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2022电影从业者的去与留

保卫影院

对中国电影行业，2020-2022年是绕不去的三年。

2020年8月，电影《八佰》的上映给了北京一家影管公司总经理章军一些错觉，“以为行业恢复了。”后来新冠疫情的反复和严格的封控都令他始料未及。

疫情中，影院严格遵循着“不超过50%上座率”的要求，进入影院的观众则被要求出示48小时有效核酸阴性证明。“这就限制了很多顾客走进电影院。”章军记得2020年那些苦苦支撑的日子，“有时候影院可怜到一天收入只有一两百块钱，连电费都覆盖不了。”疫情略有缓和的2021年，他曾与学校联合，在影院组织过几场免费放映活动，以期增加爆米花、饮料等软性收入。后来疫情反复，“谁都不敢担责”，这类合作也无疾而终。

拓普数据发布的《2022中国电影产业年报》显示，受数波疫情影响，全国影院暂停高峰期集中在3-4月和10-12月，在营业的影院中，暂停3个月以上的影院超过7000家，比例高达41.5%，影院关停导致的票房损失估计接近30%。全年有46天，影院的营业率不到50%；三分之一的影院年票房不足百万元。

片荒是影院的另一重窘境。国家电影局于2022年9月2日公示的数据显示，2022年前8个月发放故事片公映许可的故事片共200部。全年估算大约应该不超过300部新片。较疫情前两年的531部、566部均有40%以上的下滑，较疫情前的2019年更达到65%的下滑。疫情的频发也加剧了片方频繁改档、撤档。2022年的暑期档，章军明显感受到片子不够，“往年的暑期档都是片子云集，（2022年）只剩下一部《独行月球》，从来没有这样一家独大。”

捱过2022年低迷的暑期档，章军本来寄希望于国庆档“回个血”，可伴随着电影《长空之王》的撤档，“国庆档也到底了。”

在许多影院从业者的心中，2022年是愁云惨淡的一年。刘安星在四川都江堰一家电影院工作，他入行五年，2022年刚升任店长。在他看来，电影院是看片吃饭，没片子肯定就没饭吃。“（2022年）上半年还可以靠之前挣的钱苟活一下，到国庆档那个节点，大家基本都在垂死挣扎的边缘，结果国庆档没有能撑住市场的影片。”

电影新媒体营销从业者董董观察到，主旋律电影越来越多，但观众的热情并不与之成正比。“观众现在非常聪明，但凡看到主旋律，不管电影卖相、质量有多好，不满意。”11月我们打电话采访时，《万里归途》票房刚刚破15亿（下映前最终票房突破16亿），董董认为，如果按照《万里归途》的质量来评估，这应该是“一个20亿起步的片子”。

2018年毕业后，董董入职了一家初创的电影宣传公司，新媒体营销这个概念在业内还新鲜，从头到尾跟一个项目大概不到一个月，“预算是很好要的”，转变发生在2021年前后，新媒体预算没那么好要了。“现在都知道这个重要，就有更多的同行来卷；加上这两年行业凋零，确实没那么好做。”

2020年以后——尤其是2022年，电影极限撤档更频繁，董董在工作中要处理不确定性带来的麻烦。“我们跟你们其实完全一样，该不知道的我们什么也不知道。临时定档，你就临时准备，不确定性很大。”变化包括在电影院的贴片广告，这两年，在贴片广告中，鲜少有具体到某日的上映通知。“就是有这么个电影，我在准备了，我要来了，但是我什么时候来，我现在不能告诉你。”对于电影临时改档、“择日再见”，见得多了，董董也习惯了。

2022年11月21日，英皇文化产业发布公告称，英皇娱艺影院（广东）旗下的英皇UA电影城将终止全部营运，已申请破产清算。灯塔专业版显示，自2022年10月1日起，全国营业影院数不断降低。2022年12月6日，全国院线营业影院数仅余1042家，营业率跌至全年最低，不足10%。

章军所在的影院管理公司在2022年国庆档的收入只有26万，2021年同期“还有将近200万收入”。“不会再有这么惨的事了。”章军说。

别无他法，只能与房东谈租金。2022年国庆档的低迷有目共睹，刘安星与房东拉锯了几个回合后，对方终于同意将2023年的房租降至90万，比签订合同时的价格少了三分之二。这属于顺利的一种。

很多影院由于开设在商场内，受城市疫情防控而关闭商场或限流的影响，影院停业，或收入寥寥，为了维系运营，影院方只好与房东商量减免高昂租金。倘若未能谈拢便会引起诉讼或关停。过去三年，章军处理过公司旗下影院发生的两起房屋纠纷：一家影院在短暂停业几天后因为房东无处转手而让步；另一家影院2022年全年都没营业，由于入不敷出，房租迟迟未缴被房东起诉，最终影院只能以器材抵扣，无奈闭店。

这些并非个案。2022年，一则影院老板划破银幕的视频一度引起关注。视频里的主人公接受极昼工作室采访时解释，电影院在三年里几乎是开一年赔一年。他再也交不起商场高昂的租金，试图和物业协商，对方却几乎没有让步的意图。他只能遣散工作人员，看着一家又一家电影院变成满是废弃材料和粉尘的废墟。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曾多次公开呼吁：保卫影院就是保卫电影，保卫影院就是保卫社会。她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数码时代“宅生存”造成的极端个人的生存状态极大程度上依赖着高度的社会性和社会化，必须有一个完整的机器在“宅”之外运行，“宅生存”才能够延续下去。在这个意义上，电影院为人与人的相遇、聚集提供了一个空间与可能性。

