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姚风：外界并不知道你经历了什么

办公室里空空荡荡，唯一能引人说点什么的是墙上一幅挂画，姚风自己画的。画布平均划分成几十个小方格，填充着不同方向、不同颜色、端正笔挺如符号的“不”字，以及潦草的笔触、慌乱的色块、五官不全的简笔人像。它不具备收藏品的炫耀职责，甚至也谈不上是辛苦创作的成果，眼前的澳门大学葡文系主任大概是在谦虚，表示这种绘画没什么难度，更多的是传达概念，不为迎客，仅求自勉。

高领毛衣，西装外套，头发也认真修剪过。那些埋进作品里的激烈情绪在他身上难寻踪迹，被他带出门的只剩文质彬彬。他用字正腔圆的语调说明：“我觉得我自己有时在说不的时候很困难，但这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必须说的。我们毕竟生活在人情社会，很多规约的限制会让你无法勇敢起来，你可以反抗，但有的时候无法反抗到底。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生存的一种困境。有时候你感觉愤怒，但跟朋友发过牢骚后，你还是去做核酸了。因为你不做核酸就没办法进大学校园、给学生上课，但我觉得至少你还会骂几句吧，如果你连这个都没有，那我觉得就是给阉割得太干净了。”

2022年11月，名为“看见”的姚风个人摄影展在澳门1844摄影艺术空间展出，除了80幅游走多国的照片，还有几件他的装置作品。其中一件，他买来一颗硕大的仙人掌球，戴着耐磨手套，一根一根，把刺全部剪掉。这件《辛劳的园丁》躺在泥土中，卸下所有武器后柔和地替他无奈叹示：“就是被修剪得太整齐了，如果剩下一点都好。”

作为传播思想的人，姚风对于思想的表达有着深刻的警惕，不懈地用整齐松动整齐，使之变得平滑或锐利。

他曾在一张会议桌上放置一个话筒，套上避孕套，设置了一个可延伸的剧场式场景。从“言论”的含义中出发，一个无形的会议从“安全性”里走不出来。几年前的《并非虚拟》（No Conjuntivo，婆仔屋文创空间，澳门）个展中，他搬来头颅标本，将包裹表面的太空棉和纱布置换成中葡文报纸，针灸似的把针尖插入字眼，同样是在提醒言论陷阱。

这些装置明显与晦涩无关，都表现出肉眼可见的对立，但又因表达者的温和不至走向张牙舞爪的泾渭分明。新冠疫情期间，他用白色石灰和黑色口罩拼成十字架、把昔日澳门青楼的海报和一个十字架并置、将自己的一首诗放进玻璃瓶，完成了“诗歌把福尔马林变得不朽”这一过程。

纵然这些年他不断地做了许多艺术尝试，但人们提起他，多数想到的还是他的诗人和译者身份。他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学习葡文，在里斯本待了好几年，还曾担任外交官。从他翻译的一些诗集名中，不难窥见与其艺术创作一脉相承的隐藏在平静中的紧张预感，例如《在狂风中生活》《在水中热爱火焰》，包括2022年在台湾出版的他个人的诗歌选集《深夜点灯》，都在传达一种绵长的抗争。

艺术家林江泉称他为艺术领域的Polymath（博学家），除了摄影、绘画、装置，还多次策展，较为大型的有澳门艺术双年展和何多苓画展。他并没有刻意在某个领域追求什么，更多的是游玩体验的心态，机会来了就试一下。

澳门回归前夕，他客串过一部名为《烟龙》的电视剧，在其中扮演一名与来澳门教葡语的葡萄牙女孩相恋的中国神经科医生，由于经费特别有限，从西装到睡衣都由他自己提供。

如今他的学生想必已很难见到教授的这一面，艺术创作外的多数时间，他用原名姚京明教课、顶着不同的笔名翻译、写作，时而是黑中明，时而是Sibilas（女先知）。

安德拉德和意象的万花筒

在澳门生活了几十年，但姚风迄今唯一的小说尝试却与这座刺激都市里的生活无关。他写的是儿时在北京学习西班牙语的经历，很早就有感于命运的随机，彼时他与五六个孩子作为“文革”后的第一批学生被选中，进入北京外国语学院部属学校学西班牙语，“我妈还说呢，说西班牙在哪儿呢？”

