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文学提升人性

75岁的作家梁晓声和他5岁大的黑色泰迪狗皮皮一起在家门口迎接我们。

“工作啦，皮皮。”梁晓声对皮皮说，邀请我们进他的书房。我们来之前他刚刚拖了地，梁晓声补充。梁晓声住所的空旷程度不像是作家、学者的家。没有高到天花板的书架、层层叠叠的新旧版书，一应从简。

书桌上，一支铅笔、一支红笔，梁晓声分别用于写作和校正。书桌上还有两张家人的照片，其中一幅是他的妈妈。

编辑肖诗雅说，梁晓声对她说过，他家里最多的是铅笔，消耗最快的也是铅笔。每次梁晓声交稿给她，空白的A4纸上，是梁晓声一行行大大的铅笔字。

书桌上放着一本新版的托尔斯泰的《复活》。我们来之前，梁晓声就在读《复活》。经典就是经典，梁晓声感叹，“（现在）全世界的小说已经不像文学了。都没有那样的写法了。”

他自然地翻到《复活》的第一章，“你看，大作家就是大作家，好像自然而然地开头了，但实际上是一种精心的构思，太奇特了。”他给我们轻声念托尔斯泰写的开头，一边用红笔浅浅地在书上勾画——

“尽管好几十万人聚集在一块不大的地方，而且千方百计把他们居住的那块土地毁坏得面目全非，尽管他们把石头砸进地里，害得任什么植物都休想长出地面，尽管出土的小草一概清除干净，尽管煤炭和石油燃烧得烟雾弥漫，尽管树木伐光，鸟兽赶尽，可是甚至在这样的城市，春天也仍然是春天。”

开头太奇特了，梁晓声轻轻地点评，托尔斯泰写太阳、青草、树叶、花蕾、寒鸦、麻雀、鸽子、儿童，一律兴高采烈；然而，“唯独人，成年的大人，却无休无止地欺骗自己而且欺骗别人，折磨自己而且折磨别人。”梁晓声念道。托尔斯泰写，人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不是春天的早晨，而是他们想出来以统治别人的种种办法。再下一段，托尔斯泰转写省立监狱办公室的人认为之神圣而重要的事，就是将三名犯人送到法院受审，其中一位主犯，就是《复活》的女主角玛丝洛娃，她被贵族青年聂赫留朵夫引诱、抛弃，艰难生存，被诬告犯了杀人罪。通过聂赫留朵夫和玛丝洛娃的主线，俄国社会各阶层的人物、司法的黑暗面被串联起来。

“这实际上是很偏的一个写法。”梁晓声不自禁地往后又翻了两页，念到玛丝洛娃在去法庭的路上，路过一家面粉店，门前有些鸽子。为什么是面粉店呢？他发问，又自己回答，只有面粉店才会吸引鸽子。

这是梁晓声第四次读《复活》。第一次，是小时候读连环画，知道了那样一个故事；下乡之前又读了一次，不太懂；新冠疫情期间重温，弄清楚一些混沌的人物关系。这一次，他又在比较新旧版本的分别。

“现在全世界的的小说已经看不到这样的写法了，读起来不像文学了。”梁晓声再次感叹，合上《复活》。

“你开始吧，亲爱的同志。”梁晓声这样称呼我，提示采访可以开始了。

戴着领结的小狗皮皮在梁晓声身边的一把竹椅上正襟危坐，听我们的对话。

文学养分

2020到2022年，在新冠疫情暴发的两年多时间里，梁晓声重读家中书架上的中外文学，“每接连数日沉浸在读和思考中”。

反复地读这些书，是为了确证，自己多年前认为的好和不好，是不是对的？梁晓声出生于1949年的哈尔滨，与共和国一起长大，早期的文学积淀来自苏俄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和早期当代文学。他书架上的英、法、德、美、俄文学，以18、19世纪至二战前后的小说为主。

重读的结论是，有一些文学确如他认定的一样好，而有一些他终于看出来，原本就是大路货。他将中国的当代文学放入阅读和书写序列，也存着比较心，中国的长篇、中短篇，跟外国的比，怎么样？

结论是，“我们的作家也很棒。我们的文学现象可能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是极了不起的。我们背靠着这样的文学现象，那在其他任何国家的文学现象面前，都可以把自己的腰杆挺得直直的。”

梁晓声记性极佳，采访中，提到一部作品，他会慢慢讲到小说的主要脉络、人物关系、值得反复品鉴的章节段落，口头表达清晰，近乎书面语言。他有多年在北京语言大学任教的经历。

他本来没想将这三年的阅读经验集结成书。上一本长篇小说《父父子子》写完，梁晓声认为自己体力精力有限，不会再写长篇，但写作已经构成他的大半人生，不写作，也不知道做什么。《父父子子》的责任编辑肖诗雅在跟他谈天时说，梁老师，现在很少有年轻人这么系统性地读世界文学了，有没有可能你给我们文艺爱好者和有阅读需求的年轻人，写一本这样的书？

2023年末，梁晓声交付了他的阅读笔记，完全保持最初样貌，仅对字词做极少的改动。

他想给书取名《与你分享》，十分朴素。编辑从他的文章中，提取“不装深刻”这四个更锋利的字眼，做了书名。在一篇文章中，梁晓声写到《人世间》的创作，自己笔下的民间，是有温度的民间，“我眼中的人世间不可能是完全由丑态和邪恶组成的。”有记者问过他，这么写，难道不会削弱深刻性吗？他回答：可是我已经不愿再装深刻了。

