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角戏与一群戏剧人的突围
作者: 邓郁聚光灯下,演员李腾飞脸上身上的汗滴清晰可见,呼吸尚未调匀的他,将观众送上的鲜花抛掷给热情的观众,表达感谢。
2023年1月2日下午,鼓楼西剧场独角戏《一只猿的报告》第三轮演出告一段落。所有的百感交集,都化在了斟满的热红酒和结实的拥抱里。
因为新冠疫情和防控政策,这轮演出从原定时间2022年国庆至今日终于完成,经历了至少三次延期。而在2022年漫长的三百多天里,民营剧场鼓楼西也从《一只猿的报告》获得的热烈反响,生发出《象棋的故事》《吉他男》等多部独角戏和相关的戏剧节策划。一个人的倾力演出,小团队的精心打磨,令这群戏剧人在特殊时期探索出一条“别样出路”;而创作伙伴们的灵感火花四溅,以及彼此间关系的升华,对戏剧艺术的深度理解,则成为他们在困境里的“意外”收获和治愈自身的力量。
成为“一只猿”
开场音乐渐弱,近乎黝黑一片里,一个身穿大号西装、别着红领结的男人弓着背,踮着脚,踱步上台。
在之后的几十分钟里,“做报告者”的身份贯穿始终,但他却极少“安分”:斜肩、跺脚、瞪眼,吃虱子,扭屁股,要么一只手臂高高扬起,或从翻滚、咆哮迅疾地回到半蹲姿势,惊恐、好奇、驯服的眼神,交替流露。
哦,这原来是一只被囚禁的猿猴红彼得历经千辛万苦,通过模仿与“学习”,成为人类的过程。
有观众形容,《一只猿的报告》主演李腾飞是在用骨骼表演。“看上去,他的骨骼完全弯成了猿猴的形态:脊柱前弯,股骨后翘,上肢长于下肢,行走为臂行。我能听到他骨关节的响动。加之他声音上的功力——逼真的猿啼,脸部肌肉的训练——野性的抽搐,说实话,我已经无法分辨他是人是猿。”
李腾飞个头不高,肌肉健硕,不是舞蹈表演者中常见的瘦高体形,但从舞台上的各种腾挪、空翻、大开大合的动作到戛然停住,可见其稳定性和柔韧性。“他是我认识的国内身体条件极好也最爱惜和善于挖掘身体的演员。”导演郗望不吝赞美。
“你从小便意识到自己身体条件的优势吗?”我问李腾飞。
“谈不上优势吧,我只是特别喜欢利用自己的身体来表达,表达一些语言之外的诗意。”
在《一只猿的报告》里,无论是红彼得回忆自己可能掉入海水中的游泳姿态,还是在舞台光束下、展现出的一只猿如何从爬行、半蹲,进化到直立行走的人,都呈现出了一种难以名状的“诗意”。
童年时的李腾飞便向往空气丰沛,生灵繁茂的地方。之后,他又在工作坊里习得了如何捕捉动物身上,乃至风、火、气、黏土等物质中蕴藏的气质、神韵。
为了参透猿猴的姿态,他去了十多次北京动物园。隔着玻璃,他和它们一起抬头,努嘴,左右摇摆身体。只是,猩猩和游客已经没有太多互动了。“它们生下来就被观察。每天只有下午3点吃饭,那之前半小时是最激动的。会看看厨房有没有吃的,有没有人备菜。”
或许因为他去得太频繁,有一只叫思思的母猩猩,引起了他的注意,而他也引起了思思的注意。“它老趴在玻璃上看人,看小孩儿怎么吃东西,看大人怎么照顾小孩儿。就感觉它对外面人类的每一个动作都非常嫉妒似的,还有些忧郁。它可能意识不到自己一辈子只能待在这里。”
到底是谁看谁呢?李腾飞觉得,其实我们身边的“猩猩”还挺多的。这部戏的主题,也跟现实里人的境遇有多种层面上的相似。而“Listen to your inner ape(倾听你内心的猿)”,正是这部戏剧的英文名。
“寻找出路”
《一只猿的报告》改编自卡夫卡的短篇《致某科学院的报告》。“一战”期间,敏感的卡夫卡感受到时代的变化,人类的未来迈向不可逆转的泥淖。他用文字揭示出人类逐渐异化的处境,和从迷茫,恐惧转向绝望的心境。
在郗望看来,原作和他想表达的核心是驯化与规训。“为了进入另一个阶层或者另一个文明里,你要自我驯化,自我阉割。”

剧中,红彼得为了摆脱被拘禁的处境,意识到自己不能困在“猿”的身份里。他学会了向人类微笑,握手,学会了啐唾沫,学会了抽烟,学会了最为厌恶、但人类却乐于调教他的喝酒……
当他终于掌握了开启瓶盖、扔掉酒瓶,颤颤巍巍地说出第一句人话:“你好——”全剧的转折点由此而生。身为观众,那一刻的悲凉、纠缠,也随着红彼得的大声呼喊,翻来滚去。
对于“重生为人”的新世界,红彼得究竟是泰然处之,还是纠结、甚而嫌恶,心有悔痛?
