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静：诚实的写作必通向光亮

2022年末，作家李静70万字的文集《我害怕生活》由单读和铸刻文化合作出版。涵盖戏剧和文学评论《必须冒犯观众》《捕风记》，戏剧剧本《戎夷之衣》，散文和诗歌集《致你》及有关王小波的文集《王小波的遗产》。怀着对文字的敬意，追求智慧、有趣，李静曾相信写作与制度革新能带来对社会的改变。中年后她依然看重人的自由与良知，更明白，在“冒犯与冒险”的生命底色之上，只有意识到自身的局限，不断仰望和接近“超越性的存在”，才可能触碰到生命的亮光。

雪花定律

2017年底，剧作家李静偶然翻读钱穆先生的《墨子·惠施·公孙龙》，被他引用的一个故事吸引：国士戎夷与弟子寒冬离齐赴鲁，到达鲁国时，城门已经关闭，二人只好露宿城外。若只凭身上的棉衣过夜，二人都将冻毙。最终戎夷解下身上的棉衣给弟子，弟子存活。

原文不过寥寥数字，李静却被戎夷的道德窘境震动：兼爱舍己的墨家能救人，却无法救自己。

“这故事能流传下来，可能也是弟子的一个自我拯救的行为。”那么，这弟子活下来后，他的余生将怎样度过？他将怎样回应戎夷舍命披在自己身上的这件棉衣？戎夷这粒麦子，在“不肖弟子”这块盐碱地上，结出了另一粒戎夷吗？

若戎夷之衣奇妙地照亮了弟子，他以故事的讲述和最终的义举回报戎夷的牺牲，完成救赎，这将是个抚慰人心的故事。

然而写起来她却发现非常无力，“难逃滥情和一厢情愿”。两件事改变了创作走向：一是江歌案的出现与变向，一是一段十多年前的对话。

2007年，成都白夜酒吧，作家刘慈欣向学者江晓原提出一个假设：世界末日，只剩下他俩和现场的女记者。“如果我们三人拥有人类剩下的文明，我们俩必须吃了她才能够生存下去，你会这么做吗？”江晓原说，他肯定不会吃。“吃了她，就丢失了人性，一个丢失了人性的人类，还有什么拯救的必要？”刘慈欣的回答则可用他小说里的一句话概括：“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兽性，失去所有。”

李静认为这两件事实际上和戏的情境有本质的同构性。她开始重新思考弟子这个人物的道德特质，以及戎夷的行动边界。

在剧作里，名为“石辛”的弟子，经历了雪夜的活命，被师叔淳于蛟以性命威逼来解密鲁城救守图，似乎尚有责任可推。而此后，违背对师父的誓言，杀害师兄孟还，诛杀淳于蛟以邀功、投奔秦国，下令活埋20万楚国人，给齐国师兄报假信以毁灭齐国，一切皆受欲望驱使。到最后被秦王处死前，仍笑着宣称，自己拥有远比师父戎夷要“好得多”的一生。

剧本里，每幕“恶行”结束，石辛都会和舞台上的戎夷的魂灵对视。但他是怎样的心理？文本里没有展开。

“是我现在选择更深地背叛了你（戎夷），等于我让你更难受了一下。当他（石辛）从背负获救之债，到做了一件和道义相反的事情，他就不再有纠结了，而是有一种‘我战胜你了’的快感。”

好朋友问李静，写这么一个心像石头般硬的“彻头彻尾”的恶人，有什么意义？“感觉和自己也没太大关系。”

而李静眼中的现实里，越来越多的人同情显而易见的恶并为之开脱、追根溯源，因为“我们有同样的软弱”，就可以成为不悔过、甚至变本加厉的缘由。

“如果都因此良心无愧的话，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社会，人性就会越来越稀薄。写石辛，不是要展现一个扁平的‘恶人’，而是将每一个人都会面临的各种试探，及面对试探与抉择时内心里可能的软弱、刚硬和贪婪，不再客气、不再体贴、谅解和辩护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她一直很感谢王小波早期杂文给她的教育：《沉默的大多数》里写到，两个学生在洗脸时为不同观点争辩、打斗，一个男生把另一人的耳朵咬掉——他原本可以一直咬着不被人发现。“到最后他终于把耳朵吐出来了。这件事表明：环境再恶劣，人性也有存在的可能。”

