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关心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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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土耳其的中国记者越来越少了，土叙地震报道已近尾声。2023年2月19日，土耳其灾害与应急管理署宣布在这天晚上结束大部分搜救工作。最后一个奇迹发生在2月18日上午，在土耳其安塔基亚，三名叙利亚人在被困296小时后获救，他们是一对夫妻和一个孩子。坏消息是，孩子在送往医院的救护车上去世。

受到包括当地政府要求、政治局势冲突以及各种利益纠葛的影响，绝大多数国际救援队在2月14日停止作业后撤离，在灾区设立的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现场协调办公室也陆续关闭。

但仍有救援队认为这不是结束。在国际救援力量被要求停止救援之后的四天里，当地消防队、志愿者和巴基斯坦救援队仍在安塔基亚搜寻幸存者，仍然不断有幸存者获救的消息传出。

“撤得真的太早了，活儿没干完。”“肯定还有活人，肯定还能救。”一些停止作业的国际救援队员说。

2月17日，我遇到了一支从另一重灾区阿德亚曼转来安塔基亚的救援队。他们结束在阿德亚曼的搜救工作后，被当地官员请求转到安塔基亚帮助救援。尽管安塔基亚的国际救援队伍最多，但这些救援队并没有得到理想的协调，搜救工作一直不尽如人意。

这支救援队来到一片极度惨烈的废墟中搜救。那是一栋14层的高楼，震后楼体旋转了一圈，底部三层碎成石粒，第八层在坍塌的挤压中被甩出去100米。这栋楼里住了约四百人，幸存五十多人，刨出来约两百具遗体，还有一百多人失踪。

救援队搜出来11具遗体，都是缺胳膊少腿的。“政府已经在推平了，不再搜遗体了。”当地人告诉他们。

按照国际惯例，如果当地政府放弃搜救，开始推平废墟，那么国际救援队也应当离开。搜索遗体的速度，赶不上推平废墟的速度。仅仅在安塔基亚作业了一天，这支救援队就悻悻然离开。

安塔基亚人仍然在等待。一位中年叙利亚男子在露天的沙发上睡了13天，他在等待两个家庭的遗体：叔叔一家和妻子一家。一旦找到，他就离开安塔基亚。冷风刺骨，他一点点燃烧废墟里的家具取暖。

2月19日，继《纽约时报》、BBC等欧美大媒体停止滚动播报土叙地震后，半岛电视台也停止了滚动更新。至此，土叙地震消失在世界各大知名媒体的首页。

但并非所有新闻机构或记者都认为这是结束。2月18日，我在毗邻重灾区安塔基亚的阿达纳领取外国记者证的办公室里，遇到了刚刚抵达的天空新闻阿语台记者。天空新闻向三个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派出了记者，现在第一拨记者撤回，第二拨来换班。

有两位媒体同行即将回国。后方用数据流量告诉他们，现在发土耳其报道已经没人看了，“流量一直都不高，热度也已经过去了，可以回来了。”

但在他们看来，现在才是灾难的开始。“我到了安塔基亚就知道我要做什么了，这里的人才是报道的重点。如果只是为了拍一些震撼的画面，根本不用在这里待这么多天。哪怕语言不通无法采访，只记录状态，也足够了。”

“纪录片有个说法叫用故事压缩时间，你要有时间的流逝。现在只是一个状态，但是后面怎么办，生活怎么办，安塔基亚人怎么往前走，这才是重要的节点。”

在安塔基亚的中央安置点，这两位记者依靠利比亚救援队的翻译采访了幸存者Khalit——Khalit觉得这两位记者看起来像自己的兄弟，所以接受了采访。Khalit在童年时失去了父母，由哥哥抚养长大。如今Khalit失去了哥哥一家。

“那天晚上我和哥哥一起聚会，我应该让他和我在一起，我不应该让他走，我多么希望（他是跟我在一起）。他是爸爸也是妈妈，是我的一切。那天我们不分开的话，我们还有机会像以前一样，但是现在说这些都太晚了。”Khalit说。

当被问到未来怎么办时，Khalit没有答案。唯一确定的是，他不想离开安塔基亚。这是他的家，这是一座美好的城市，在这里他有工作，有家庭，他的孩子们也即将在这里结婚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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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搜救的尾声，安塔基亚出现了不少翻找财物的当地人。有的人被淹没在废墟中，在断壁残垣中一点点翻找，有的人从危楼里用绳子吊下来一个小箱子。

“这太危险了，你们应该快点离开。”一个土耳其人冲他们大喊。他从伊斯坦布尔来，为救援队做翻译，他说能够活下来是最重要的，不能为了财物再冒险。

“后面还要生活的，能多一点钱是一点吧。”一位救援队员对翻译说。

虽然地震的全部损失还在统计中，但土耳其地方当局和城市规划者已经预估，受影响的340万座建筑中的一半需要拆除。安塔基亚市长建议的重建数字高达1000亿美元，他说重建安塔基亚不仅对城市居民至关重要，而且对世界也至关重要。“它位于安纳托利亚、高加索、中东和北非的十字路口。农业从这里开始，第一届奥运会在这里举办，第一条街道在这里被照亮。”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萨拉·施耐德曼（Sara Shneederman）研究过2015年尼泊尔地震后的恢复情况。她认为，尼泊尔的重建虽然很快，但并不能把人们带回原来的生活。人们往往不会满意重建的住宅，在反反复复的修改和建设中，财政支出会超过预算。

