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女孩们决定“捐”卵

“19岁，身高165厘米，体重50公斤，大学本科。”

2023年夏天，填下这些资料时，秦杉杉还不知道自己报名的医院志愿者工作究竟是做什么。

资料发送后，中介约秦杉杉线下见面，她才知道这是“捐”卵要提供的个人信息。“我就有点害怕，中介一直跟我保证如果（“捐”卵）有风险，她也不会去做。”中介向秦杉杉承诺，事成之后，她会收到1.5万元至1.8万元的报酬——刚好够她缴新学期的学费。

接下来的几个月，秦杉杉穿梭于几个城市的医院和诊所接受体检，与不同的买家面试，等待相中她资料的客户购买其卵子。

在地下代孕产业链中，买卵只是其中第一步。尽管我国2001年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中就明确规定，供卵者仅限于接受人类辅助生殖治疗周期中取卵的妇女，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但由于需求庞大，一些城市逐渐发展出卵子地下买卖以及代孕产业。

曾卧底山东青岛一家非法代孕机构的打拐公益人上官正义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该机构分工明确，专人通过网络物色‘卵妹（指提供卵子的女生）’，专人寻找代孕客户，专人陪产，专人对接和开发国内医疗机构。”

在这条精细化的产业链中，“捐”卵女孩们是其中重要的一环。虽然整个交易被冠以“捐”的名头，但女孩们的年龄、身高、体重、外貌、学历等因素都决定着她们卵子的价格。

资料填罢，她们要做的，便是待价而沽。

一位前代孕机构从业者向《南方人物周刊》透露，取卵基本上是在机构设立的实验室“硬取”——没有麻药，卫生标准也不得而知。“后续会给一些消炎药和止痛药，结束后直接电子转账，不会留下银行卡流水。”

女孩们为什么“捐”卵？当卵子成为可供交易的商品，她们又要如何让渡自己的身体？近期，《南方人物周刊》联系了几位“捐”卵女孩、代孕机构从业者与生殖科医生，试图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捐”卵的理由

2011年，一篇关于黑市卵子交易的报道介绍，“客户中意在校女大学生，因为她们年轻，卵子库存量多，质量高。同时，她们能考上大学，各方面素质相对较高，卵子的基因也比较好。越是名牌大学，卵子的价格越高。”

十余年后，当大学生秦杉杉偶然接触这一黑产时，她动心了——她想借此赚一笔学费。

对接秦杉杉的中介是她同学的姐姐，两人曾一起玩过桌游。那时她正因为学费问题与父母吵架，在同学姐姐的游说下，她填写了个人资料，并把身份证、学生证以及一张素颜照片发给了对方。

走到“捐”卵这一步，一般都是因为急着用钱。在许多人的印象里，女孩们“捐”卵多是为了还消费贷或信用卡，但抛除这一标签化的形象，我们联系到的女孩也有一些是出于迫不得已的原因，比如为了帮父亲看病的子怡。

“22岁，身高172厘米，体重55公斤，大学本科。”与中介联系时，子怡填了与秦杉杉如出一辙的资料。中介还告诉她，“双眼皮，性格好，血型合适也会加钱。”

2024年初，子怡的父亲心脏移植手术急需用钱，家里想了很多办法，还在网上做过筹款，但费用缺口还是很大。她在网络上偶然刷到“捐”卵的信息，决定试试看。从联系中介到“捐”卵，子怡只用了不到一周。中介告诉她，“跟试管流程一模一样，试管都合法，这个（卵子买卖）合法只是时间问题。”

时间紧迫，她囫囵吞枣般在网络上看了一下“捐”卵的风险和伤害，还是上了手术台。她后来形容这段经历是“慌不择路”，“没机会比较。”

约莫十年前，招募“捐”卵女孩的广告大多集中于公共厕所的墙壁上：“招募医学志愿者，爱心捐献卵子。”秦杉杉就在武汉的公共厕所见过那些广告。接触地下“捐”卵后，她才知道那些文字的背后意味着什么。她联系的中介公司老板就曾说过，“招募志愿者的广告花不了什么成本，贴在厕所就行。”