对于戎夷，一边是已经暴露出野心的石辛，一边是要从虎视眈眈的楚国拯救出的八万鲁城民众。多数人都要为此掂量、计算。“可是你要算出一个正义的数字吗？你真能保证救了八万人，此后的人生就会是一个正直的人吗？”在李静的设想里，戎夷并不是站在道德高点，只是不愿以正义之名，滑向罪恶的深渊。

对好人的描写，难逃说教。两年前的某日，窗边雪花飘落，李静心里蓦然一动——“你良心里飘着的小雪花是否安然无恙？”

“假如每片雪花都是有灵性的小生命，那么她们完好无缺地落在地上，不被踩踏不被融化，是不是就很重要？如果真的做到了，那么这地是不是就很满足？平安就是这个地的感觉，因为完完整整地守护了每片小雪花所感到的坦然和满足。”李静把这段写在了第三幕，戎夷对无法懂得的石辛讲出，实则是讲给“老天”——一个超越现实的绝对的存在。

地面与天空

“李静天性里就有对良知的追寻，对未知的探索热情。”与之共事四年、时任《北京文学》社长的章德宁评价。

27年前，初次面试李静，章德宁问她对这份刊物的看法。李静提出了觉得不理想的部分，“说得很坦率也很有见地。”章德宁立刻觉得，这是一个真实的人。

走之前，李静问章德宁，能不能再介绍自己的同学来面试。“那不是增加一个竞争者吗？如果她留下了，你没留下呢？结果李静很坦然，‘没关系啊，如果我不合适，她合适，能来，也很好啊。’”过一阵儿，那位同学真来了。“这姑娘不是嘴上随便一说。够坦荡，开阔。”

留在编辑部的李静开始主持文学批评栏目。一个不谙社会的文学青年，短时间内就在《北京文学》的熔炉里结识了许多优秀的作家和学者，见识到更宽广的世界。尽管她多次感怀于当时反智主义趣味主导文学和社科领域，文学作品缺少精神力度和人格魅力，她所向往的知识分子精神更多在公共媒体、新闻报刊的思想言论中滋长，但在“极其敏锐和极其放手”的章德宁任内，这本文学杂志曾推出“世纪观察”栏目，在全国掀起语文教学改革的潮流；“百家诤言”栏目发表过朱文发起的《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六份答卷》，秦晖、余世存等人的多篇评论，还在1999年发表哈维尔专辑，成为新锐批评家反复引用的文本。

拒绝“经院派”、“江湖派”，主张一针见血、清新理性的文风，是章德宁一贯的主张。在李静看来，章德宁在当代文学期刊领域里一直担当着一个“营养师”的角色，尽其所能地为文学读者提供精神养分。她从中深感受益。

章德宁很快看到，李静能发现一些不被别人了解的作者，从其作品里发现闪光点。“她至今仍有这份文学编辑的职业敏感。”

这其中，最为人知的便是王小波。

“他说：再见，我去打水。然后我向前走，他向回走。当我转身回望时，看见他走路的脚步很慢，衣服很旧，暖瓶很破。”

1997年4月，王小波去世前和李静的这最后一面，和身为编辑与王小波的多次约稿经历，既让她感伤良久，也成了网络上追忆或是初识王小波的读者了解他的重要通道。

文字里嬉笑怒骂，甚而有隐晦的愤怒，但李静见到的生活中的王小波，是有点松松垮垮的，“表情做派好像轻描淡写，但不叫玩世不恭。只是没有那么黑白分明，气势汹汹，很松弛。就觉得他既负了重，然后又很顽皮。”

那时，这样一个长年发稿艰难、“处在困顿中的天才”，令李静分外心折。

在《王小波的遗产》里坦承这热切“心折”，不会令他人质疑她作为编辑和文学批评者不够专业吗？

李静答：“如果现在不写下来，可能将来就忘了。”

步入中年的李静意识到生命的唯一性和它的转瞬即逝。“就像尤瑟纳尔写《苦炼》，泽农到最后快死的时候，把死亡也当作自己研究的对象。如果你已经委身于文学，你就要非常诚实，像一个研究者，将自己的真实经验记录下来。王小波是一个影响巨大的作家，把自己当成一个受影响的个案来纪录，会觉得有一点意义。”