在《不装深刻》的前言中，梁晓声说，自己写这本书，是“蟑螂误入琴工指，鹦鹉虚传鼓吏名”，做抛砖之人。

他花了较大的篇幅写高尔基，这位在义务教育阶段被推崇、到大学人文学科课堂上又被忽视的作家。他耐心地回溯高尔基的政治光谱、所属阶层、人格品性——并非身处底层，在海外与列宁成了朋友，支持社会改革，回到苏联；因为对政局的不认同，一度离开，到斯大林时期，又回到国内，享受着高级别待遇，尽力地保护好人。

在采访中，他也提到自己的反思：大家“是否定了他这个人，还是否定了他的作品？还是因为否定这个人，所以就否定他的作品”？“我们对于一个复杂的人就是要从多方面来讨论他，认为他的作品不值得讲，那是非常可笑的一个文学观点。他是非常有才的，早期的小说是很棒的。”他在很多场合都提过自己喜欢高尔基的《丹科》：在黑夜的森林里，为了拯救迷失的一族人，青年丹科取出自己的心，照亮他人的路，自己倒下。

从《不装深刻》里，可以一窥梁晓声的阅读趣味。他直白、诚实，不受已成定论的文学史的干扰。他赞美最多的，是俄苏文学。

他在书中写道，“托尔斯泰源于真诚的庄重文风，屠格涅夫和都德反映普通人之人生那种发自内心的温度，都在精神和情感上伴随着《人世间》的创作。”

梁晓声非常欣赏托尔斯泰身世和思想的复杂性，这个出身于贵族家庭、受过启蒙主义影响的作家，曾幻想地主与农民和平相处；看到了沙皇军队的腐败；憎恶资本主义制度；在《忏悔录》里自言弃绝了他那个阶级的生活，最后在冬夜离家出走，不久病逝在火车站。列宁曾评价托尔斯泰，“反映了一直到最深的底层都在汹涌激荡的伟大的人民的海洋，既反映了它的一切弱点，也反映了它的一切有力的方面。”

在采访中，梁晓声又拿托尔斯泰举例：托尔斯泰在小说中，几次谈起赫伯特·斯宾塞、亨利·乔治，这两位英美的社会学家研究私有制的不道德性。拥有大量土地的托尔斯泰一生也纠结于此，因为他赖以生存的与他信奉的相冲突。

“他把这种矛盾其实在《复活》和《安娜·卡列尼娜》里都写到了。所以这两本书不仅是写忏悔和救赎、爱情悲剧，大量的社会学思想都渗入进来。这是现在的小说里几乎没有的。现在小说越来越有的一个趋势是，叙述上的技术化，你读完了以后能对一个时代产生理解的信息很少。”

生活的苦难

多年来，梁晓声的名字出现在义务教育阶段的语文阅读材料里，作为典范被一代代学子阅读；这两年，由他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电视剧《人世间》，聚集了国内最好的演员、编剧，获得各项大奖，他的作品又在新一代观众中有了回响。

《人世间》展开讲述了东北某市老城区光字片一家三代的生活。父亲参与大三线建设，与家人聚少离多，兄弟妹三人经过了知青下乡、高考、返城，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下活了半生。

小说里的这个工人阶级家庭，多少有梁晓声家的影子。

梁晓声的父亲也是三线建设的参与者，“某几年这一省，某几年那一省。”父亲每两三年才能与家人团聚一次，一次12天假期。他每月64元工资，寄回家40元，要养活母亲和五个子女，很吃力。

梁晓声有一个很聪明的哥哥，在患精神疾病之前，是最优秀的学生。梁晓声三四岁时，一次高烧不退，跟母亲说想吃蛋糕。雨还在下，十来岁的哥哥戴一顶破草帽，拿着一角几分钱冲出家门。他还记得哥哥回家的滑稽样子——

“一手将破草帽紧拢胸前，一手拽着裤衩的上边。母亲问他买到没有，他哭了，说第一家铺子没有蛋糕，只有长白糕，第二家铺子也是，跑到了第三家铺子才买到的。说着，哭着，弯了腰，使草帽与胸口分开，原来两块用纸包着的蛋糕在帽兜里。那时刻他不是像什么落汤鸡，而是像一条刚脱离了河水的娃娃鱼；那时刻他也有点儿像在变戏法，是被强迫着变出蛋糕来的。”

当梁晓声和弟弟妹妹醒来，妈妈早已出去上班，做的是最苦最累的临时工。梁晓声从小学二三年级就做几乎一切家务。因为照顾家里太忙、做饭衣服被锅底的灰弄得太脏、弟弟妹妹在家无人照看，梁晓声逃过学。母亲发现后，沉默自责。

“我们的家太小太破烂不堪，如同城市里的土坯窝棚。”他在散文中写道。

在一篇散文中，梁晓声写到童年的自己想买一只吸水笔，去火车站帮车夫推手推车，想赚点零花钱，发现吃力的车夫竟是自己的母亲；另一篇，他攒到两块钱，想买心心念念的《红旗谱》，结果发现母亲一直病不好，愧疚而心疼，将这珍贵的两元钱给母亲买了山楂水，母亲又怨他。

1966年，他从哈尔滨第二十九中学毕业。“上山下乡”运动开始，梁晓声毫不犹豫地第一批就报了名。“每月能挣四十多元钱啊！我要无怨无悔地去挣！那么，家里就交得起住院费了，母亲和弟弟妹妹们就获拯救了。”他在《兄长》中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