但现在，招募女孩们的触手延伸到了互联网。在代孕机构工作过三个月的张俊告诉《南方人物周刊》，其公司招募“捐”卵女孩的主要通过一些大学生兼职聊天群，“会提到女性生殖方面，做一次可以给三四千。”

张俊所在的某“健康医疗咨询”公司有一份“捐”卵女孩的名单，上面记录了100个女孩的身高、年龄、血型、爱好、家庭条件等等。其中一些来自985或211院校的，会被特别标明，“至于是不是真的……”说到这里张俊顿了顿。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曾加入一个以医疗兼职群为名的微信群，一名负责“捐”卵业务的工作人员自称来自上海初心助孕辅助生殖有限公司。而在企查查上，我们并未找到该公司。据其介绍，公司业务以江浙沪为主，有关试管婴儿的项目被分为赠卵与助孕，“赠卵年龄要求18岁至27岁——体检合格即可参加项目（体检费用全部由公司承担），项目开始10天左右结束，补偿金2-6万元，条件优秀可酌情上涨，项目结束补偿金当场到账。”

“由于牵涉到客户和志愿者的个人信息，我们只会在面谈现场让志愿者看到其他已经完成项目志愿者的个人条件、操作流程、完成项目后拿到的补偿金额以及项目完成后的身体反应情况。”

至于补偿金金额，“就像卖房子，肯定是卖房者自己决定价格，然后征求买房人的同意。客户同意了志愿者的报价，项目就可以开始了。”当我们提出想更进一步了解该项目时，对方以异地无法面谈为由不再回复。

无麻药取卵

资料提交完毕，女孩们会被拉进一个微信群。

2023年夏天，秦杉杉进入一个没有名字、只有群成员昵称的微信群，里面除了她，就是负责不同环节的中介们。

每次群里有消息通知，便是提醒秦杉杉去做体检。暑假，她不想身边人知道这件事，独自坐火车去广州的诊所体检。临时被中介告知要吃一个疗程的妈富隆（一种女性避孕药），她草草吃了一两颗就进了检查室。

阴超结果显示，秦杉杉的卵巢中只有不到五颗成熟的卵泡。检查以不合格告终。从病床上起身时，秦杉杉听到做检查的工作人员议论，“一个女孩子怎么才这么点卵子？”那次体检结束，她是哭着坐火车回家的。

一个合格的“捐”卵者通常意味着，卵巢内至少有十几颗成熟卵泡可供提取。

“卵泡数量受个体年龄、卵巢储备能力、细菌炎症等因素影响。一般来说，成年女性如果卵巢内只有5至7个以下卵泡，情况不太好。10至15个卵泡属于很不错的情况。”深圳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生殖科主任汪丽萍向《南方人物周刊》解释。

第一次体检不合格后，中介要求秦杉杉继续服用避孕药推迟生理期，等待被客户选中做下一次体检。在此期间，为了增加她体内的卵泡数量，中介叮嘱她多喝牛奶，吃豆制品。她常常收到群消息，有时是服用避孕药推迟生理期的提醒，有时是服用夏枯草催生理期的提醒。

“很痛苦，一切的努力就是为了保证卵子的数量和质量。”秦杉杉说。

秦杉杉前后做过10次体检，包括阴道B超检查和验血。有别于她听说过的“捐”卵女孩们的经历，她大多数时候是独自前往，中介联系好的人在医院或诊所附近接她，两人的接头暗号是中介公司负责人的名字。

体检总在不同城市的不同地方进行。秦杉杉后来听中介解释才知道原因，“客户在哪，就要去哪做体检。”她去过最多的城市是广州，其次是武汉和上海。

对“捐”卵女孩来说，体检是一场集中的审判，而自尊、自主性统统会被丢到一旁。“那种体验和你平时去医院很不一样，医护人员很凶，也没什么耐心。”第一次做阴超检查时，秦杉杉很紧张，检测仪器的动静弄得她不舒服，她挪动了几下，立刻被检查人员呵斥“做个检查还不老实”。