中国的同行们聊起汶川地震后的重建。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下，汶川大地震灾后重建耗时三年，中国19个省份、解放军、非政府组织和众多国际组织皆参与了重建工作。国务院确定了四万多个建设项目，涵盖住房、电力、通信、交通、医疗、教育、工商业、生态环境等各方面，其中北川县城整体异地重建，汶川、青川、绵竹、平武、都江堰等灾区选择原址或部分原址重建。

“坚持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承担对口支援任务的有关省份积极为灾区提供人力、物力、财力、智力等各种形式的支援。”2008年6月11日，国务院印发了《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方案的通知》中，其第一条基本原则这样写道。

“我们有制度优势，举全国之力援建。土耳其能这样么？总统说一年就能完成重建，真的可能么？”一位中国记者问道。

来自世界各地的公益组织陆续出现在土耳其南部，专注发放物资或是建造灾民安置点——不是帐篷，是房子。

“大家看到了救援的价值，但没有看到救灾的价值。救援最容易被人看到的，是显性的。但这么严重的灾害，活下来之后是不是要有饭吃，有衣服穿？是不是大家默认救援后，灾民们就自然会活下来？自然会有衣服穿，有饭吃？我们不能忘记灾害发生后会死人，不能忘记人们会流离失所，会饿肚子，会很可怜。”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创始人郝南告诉《南方人物周刊》。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是国内最早将灾害救援信息工作专业化的机构，也是这次国内各民间救援队最重要的后方枢纽。

在安塔基亚，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和平澜公益基金都做了分发物资的事情。他们在土耳其购买了大量物资，带到安塔基亚附近的乡村或是城内的灾民安置点，在当地政府和志愿者的帮助下，直接分发到灾民手中。他们询问了当地需求：最急需的物资不是食物，而是御寒取暖的设备，以及消毒用品、牙刷牙膏、内衣内裤以及女性卫生用品。

在安塔基亚，一位叙利亚灾民对我们说：“我们失去了积蓄，失去了孩子，我们不应该遭受这种悲惨的生活。如今的生活是一场灾难，我们希望能回到叙利亚，现在这里没有人接受我们。”他撇过头，过了一会儿继续说，“我希望叙利亚危机能够解决，每个人都能安全和平地回到自己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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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说回那两位认为灾难才刚刚开始的同行。我问他们，你们为什么关心土叙地震。

为什么关心土叙地震，这是我反复询问自己，也询问他人的问题。土耳其、叙利亚的历史文化对多数中国人都太陌生，这里说土耳其语，这里是亚洲的边界。“土耳其太遥远了，不理解为什么这么多记者去了土耳其。”一位国内的记者朋友这样说。

“我不关心土耳其这个国家，我也不了解土耳其。但我和这里具体的人有了感情，我关心这里具体的人，比如那个失去哥哥的土耳其人。”那两位同行回答我。

一位来自广州的女记者说，尽管土耳其对她是陌生之地，但安塔基亚和阿德亚曼这两个小城窄窄的道路、密集的平楼商铺，还有一些属于小城的氛围，和她的潮汕家乡很像。她是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总是能完整说出一些灾民故事，一边说一边抽气，仿佛在逼退眼泪。“我觉得它们和我家乡很像，”她说。

“我并不是同情安塔基亚人，我觉得他们就是我。任何人都可能遇到危机、灾难和悲剧。我关心我自己，我就关心他们。”我的同事说，“鲁迅先生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我问专业的救援队员周亚辉，为什么要千里迢迢来土耳其帮助这些素不相识的人。他反问我：“难道我们在国内救的人，我们就认识了么？”

这几年，我们已经很少提及“人道主义”这个宏大的词语。在安塔基亚，我听到了对这个词最朴素的解释：无论国别宗教、性别年龄，无论历史文化、政治经济，我们认为任何一个人都有生存下去的权利，我们为此努力。

我已经找到了我作为中国记者来土耳其的答案。一位路遇的安塔基亚人给了我答案。这位中年男子的父母被掩埋在巨石碎粒下，他在路边生火取暖，烧着废墟里的门框和床板。他通过谷歌翻译对我说：告诉世界，我们无家可归。

这是后疫情时代的一次全世界联合救援与帮助。在这里有英美法日这样的发达国家，也有伊拉克、津巴布韦、孟加拉等贫困国家。经历过三年新冠疫情，我以为全世界应当建立起的共识是：在全球化时代，没有任何地方能够在区域性危机中独善其身。无论是公共卫生危机还是人道主义灾难，全世界应当搁置偏见与冲突，相互帮助，共克时艰。

在安塔基亚之外，一个没有受灾的城市里，我遇到一位帮忙翻译的阿姨。她问我从何来，为何来。我回答来自中国，她停顿了几秒，说： Let’s be friends。我说我是记者，她立刻说，我知道你来做什么。然后她紧紧抱住了我。

2023年2月18日，在伊斯坦布尔机场最大的电子屏上，88面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旗帜作为边框，围住用不同语言滚动播放的一句话：感谢您与我们站在一起。

（感谢张力克、刘威、赵牧、唐爱琳、郑璇真对本次报道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