持续三年的疫情，让章军常常不无悲观地想，观众的消费习惯都变了，影院不会再有市场了。“小屏把大家的碎片时间都占据了，而且现在许多剧本杀店正在取代电影院所具备的社交属性。”

但章军始终觉得，电影院无可替代。“电影院让你有机会和主角一同去体验一段人生，但在小屏幕里，你只能观察、偷窥。”

转行

2022年下半年，林强决定转行。“这个行业没有工作了。整个行业都因为疫情在削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每月要关闭十几家电影院，所有公司都是这个状态。”

林强入行逾十年。2010年，赶上影院纷纷做连锁化管理的浪潮，他由餐饮业转行，进入大地影院做影院督导，负责影院标准的建立修订与集合督导。

过去十余年，他经历过行业的高峰时期。2018年，中国电影票房首次突破600亿元。无论从票房产出、影片规模还是房租价格等维度看，2017、2018年在林强眼里都是行业的高峰期。

那两年里他跳槽到一家影管公司做运营总监，公司的新影院项目通常以三至四个月为周期，按照一年新开两间影院的频率，他常常出差，几乎没有休息日。

情况在2020年疫情暴发后急转直下。

据国家电影局发布的数据，2020年全国电影总票房204.17亿元，同比下降68.33%。受新冠疫情影响，有长达半年时间，电影院都处于停业状态。以2020年第一季度为例，中国电影家协会发布的《电影院生存状况调研报告》显示，每家影院平均运营成本达117.9万元，而平均收入仅为34.45万元。

影院关停的六个月被业内人士视作“至暗时刻”，林强选择停薪留岗。为了补贴家用，他开过滴滴、卖过保险，还尝试开一间咖啡店。因为“不合算”，滴滴只开了一个月；卖保险倒是灵活，但每月一两千元的收入对他补贴生活的实质作用微乎其微。

2020年7月16日，《国家电影局关于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有序推进电影院恢复开放的通知》宣布，“低风险地区在电影院各项防控措施有效落实到位的前提下，可于7月20日有序恢复开放营业。”一个月后，林强所在影院重新开业，他回到原来的职位，最直接的感受是不用出差了，“没有项目让你做了，商场都封控了，怎么还可能招影院进来？”

过去三年，公司渐次有人离开，他的工作内容愈发复杂：建立标准化系统运营、人力架构、薪资体系与绩效体系等等。“原来十个人干的活，现在只剩下四个人。”生活倒是更规律了，朝九晚五，但他更怀念之前频繁出差的工作节奏，“现在这样完全没有发展，只是按部就班维持几个店的运营。”

2022年5月，他的三年合同到期，公司负责人提前一个月通知他不再续约。他不是没有心理准备。据《财新周刊》报道，2022年3月以来，全国影院营业率跌至50%以下，致使“清明档”以1.22亿元的票房创下十年新低。4月出现11年来首次未能突破1亿元单周票房的情况，甚至不及2020年7月电影院复工首周的产出。

悠悠也想走。2018年研究生毕业后，悠悠入职了某国内头部院线公司，负责新内容业务。当影片断供或疲软，下游的从业者要找其他出路。有的做剧本杀、脱口秀、电竞转播，2022年11月世界杯最是火热，也有从业者拿授权，招募观众在影院看线下转播。“你现在做的事情可能跟电影完全没有关系，但把这块地方给利用起来，起码有收入能进来。”聊胜于无。

2022年，悠悠感觉业务落地困难变大。她去接触头一年合作过电竞业务体验不错的场所，不少闭店了。影院维持、日常消杀，成本高，人员减少肉眼可见。“最差的时候，经常一个影院可能就一两个人，”悠悠说，有时候她和影院经理要对工作，对方说，等一下，我在扫厕所。“我们也不好意思再让人做什么事情，人家都已经这样了。”

几家大影业、院线公司2022年都有员工被欠薪。悠悠也听说同行被变相减薪。采访对象大多初次受访于2022年11月，他们关注闭店的影院，不知道封控城市的电影院何时能开门，开着的影院他们也担心上座率。“反正整个行业面临的是裁员、减薪、闭店这样的大环境。”

林强先行一步。他先在朋友的奶茶店帮了几个月忙，本打算2022年11月开始找工作，随着“二十条”等政策的颁布，一系列变化陡然袭来，市内学校、商超、电影院等公共场所相继开放，在大规模的感染高峰下，林强也感染了新冠病毒，找工作的计划不得不延宕至2023年农历新年后。

梁潇与林强原本同处一家公司，她做行政，是林强的下属，比后者早一个月离职。她在这里工作了一年多。2022年头几个月起，每次开会主题都是“某家店面究竟要留谁”，离职的事她早有预料，没多少情绪起伏便接受了。

她投了些简历，除了贷款公司，回应总是很少。2022年4月离职后，公司赔偿了她两个半月的薪水，她买了辆二手三轮车，简单刷过漆，便摆摊卖起烤肠和牛肉丸。租一个摊位每日50至80元不等，她觉得贵，只好占道经营。“城管抓得非常夸张，”她在电话另一头小声地说。

有时遇到举报，被城管追着跑也是常事。她本来立下豪言壮志，“城管来了我绝对不跑”，结果很快就后悔，“罚了我500块钱，你知道我要卖掉多少根烤肠吗？”摆摊的5个月里，她的三轮车被“抄”过三次，最后一次赎回时要交2500块。“说实话，我的车都不值这个数。”她旋即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