“我很不服，想骂回去，但想到自己的安全还是算了。”秦杉杉回忆道。

印象最深的一次体检在武汉。那是一个隐匿于某妇科门诊大楼里的房间。彩超室是临时搭建的，屋内密密麻麻站了二十几个女孩，一些面孔看上去甚至比秦杉杉还年轻。

检查的仪器只用一条帘子遮挡，里面的简易床和一米多高的铁架子看得秦杉杉心惊。所有女孩被要求裤子脱掉一半，站着排队，毫无隐私可言，“像待宰羔羊。”

窗帘内每走进一个女孩，就有一串数字声传来——那是女孩们卵巢内的卵泡数量，“大概都是15至20个”。

为了节省成本，不打麻药就进行取卵手术也是常规操作。

决定“捐”卵之前，子怡问过中介手术的细节，“得到的回复都是会麻醉，（手术）就算痛，跟生孩子比起来算不了什么。”她也只能选择相信。

真正上了手术台，子怡才知道小机构根本没有麻药，顶多是在肛门塞麻药，但这与取卵的疼痛比起来根本无济于事。

除了取卵针的刺痛，子怡说还有一个负压真空机器在一旁辅助抽出卵子，她的阴道内一直被“怼”入一个B超探头，“是那种完全深入的怼，小臂长的针在阴道卵巢来回穿刺。”她至今都记得那要命的疼，“疼到屋里喊叫，哭也不能出声，那半小时是活着以来最漫长痛苦的一段时间，只觉得自己是被杀鸡取卵的那只鸡。”

张俊说，由于麻醉师和麻醉设备的价格不菲以及麻醉药受国家严格管控等诸多原因，许多中介机构在实际取卵手术中并不会给女孩们使用麻醉药。

这场以捐为名的交易，女孩们从头至尾都没有太多自主权。熬过手术，子怡最终收到了3.9万元酬劳，与中介一开始承诺她的数额差了0.6万，理由是“卵泡质量不好，不达标”——而这还是她争取来的数字。“想要为自己争取还会被中介说是讨价还价，说你都是‘白捡钱，何必这么贪婪’。”

但子怡说这些都不是最痛苦的，哄骗才是。“中介会把“捐”卵美化成爱心志愿者、营养补贴费等等，说“捐”卵反而对身体卵巢功能更好，反正每个月都会排出废弃的卵子，不如捐给不能生育的夫妻。”

等她真正踏入这一黑产，“发现每一步都和中介一开始说的不一样，越走越崩溃，但也不好退出，因为要赔更多违约金。只好硬着头皮往下做，想早点拿到钱回家。”

子怡曾将自己“捐”卵的经历分享在社交平台，想劝阻女孩们。大概有十几个女孩私信她，倾诉自己的经历。“她们大多数是为了减轻家里负担，比如挣钱交学费，还有两个女生是为了给男友还债。”许多女孩都向子怡坦白过“根本回不了头”的绝望感。

“把自己推销出去”

购买卵子的买家，往往被中介称作客户。

之前张俊的日常工作就是在互联网上寻找潜在客户。入职最初，他就被公司分配了10个社交平台账号，要求他做不同的内容引流。

这间“健康医疗咨询公司”规模不大，三十余名员工中“女生居多”，年龄未超过25岁的占了绝大多数。入职之前，张俊看中它“朝九晚六，有双休”，以为是一家“单纯的新媒体公司”。和他一起入职的几个同龄人也都这么想。

实际工作了才知道，他们的工作内容“就是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很惨的人，让别人感受到自己过得不是最惨的。和对方慢慢建立话题，聊得深入的话，就可以进行诱导性销售”。在社交媒体，张俊最常塑造的人设是家庭不太幸福、迫于婆婆压力、成功试管一个男宝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