排练之初,郗望没和李腾飞深入聊这个话题。“聊太多没用。经历了整个(排练)这么一遭再说。”
这让李腾飞有点发蒙。看了卡夫卡写的番外篇《红彼得》,有了些感觉。作品中记者去酒店采访巡演大获成功的红彼得,看到屋子里窗帘拉上,满地水果,红彼得躺在沙发上,意兴阑珊。“他的状态一直不太好,就靠着吃大量的水果想忘掉这一切。这种感觉,是不是和很多咱们所谓‘名人’的‘万众中的孤独’很像?你好似得到了一切,却对这个自己很拧巴。”
9月底联排时,我问起郗望,“规训之后的红彼得,究竟是意识到了成人的代价,还是已经不去反思了?”
“应该是两者之间吧。”他回答,“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的一生是个悲剧。红彼得说道,我不要自由,只要出路。那种笼子里可以自在吃虱子的‘自由’,其实就是‘自欺欺人’吧,因为外部世界太差劲,你总得让自己合理化,才能活下去。”
整场戏的高潮,是后半部红彼得长达七八分钟的“控诉式”独白,这一长段仿写《自我控诉》的台词,出自排练中后期两人的二度创作。那时排演进入一段瓶颈期,李腾飞想起彼得·汉德克的《自我控诉》,忽然就在排练厅里读了起来,边读边把红彼得身上的衣服一件件脱掉,只剩裤衩,其他人看傻了,连声叫好。“这说的不就是我们吗?之前觉得这些文字很理性客观,当我们把红彼得代入进去,代入自己,就觉得更实在。虽然那些词看似无序、重叠,但有一股神奇的力量。”
郗望也对《自我控诉》有过阅读和心理准备。但他觉得,不能把原著完全“拿来”,必须要加入自己的话和融入当下的社会情态。于是两人分别写了一些文字,由导演汇总修改而成:
……
我走出了大自然
我变了
我变得都不自然了
我看到了你们的目光
我从你们的目光中看到自己
我学会了应该遵守规则
我学会了规则和规则里的例外
我融入了人类社会
但我变得独来独往了
我想去哪儿
回到曾经的那个铁笼子的木板前?
它的后面是森林么?
