇静，我也没有害怕。”她很勉强才能记起一些被大火烧毁的农场、穿制服的士兵和那些在街上被捕的人。

然而，掩于放浪形骸的萨冈面具下的夸雷，却让记者米歇尔？德翁感到钦佩。当他亲眼见到这位小说家时，被她那几乎不正常的羞怯所感动。他在她身上发现了一种“苦涩的甜美”。尤其是，她对爱情、夫妻、忠实、生活等问题的回答中，都带着一种顺从的品质，这些回答与她放荡而追求享乐的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她某些思想的穿透力、她过于成熟的准确、她在道德方面的严肃性感动了这位记者兼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