王小波时常让李静联想到卡尔维诺《树上的男爵》里的怪人柯西莫：对“大地上的事情”一清二楚，热心参与，但他一刻也未离开“树上”，他毕生的立场，让自己超越了人类陈规所构成的思维边界——“地面”——之上。

王小波去世后，许多文艺青年以读他的作品、谈论他为心心相印的“接头暗号”。而李静在他去世几年后的文章里曾说，在生前和他几次有限的会面里，他们之间也弥漫过这种诡秘而“异端的气氛”，那是对某种相同事物的共同爱好。用卡尔维诺的话说叫“天空”，用王小波的话说，它叫“智慧”。

但20年又过去，李静觉得王小波身上更重要的，不是智慧，而是善良。“原来我会比较强调智性。但今天我们更加知道，他的力量的源头是来自内心的善良。善良是一个逆生存、逆社会潮流的动能，善良本身意味着牺牲和委身，自我削弱。王小波他不是真正的个人主义者，他是一个有牺牲精神的人。我觉得今天已经不是不够聪明的问题，是某些败坏的聪明在盛行，而某些看似愚蠢的善良已经消亡了。”

掘开裂缝

王小波走后十余年引发追捧，到去世15周年仍有纸媒做专题纪念。李静认为，那和1990年代末自由主义的兴盛有很大关系。“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当时是非常强势的一个力量，大家价值理念相投，而且有空间来表达这样的理念。他的杂文雅俗共赏，王小波既开文体之先，又成了一个有着理想主义和别样人格的象征。”

再往后，不少文化人和读者指出，王小波杂文中的观点都是“常识”，并无新意——只不过今天常识不再受到重视。而王小波殊为看重的小说与他的精神内核，始终缺乏中肯到位的评析。“到今天也还没有充分展开。”李静说。

身为编辑，李静曾亲历一家文学期刊面对王小波心血之作时的认同、挣扎和不得已的放弃，也因此知道，当时的“纯文学”标准，隐含着“安全”、“无害”、“不冒险”的题中之义。

2000年，她离开《北京文学》，告别这份曾率性而为、压力巨大的编辑工作，来到《北京日报》担任副刊编辑至今。

她的同事、学者孙郁曾撰文回忆，有很长时间，李静不能进入到报社圈子里，不介入单位的人际关系，拼完版就走。“稿子质量都不错。不过被毙稿也不少。较之别人有点异类。她受批评的次数大概是较多的一个。比起自娱自乐的记者们，她有时在窘境里流露出茫然和焦虑。”

“可以在独语里寻找乐趣”的李静因直率而让人难堪。时间久了，同事发现了她的真挚，有的也被其说服了。而李静也找到了工作之余的表达渠道——写文学与戏剧批评。

她向来好奇作家的创作思维，他们和时代的关系，他们如何处理自己的经验，为什么他们的作品有时会产生充盈感，有时会产生贫乏感？“回应和观照社会现实”与作品的艺术性，在她看来，是文学这个椭圆的两个圆心，缺一不可。

孙郁评价，李静的文字不做空泛之想，亦无逢迎之态，“清寂而真，直入肯綮。”

在这点上，导师刘锡庆对李静影响颇深。“他有一个观点：写散文要真，要拿掉人格的面具。因此需要拿掉虚伪的道德矫饰，裸露自我的宇宙。”而另一位导师，诗人、评论家任洪渊则在文体和思维上给青年时代的她确立了典范。

新世纪初，李静开始深入分析与批评朱西甯、木心、林贤治、郭宏安、王小妮、止庵、林白、王安忆、贾平凹等人的写作，平均每篇在万字以上，耗费数年写就，汇集成《捕风记》。她指出走向经典化的王安忆“不冒险的和谐”，“强大的否定性思维赋予了贾平凹洞见现实黑暗的清醒力量，但也取消了他对抗黑暗、自我拯救的主体意志，”“林贤治的泛道德批判方式在有力地提醒着良知存在的同时，也会有简化问题的危险。”

当代文学评论者谢有顺认为，李静对一些作家身上的精神病灶有着毒辣的洞察力。“对一个作家或一种文学现象所作的整体性判断，里面的忧思，掘开的往往是作家们未曾意识到或他们一直试图掩饰的精神裂缝。”外国文学研究专家许志强也提醒，看待文学批评，不是只关注作者如何点出某个作家的问题，而是评论者怎样打开缺口，给其他作家和学人看到一个新的精神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