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博文：照护是灵魂的工作

83岁的医学人类学家凯博文是中国的老朋友。他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在中国大陆做人类学和精神病学研究的西方人，并将“抑郁症”的概念引入中国。

他是医学人类学的学科奠基人之一，同时任教于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和哈佛医学院，他的学生活跃在世界各地，也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类学界与精神卫生领域。

“社会苦痛”与“道德经验”是贯穿凯博文学术研究的两个概念。他深受存在主义、实用主义与中国传统道德的影响，认为人应当通过参与外部世界、与他人建立连接来寻找自我、寻找意义。

凯博文的妻子琼是一名汉学家。琼为凯博文推开了认识中国的大门，而1980年代在湖南的田野调查则帮助凯博文找到了职业方向和个人生活道路，也让他了解文化是如何与情感、精神疾病以及人类苦痛相互关联。

2024年夏天，凯博文在中国参加了一系列与医疗照护、适老科技有关的学术活动，也在一个小小的补颁奖仪式中，拿到了自己的“2016年白玉兰纪念奖” 奖牌。这是上海市对外表彰系列奖项之一，旨在表彰和鼓励为上海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对外交往做出突出贡献的外籍人士。

过去十年里，凯博文的研究兴趣转向“照护”和“适老科技”，这发端于他对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妻子的多年照护。在此过程中，他还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的学术合作。他见过40年前的中国，将中国视为动态的中国，他总是在期待中国的未来。

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今天常见的“抑郁症”被统摄在“神经衰弱”这一诊断中。

1868年，美国神经学家彼尔德（George M Beard）让“神经衰弱”这个词开始流行，他将一系列生理症状如头疼、耳鸣、注意力不集中、易怒、头晕、消化不良、出汗等等归纳为神经系统的功能性疾病。而后，西方医学界对神经衰弱的解释模式经历了从生理状态到精神状态，最后作为一种伪科学在20世纪中叶消亡：多种多样的症状以及不加区分的使用让神经衰弱好像一个囊括了多种障碍症的杂物箱。

但在1980年代以前，神经衰弱在中国精神科疾病的诊断中处于核心地位。这既是受到前苏联的疾病分类影响，也因为它是一个好用的筐：当无法被确诊为癔症、强迫症等疾病时，就会被诊断为神经衰弱。

1978年，百废待兴的中国兴起出国考察潮，也邀请国外专家团来华。37岁的医生阿瑟·克莱曼随美国卫生健康领域的专家受邀来中国的农村考察，他是考察团里资历最浅的人，因为在台湾省做过研究并且会说中文而被选中。

在医学院就读时，阿瑟·克莱曼遇到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人，琼·安德里亚（Joan Andrea），一名汉学研究者。为了在琼的追求者中脱颖而出，阿瑟开始阅读中国新闻，寻找各种可能的话题与琼搭讪。他如愿与琼组成家庭，继而被引入了一个中国美学和道德的传统世界，而那个世界的部分价值观也成为他们理想家庭的基础。

也是因为琼，克莱曼有了一个广为人知的中文名：凯博文，呼应了琼的中文名凯博艺。

1978年的中国之行让凯博文收获颇丰，其中之一就是他与湖南医学院的三名精神科医生林名宇、杨德森以及沈启杰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在凯博文的帮助下，这三位医生后来造访了美国，之后在他们的帮助下，凯博文和琼于1980年来到湖南医学院做医学人类学和精神病学的田野研究，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在中国大陆做此类研究的西方人。

1980和1983年，凯博文夫妇在长沙先后访谈、研究了一百多位神经衰弱患者，他们都经历过“文革”，后来表现出疲劳、疼痛、倦怠、焦虑以及意志消沉等症状。凯博文认为：中国医生所诊断的神经衰弱，就是抑郁症，而中国医生和病人之所以都更加接受神经衰弱这样的诊断，是躯体化——缺乏确定的有机病理情况下的生理不适表现（比如转换症状和疑病症）以及由确定的生理病理导致的症状的扩大化（比如慢性病）——的结果。

1986年，凯博文出版了自己的里程碑专著《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现代中国的抑郁、神经衰弱和病痛》。这本书在中国引发了近十年的神经衰弱与抑郁症之争，凯博文曾经的伙伴杨德森以及许多中国精神医学工作者认为，凯博文在批评中国的精神医学没有诊断出抑郁症和焦虑症，把许多不同的精神问题不加分析地置于当时北美和欧洲已不再使用的“神经衰弱”概念之下。

也正因此，抑郁症的名称在中国大陆慢慢流行起来，逐渐取代了神经衰弱。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吴飞认为，这本书最大的意义不在于神经衰弱与抑郁症之争，而在于书中对躯体化理论的推进，以及对中国社会的细致观察。有意识的言词可能已经忘记或无法描述历史中的苦痛和灾难，但深深刻在身体上的疾病，本身就构成一种历史记忆，向自我和他人提醒那段历史和其中的经历。

借由《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凯博文将有关抑郁症及其治疗的现代观念引入了中国，也建立了社会创伤与文化和精神病学的联系：

“个体经历了严重的个人和社会问题，却通过身体这一媒介来解释、表达、体验和应对这些问题。个体的损失，所遭受的不公正，经历的失败、冲突，都被转化成关于痛苦和身体障碍的话语，这事实上是一种关于自我以及社会世界的话语和行动的隐喻。身体调节着个体的感受、体验以及对生活中问题的解释。”

“神经衰弱与抑郁症之争并不是我当时试图表达的观点。我的观点是，不论‘神经衰弱’还是‘抑郁/焦虑障碍’都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文化概念，而文化概念形塑着真实的生理体验，建立了区隔正常与病态的界限。症状并不只是个体不适的表达，也可能成为表达集体性不适的合法话语。”凯博文说。

