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导演推手王红卫:在左右互搏中往前走

作者: 张宇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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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的一天,王红卫穿着印着《流浪地球2》标志的黑色卫衣,在下雪的北京匆匆走进办公室。

作为两部《流浪地球》的剧本指导,王红卫最近行程很忙。2月上旬他刚结束一轮路演回京,每天抽出时间看一部上映期的其他电影,前一天是《交换人生》,再前天是《风再起时》,接着要看《深海》。

在将近二十年里,王红卫是中国电影行业的参与者,亲历了中国类型电影的诞生和快速发展阶段。他也是活跃的社会活动家,担任扶植中国青年导演的“青葱计划”理事长等职务,在国内各电影节的创投评审团、导师训练营中时常能见到他的身影。

1991年,王红卫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之后在八一电影制片厂故事片室任职五年,1996年回北电导演系任教至今,常年教授《视听语言》《导演创作》等课程。2005年,他作为影片监制和他的学生、青年导演宁浩合作拍片,次年,《疯狂的石头》上映,成为现象级小成本高口碑类型片。之后十年,他一边教学,一边深入业界,策划和参与编剧宁浩的《疯狂的赛车》《无人区》《黄金大劫案》《心花路放》等作品,亦与其他成长期的青年导演合作。

这十年也是王红卫自己学习摸索的过程。“我跟这些新导演一样,大家都热情、不害怕,因为我们没什么可以失去的。现在回头看,做了十年,心里比较有谱了。”

2015年后,王红卫监制电影作品的路径有所转向,文艺片处女作比重大大增加。“宁浩时代,一共就几个人几杆枪,一年可能盯着帮做一部就差不多了,后头找你的人多了,加上每个团队的能力都在成长,我们这种位置就可以做得比较宏观。”

我上一次采访王红卫是2022年3月,他担任新导演李亘处女作《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的监制。那是一部讲述交换生在日本东京偏僻的中华料理店打工、和店长店员们在不到一年的平淡日常中相处的文艺片。王红卫的学生、青年导演孔大山的长片处女作《宇宙探索编辑部》由他和导演郭帆监制,也将在2023年上映。这是一部小成本伪纪录片,2021年在平遥国际电影展上获得好评,故事表层是中国“民科”群体的自嘲与温情,背后却是一首对失败者的精神赞美诗。

2022年,王红卫监制的《万里归途》在国庆档上映,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这是2022年中国院线电影中为数极少的高质量、高票房作品之一。也代表了王红卫近年参与影片的另一大类型——大制作、大体量商业片,比如《流浪地球》系列。

在《流浪地球2》剧本开发阶段,王红卫遇到两难选择:保险起见,团队应该复制第一部的成功经验,做120-140分钟的电影,热血、燃,降低门槛让普通观众容易理解,那样的话排片率会比现在上升至少20%,“一下票房就上去了”。“但是那样会有一个问题,它还是一部纯灾难片。所以我们到底是做未来设定下的灾难片,还是除了灾难本身,要有科幻的中枢?”

《流浪地球2》的成片最终有173分钟,以类编年体结构回溯了《流浪地球1》之前几个节点的故事。电影中占比不小、也为下部电影埋下伏笔的,是刘德华饰演的工程师和他支持的数字生命技术,以及人工智能MOSS。

上映20天后,《流浪地球2》票房超过35亿元。在以豆瓣为主阵地的评论区,观众对这部电影有批评有赞扬。

2022年,在宏观的疫情防控政策下,全国各地院线断断续续关张,营业时也实施严格限流,电影市场大盘低迷,电影成为“特困行业”。“我们之前一直担心,现在的问题不是产量、质量的问题,而是你拍出什么样的电影,观众都不进电影院了,观众已经丧失了观影的习惯。”王红卫说,行业内一直观望,2023年春节档,比起疫情前的2019年,市场能恢复到几成?“我个人觉得到六成就OK,恢复到八成可以开香槟,但实际上今年到了史上春节档总票房第二。”

王红卫现在觉得,自己之前对电影行业的预判有些悲观了。“如果你有片子,片子的质量能打,观众还是会进影院。春节档给我们一个特别好的鼓励是,观影意愿这个维度复苏得比我们预计的要快和好。这是最值得欣慰的,因为只要有人看电影,剩下来你们拍成什么样,那是自己努力的事。”

人:人物周刊 王:王红卫

中国类型电影二十年

人:你说到观众观影意愿的变化,从创作者角度来看,和什么因素有关?

王:我个人觉得,观影意愿的降低还是和类型片,或者说商业电影创作的数量和质量降低关系最密切。只要这个因素得不到改善,无论宏观政策还是社会环境如何改变,大家还是不进电影院。

人:你从21世纪初和宁浩导演合作以来,亲历的国产类型电影的成熟度发生了什么变化,是否呈现某种代际趋势?