他感慨：“所以人生很多时候，比如说就是命运选择你学西班牙语，那你的命运就改变了，后来又改成葡萄牙语，都是跟语言打交道，就决定了以后人生的方向。”

在那个学校学了整整七年，如今回看不过是“学了一点皮毛”。教材匮乏，每天用塞万提斯使用过的语言重复革命口号。他在那时写了一首题为《我在中国见到梦露》的诗，还写了一篇在《红色年代走进西班牙》，以及一篇残酷的虚构作文，写的是一个孩子去送信，信上写的却是要把这孩子卖掉，孩子不识字，对方拿到信一看，说你别走了。

接触西班牙语的那些年，姚风浑然不知堂·吉诃德是谁，唯一接触的外国人是学校里一个叫贝贝的西班牙老头。贝贝身体肥胖，走路慢悠，总是叼着粗大的栗色烟卷——后来知道那叫雪茄。他戴着一副黑色的宽边眼镜，一只眼睛瞎了，学生们猜测那大概是因为革命事业致残，更加验证了校园里关于他是西班牙共产党员、因反对佛朗哥独裁统治而被迫流亡中国做老师的传言。

贝贝住在专家楼，平日与学生不常打照面，在姚风的回忆里，“他特别喜欢女生，和男生通常会保持距离。”等到考大学时，姚风对自己的西班牙语水平仍没有信心，报志愿时便也报上了与之相近的葡萄牙语，“彼此好像几乎都能听懂似的，这个距离好像比普通话跟广东话还要近。”

1987年，姚风大学毕业后被分到了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乳臭未干地跟着柳鸣九、吕同六、郭宏安等外国文学大家学习。当时研究所里的葡萄牙文书籍十分稀少，“葡语文学本身就非常小众，中国读者非常少”。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得到一本葡萄牙文诗集，翻译成中文的名字是《栖居的心》，作者是埃乌热尼奥·德·安德拉德。

姚风读完后爱不释手，选译了其中五十多首。翻译本身对他而言是一种特别深刻的学习，“比如安德拉德，他的写作其实跟我的写作完全不一样，但是在翻译他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比如说对意象的经营。他诗里面很多意象，就像一个万花筒，比如他写泉水、树、星星、大海，这些简单元素在他诗歌的万花筒里这么一旋转，就可以旋转出新颖奇特、令人惊讶的意象。可能这也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就说一首诗如何给人带来惊奇吧，如果没有这个surprise，这首诗或者用的这个词就没有存在的价值。”

1990年，安德拉德受邀到澳门参加中文诗集的发行仪式，并写下《东方扎记》，文中提到，“澳门这座城市，从远处看有一种迷人的假象，其实澳门的‘五脏六腑’都是暴露在外的。”那是10月底的一个早晨，在诗人眼里，“比7月葡萄牙的海滩之晨还要明亮，炎热。”

人：人物周刊 姚：姚风

我最好的时光是在澳门度过的

人：安德拉德曾表示越来越厌恶与他人交往，喜欢远离人群，去亲近马、鸟、蛇这些大自然中的生灵，在这些生灵中找到自己的化身。比起商业/旅游这类城市，诗人可能更喜欢自然环境，您也是这样吗？

姚：我倒并不抗拒城市，毕竟城市文明代表着人类最先进的文明。但是一个人常年住在城市里，当然会向往自然，就像你天天吃这道菜，就吃腻了，也会想尝试一种新的菜式。安德拉德自己也是住在城市里，他在里斯本的故居我都去过。当年他来澳门时我们用中文朗诵了他的诗作，老人家特别和蔼可亲，看到有印错了的地方，跟我说你不要念就行。