但围绕神经衰弱与抑郁症产生争论令凯博文高兴。“这是我遇到的最好的事情了！”他在四十多年后向《南方人物周刊》回忆，“总比写了研究报告却没人关注要好得多。”

2008年，该书在中国出版，凯博文在中文版序言里说，他希望这本书对研究中国有所贡献，希望自己描述了那些有特定经历的人，而这些经历刻画了一个特定的时代：

“最近，我收到一封我在1980年访问过的病人的来信。他告诉我，我的访问让他能够讲述自己的故事，而且觉得有人倾听他的故事，这让他感觉好过多了。

“我把这本书的中译本献给这位病人，以及所有其他以病痛和苦难给我教益的病人。他们让我了解了他们的生活、中国社会，以及在危险和动荡中我们是如何挣扎着过上一种道德生活的。”

存在主义

当凯博文有志于求学时，正值存在主义兴起，他自认在一个特殊的时期念完了斯坦福大学和斯坦福医学院。同学们或是跑去美国南方组织黑人选民，或是参加反对越战的运动，或是抗议父权制和男性沙文主义，又或是创造美学及情感表达的新形式。

在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和女权运动如火如荼的时期，旧观念被打破，新观念被引入，凯博文感到自己接受了一场彻底的革命，继而视加缪为自己在责任和道德方面的偶像，亦崇拜能够就时代的重大议题展开论战的人物；他受到老师马尔科姆·考利的影响，欣赏海明威、菲茨杰拉德将那个失控的年代碾碎又重新塑造；他逐渐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开始用全新的方式思考世界；他遭遇了排犹，意识到自己只有在多元的世界里，才能找到家的感觉。

凯博文于1941年出生在纽约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他用“冷酷无情”来形容那时的自己：大部分童年都与“难搞”的工人阶级孩子们在一起，加入街头恶霸和打架高手，嘲弄、刁难、辱骂其他小孩，只是为了找乐，然后在街头幸存下来。他逐渐变得愤世嫉俗，认为在世界得体而有序的外表下，尽是暴力、不公和恶意。

他第一次感受到光，是在夏令营中遇到的一个理性而富有热情的男孩。慢慢地，他与仅有的几个朋友也生出了些许互相关照之情，比如保护彼此不要卷入血腥斗殴。没多久，凯博文随父母迁居到长岛，他也开始将蛮劲用在功课上，在老师的引导下爱上了读书，很早就接触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阅读社会在一次次革命中苦难加剧，却又在腐败与欺瞒中等待毁灭。无数在人类经验中稀松平常的荒谬和失败，让正义之弧濒临瓦解，让绝望之人越发绝望。这些智慧对少年来说显然太沉重，却也让凯博文“灵魂渐渐苏醒，开始懂得这个世界上真正缺失的是对普通人的关心”。他开始对身边人的故事产生兴趣，学会做一名认真的倾听者。

童年经历引导他拥抱了存在主义。时隔数十年，83岁的凯博文回溯思想历程，认为是存在主义构筑了自己的职业底色。“在一个危险、混乱和不确定的世界中，重要的是寻找意义。我也受到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实用主义创始人之一）的强烈影响：意义应当对你有用，有用处是最重要的。加缪和詹姆斯的观念伴随了我一生。”

凯博文正参与编著一本书，基于他在哈佛教授的课程，名为《追寻智慧：宗教、道德和美学对生活艺术的探索》，他在其中探讨人们如何寻找智慧、寻找意义。“重要的是追寻的过程、如何追寻，而不是追寻的结果，这个结果会不断变化，有时候我们满意，有时候我们觉得无用。”

追求“有用”也是医生的一种职业习惯：不仅仅是做研究写论文，更要积极介入患者的生活，改变现状。当凯博文开始从医时，他感受到患者在生理疾痛之外的痛苦，目睹了贫穷如何撕扯人们的生活，直到毁灭一切。

严重烧伤的7岁女孩子在清创治疗中尖叫呐喊；一位曾感染梅毒的老年女性在耻感下要求自己余生不得与异性相伴；一群墨西哥移民的孩子营养不良、被寄生虫感染；一些空巢老人身上伴随着各种由贫困所致的慢性疾病：结核病、已经发展为巨大脓肿的皮肤伤口感染、未经治疗的肿瘤。

“这些经历一直都在我的记忆里，不曾淡去。我开始认识到，医学的社会价值跟我学到的其他临床知识一样重要。在医学院度过的那些临床岁月里，我对人类苦难的意识渐渐培养了起来。我注意到，这世上的苦难，似乎有千种万种，而医学却对此不闻不顾。”

在治疗方案之外，凯博文的倾听曾给患者以平静、精神抚慰甚至是勇气。他越发认为，与患者建立起某种个体间的情感联结与临床治疗同等重要，与患者建立情感、道德上的共情也是治疗的一部分。

他当然知道，临床工作异常艰苦，想要长期从事临床工作，与患者保持某种职业上的距离，是医生的自我保护。但这种距离，同时也意味着疏远和物化。凯博文意识到自己被医学教育带到了衡量价值的十字路口：“虽然我在成为一名真正的、优秀的医生的路上奋勇前进，但我却在抗拒，抗拒这一过程中社会化经验的破坏性力量。最终我决定不再挣扎，而是接纳自己的本性，远离官僚主义的冷漠，拒绝职业主义的犬儒，对一切自私自利说 ‘不’，因为我实在是不想看到自己作为医生的现实需求盖过患者的实际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