王:可能这十几年第一解决的是观念问题,大家对类型电影的定位和认识。我们《疯狂的石头》是05年拍、06年上画,我觉得在那时候理直气壮认为要做活、做大电影市场,一定要以做类型片为主的电影人还不多。而即使有这种主张的人,对什么是类型电影的具体操作也比较含糊。

而经过这十几年,从政府主管部门到学者,尤其业界,这一点是想明白、看清楚了:要真的让观众进影院,要把一个国家的电影产业做大,只有靠类型片,或者说靠以类型片为核心的商业电影。这是全世界的产业规律。第二,在这个基础上,从编剧、导演到投资人、市场,做类型电影的专业度也迅速提升。

我上课说过中国商业电影的几个台阶,第一是《甲方乙方》(1997);接下来是《英雄》(2002);《疯狂的石头》(2006);《泰囧》(2012);《我不是药神》(2018)。《药神》之后势头是最好的,2019年又有《流浪地球》。之后疫情等多方面的原因,之前非常好的进步势头就给打断了。

按这个捋,《甲方乙方》有喜剧的优势、王朔的文学基因、葛优的国民度为基础,《英雄》是艺谋导演的视觉风格的商业化;而《石头》的开创性在于,以上这些势能优势都没有,宁浩当时才28岁,这个比较纯粹靠故事、情节、表演吸引人的类型电影,一下子脱颖而出。

新导演推手王红卫:在左右互搏中往前走1
《疯狂的石头》 (2006)
新导演推手王红卫:在左右互搏中往前走2
《疯狂的赛车》 (2009)
新导演推手王红卫:在左右互搏中往前走3
《流浪地球》 (2019)

这么算起来,小20年里头确实完成了一代人的进化,中国有了第一代初步会拍类型电影的电影人。这很重要。1949年之前,第一、二代导演没有拍符合现在定义的类型电影;之后“十七年电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指导思想里诞生的同样也不可能是类型电影;“文革”就不提了;80年代可能唯一靠点边的是些惊悚片、武侠片,但这是老一代导演在摸索着干,离规范的类型电影还有相当距离。

我上学那会儿,连类型电影是什么都不知道。1996年我回去教书,电影学院有这门理论课,但类型电影在行业中是没人做的。只能是去看好莱坞是什么样。那个时候在校学生几乎可以说没有人想着,我未来职业道路要拍这种电影。

一直到一批70后导演开始成长起来,有几个人愿意走这条路,但不是以电影观念先入为主地说做类型电影,其实还是抱着很朴素的想法:想做好看的、有人看的电影,从这儿起步。我自己上课开始教这些,是觉得这是学生以后安身立命、养家糊口应该会的东西,是中国电影现在缺乏的。我觉得老师的意义就在这。碰到宁浩这种非常有天分的学生,就帮着他做了。

我觉得这十几年内类型电影的发展,对于以后中国电影史书写的都是非常重要的。

人:《疯狂的石头》上映后,你是否明显感觉到业内开始对类型电影有了相对清晰的认知?

王:我觉得《石头》上画之后,第一步激励的是有同样趣味和意愿的年轻导演。再有是民间投资,投资人看到了用低成本类型片去挣钱的可能性。再后头是电影主管部门。我觉得电影主管部门这十几年领导脑子很清楚的,他们知道电影市场化要做什么:扶持民营的公司,扩建影院,做商业电影、做类型电影。

而说到类型电影的进一步发展,从客观规律来讲,肯定不可能用公式、数据来体现。电影行当和人息息相关。最后只有靠每一个人的经验。

但比起发达国家的电影市场,中国的特色优势在于,它是一个后发的国家,如果看的、想的足够多,我觉得一个中国的电影人有可能比一个好莱坞电影人对电影市场看得准。好莱坞是自己往前走,没有外星球作参照;我们有,可以看世界上先发电影市场的历史现象和规律。

但我觉得未来可能还需要一两代人才能完成的是,实现类型电影的多元化。以前我跟宁浩用的概念是“占坑”,类型电影无论是理论上的几个古典类型,还是衍生出来的IMDb几十个泛类型,在中国真正已经做出来的不多,你占一个坑,可能就能开创出一个类型,它在中国就活了。

现在,有经验、国情、政策等原因,类型多元化还没有完成,我们不是什么类型都能拍,什么类型都能够在这土地上被中国观众认可。

“对任何一个创作者,自我刷新能力都非常重要”

人:以大概2015年为界限,你选择合作导演、电影,标准、趣味和前十年比是否发生变化?

王:找我的肯定还是类型片最多,后头有些相对重复,要么那个类型已经有了,或者导演已经能自己拍了,就没必要(我加入)。

我的选择主要是两极,一极是像《流浪地球》这种制作体量、未来市场前景更大的商业片或类型片;一极是文艺片处女作。我觉得中国电影走过这十几年,需要再回头去补一补关于电影本体的课,单纯片面只管市场,会营养不良。

但两极的共同性,我还是偏向新的东西,偏向之前中国电影没有拍过的风格、题材、主题、语言形式。以宁浩为代表的导演,把一个阵地扎得很结实了,但外面还有一大片的处女地,需要有更多的导演、更多的类型起来,整个电影行业才能走得更远。

人:在不同时期,做不同类型电影的监制,在理念、方法上有区别吗?

王:在我这儿没有这么复杂玄妙。不管是小文艺片、极致的艺术片,还是大商业片,在我看来底层逻辑完全一样,都是一部电影。

近十年我能帮更多的青年导演,一个原因是青年导演本身进步。在视听环境中浸泡长大的导演,和当年70后起步的高度不太一样。同时经过这十几年产业的发展,从美术、摄影、声音,到制片团队,都有长足的进步。全是干活干出来的。没有这个产量、这些片子,训练不出这么多的人。21世纪初大家都是生手,一个摄制组的所有部门可能都捉襟见肘,水准参差不齐,那时候觉得有个合格的电影非常难,值得击节赞叹,是整个行业水准不行,托不住。除了做合格的导演,导演要做这个摄制组里几乎所有岗位的执行者到监督者,得有成熟的脑子、能力、体力精力,不太可能。近几年,整个行业水平提上来,导演专注干导演的事儿,这一点就能够提高青年导演的存活率和成功率。甚至很多部门都能够帮新导演补足短板,新导演的成长就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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