创作者对于红彼得“出路”的态度,从这些词句里,也可一窥端倪了。
挑战
戏剧大师彼得·布鲁克曾说:一个人穿过舞台就形成了戏剧。然而真正的独角戏,完全依靠一个人的语言与动作,实现情境和角色(甚至多个角色)的表达,无疑是对创作者的巨大考验。
在国内,提到“独角戏”,人们想到的要么是《夜奔》《思凡》这样古老的戏曲曲目,或是上世纪80年代游本昌、王景愚、王德顺这样的哑剧独角戏三杰,抑或是《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一个人的莎士比亚》这样的国外剧目,当代中国戏剧领域对独角戏的研究和实践还不算多见。
“独角戏可能都不太算一个单独的剧种吧?我没有特地钻研,不能妄言。”说到这个话题,《吉他男》的导演兼主演何雨繁笑道。“但我感觉,其实它的表演和创作规律和其他戏都一样,只不过有很大的限制条件。”
在鼓楼西这次的三部独角戏里,《一只猿的报告》和《吉他男》都是透过主角的独白来表现主题,唯有《象棋的故事》是一人分饰多角:B博士的紧绷,“棋王”的木讷,看客的松弛与犀利,如何在其间自如转换,对主演的业务水准颇有挑战。

故事讲的是一艘远洋客轮上,以“天才”著称的国际象棋世界冠军琴多维奇出乎意料地被人群中的一位神秘乘客B博士战胜;闪回到B博士的回忆,原来他曾被纳粹单独囚禁在酒店数年,一本棋谱救赎了黑暗中的他,却也禁锢和扭曲了他的精神世界。
主创郭笑想摆脱他认为的“窠臼”表演,最后采用了“说书人”之法,两个主要人物和叙述者三角“跳进跳出”;加上他的戏曲身法、贯口、古诗词、哲学、音乐知识,几十年对传统文化的吸收,在这个舞台上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剧评人李静称之为“一个人的交响乐,一个人的万马千军,一个人的中西合璧,一个人的庄谐并举苦中作乐笑中带泪,一个人的理性与癫狂、蜂蜜与胆汁、囚禁与翻越”。
不过,两万字的台词中,大段的诗词背诵是否有炫技之嫌?人性受到禁锢后的压抑这一主题,会不会因此而被冲淡?在观众和评论者中也引发了争议。独角戏的创作者,如何能不被个人汩汩而出的才华捆绑,更恰当地服务于作品,或许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
遇到不是以思想深度见长,情节又偏弱的剧作,独角戏演员面临的任务更为艰巨。
何雨繁主演的《吉他男》改编自挪威剧作家约恩·福瑟的同名作,讲述一个失意的吉他手,在地铁和大街上宣泄人生的种种愁忿,质疑自己坚持的意义,质疑一切。一个多小时的台词和歌唱充满了语意的反复,从头到尾如一个人的喃喃呓语。
怎么样处理如此诗性的文本,如何通过表演和其他的方式做到“形散而神不散”,何雨繁没少发愁。他坦言,《吉他男》其实更适合在酒吧、吧台等很小的空间里来演出。能装200人的鼓楼西,对于这个戏反而尺度过大了。
“必须要用能量去抓住观众。”他用六根长长的彩带代指琴弦,寓意吉他男心中的艺术梦,在舞台上缠绕身体,配合色彩和亮度参差的灯光,营造出一种特别的讲述情境。如同读者对福瑟的态度,《吉他男》的观众也一样有“两极”的反应:要么喜欢,要么不能接受,这也在主创的预料之中。
已经演出了三轮的《一只猿的报告》,争执与磨合同样贯穿始终。
对李腾飞的肢体表现,郗望毫不担心。“最开始他在场上特别花哨,像C罗,我得琢磨怎么把他变成齐达内。”到后来,他反复调拨的是,如何利用而非滥用身体条件,更符合表演的需要。“我和腾飞经常讨论,我希望他明白的,是那些动作是否只是一只普通猩猩,还是来自红彼得,以及演员是否在角色上赋予了过多自我的性格。”
“比如,红彼得说,我学的第一件事是握手。这里腾飞下来和观众互动握手,他忍不住会笑。可是猩猩不会这么笑。这是李腾飞作为一个演员,他在意观众的认可。这一刻他不是猩猩了,而有些讨好观众,会把他对观众的期待袒露出来。”郗望解释。
排到一定程度,演员会陷入疲惫,甚至“皮了”。郗望不时地“点醒”李腾飞:“我看不到你的乐趣,你不要当演员了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