人：在里斯本的那几年时不时会写进您的诗里，反倒后来常住的澳门，是不是比较少出现？

姚：对。我的诗在葡萄牙那边写得很抒情，都是孤独啊思念啊。在澳门零星写过几首，但是好像我更多灵感来源还是我在内地生活的经验。以前跟内地诗坛交往很多，知道他们怎么写诗，给我很大的触动，慢慢形成了自己这种反讽和黑色幽默的特色。后来有人也说了，说你的诗每一首都写得像匕首，但是有的时候也要玩点其他兵器。所以我最近几年会把一些抒情的成分融进去，有时候也会放进一些细节。没有刻意要怎么样，很多时候是基于自己经验的积累，还有借鉴其他人的写作经验，再加上自己秉性碰撞的这么一个结果。

人：澳门给您带来过什么灵感吗？

姚：澳门其实给我带来很多的触动，可以说我最好的时光都是在澳门度过的，对它还是心怀感激。澳门很开放，是在这里，我才有机会翻译那么多葡萄牙诗人。也是来澳门，我的创作、我写诗的这种理念才会改变，如果不来澳门，我不知道后来我会不会做一个诗人。

人：澳门的什么改变了您，如何给您这样的启示？

姚：澳门其实挺奇特的。当初我在澳门挺孤独，没什么朋友。刚去澳门大学任教时，学校会派老师去监狱、警察学校等地方上课。大概是2003年吧，我被派往监狱旁边的澳门高等警察学校上课，里面有一个广州来的学生，叫温志峰，他来学葡文，热爱诗歌，也写诗，我通过他才认识广州的这拨诗人，比如黄礼孩、浪子等，从此就跟国内的诗歌界建立联系了。

在那之前我写诗不是这个样子。我觉得之后所有的偶然都成了必然，通过广州诗人慢慢又认识国内很多诗人，包括北岛、舒婷、欧阳江河这些诗人，与他们后来也都成了朋友。当时充满了热情，在澳门找赞助办了一本《中西诗歌》杂志，第一期应该是2004年。可能澳门并没有直接折射到我的诗歌当中，但是来澳门的生活经验改变了我的写作理念。

语言其实是很苍白的

人：观念转变后的体现是对情感的表达会有意克制？

姚：其实没有，我没有特别想过如何克制情感，可能因为我本身就不是一个情感特别张扬外露的人，这几乎本能地折射到我的写作当中。我的写作没有那么多刻意。比如我写南京，是看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在我内心激起了波澜，我就会去写，比如我写《老马》，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诗，那是我游览长江，下了船在宜昌看到的真实的一幕，一匹老马吃力地拉着一车货物，几乎都要瘫倒在地了，但马夫还不停地用鞭子抽打它。我写了很多与动物相关的诗，可能我心比较软。很多人说我的诗里有一种悲悯的情怀，确实是。比如看到有人在狗肉店门口遛狗，可能很多人觉得这个场景他们已经司空见惯，但这个视觉对我来说很刺激，我对这些事情比较敏感。

人：我感觉您写人好像也是比较悲伤，很多都是在病床旁那种。

姚：对，是当时一个前辈的真事。看到他垂死的样子，窗外开着木棉，我觉得把木棉转换一下，就像那种一口口咳出的鲜血。那首诗翻成外文了，老外觉得好像把死亡的时刻写得还是挺残酷挺悲伤的。我骨子里应该还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其实我们在面对死亡时，或是特别欢快、狂喜、悲伤的时候，都会重复一些陈词滥调，只不过是获得一种心理学上的意义，就是安慰。语言其实是很苍白的。

人：面对当下经历的那种比较冲击性的悲伤，您会先放一放再去创作吗？

姚：不一定吧，我的好诗都不是反复修改的结果，诗里获得存在感的一两句基本上都是一气呵成。这样写出来的好诗比较多。反复修改本身就是对这首诗已经缺少信心了，缺少信心才去反复修改，但再怎么修改好像都有瑕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