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2000年，书写精神世界的景观

时代中凝固的浪

2001年7月13日，北京申奥成功，一股新世纪浪潮随电视新闻直播蔓延全国，饱含期冀与热情，似乎人只要置身其中即可获得能量。

二十多年后，作家周嘉宁在新书《浪的景观》的沙龙和采访中，依然回味着2001年那个夏天的夜晚。19岁的她和朋友从上海到北京玩。当电视中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宣布北京为2008年奥运会举办城市时，朋友拉着她冲出地坛的招待所，跳上一辆出租车，赶往天安门广场庆祝。街上人潮涌动，从五道口骑车来的学生带着横幅，朝迎面走来的陌生人微笑。空公交车停在路边，大家爬上车顶，唱起《国际歌》和罗大佑的《恋曲1990》。她和朋友在天安门广场待了一整夜，直到第二天清晨升国旗。

这个充满奇遇的夏夜，在周嘉宁的记忆中凝成了一个关键性瞬间，“它是我成年以后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用自己的世界观去看待事物的起点。”而这个有点梦幻的成年开场，曾让周嘉宁以为人生将会一直这样，被集体性的快乐包裹着。

35岁时，周嘉宁把这股强烈的震动写进了小说《了不起的夏天》。实习生秦跟师傅去北京出差，中午收工，接着逛北海公园，吃炒肝、卤煮，晚上在电视前看申奥揭晓的直播。秦以为那天全国人都守在电视机前，“那种紧张和期待都是今后再不可复制的朴素，甚至纯洁。”小说中，他们也在天安门前狂欢了一整夜，第二天再坐卧铺离开。

人们四散，师傅请假去了云南山中的庙宇，再离职去俄罗斯；秦接替师傅的工作，成为主任、部门主管、地区主管。故事始于两人几年后的重逢。他们在小饭馆里喝黄酒，师傅谈起他前几天在圣彼得堡遇到的大雪，以及2001年在北京那个了不起的夏天——

“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在奥运会之后，世界将会变得更不一样？”师傅喝了一口酒，秦也是。

“是好的还是坏的？”

“是变得更坚固，非常的坚固。”

“我们小时候从一个比较低迷的时期开始，一直在经历向上的过程，自然会觉得会有更好的事情发生，会有庞大的快乐在等待你。”2022年，40岁的周嘉宁在播客《螺丝在拧紧》中说。当成熟的经验覆盖了天真的期待，那些早已退去的时代热潮，在人们心中究竟化成了什么？

2022年夏天，周嘉宁出版新书《浪的景观》，收录了她从2019年起创作的三篇中篇小说，故事都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到2010年之间：《再见日食》是日本作家满岛拓在20年后重回美国小镇，与青年时代的旧友重逢；《浪的景观》是试图成为新世纪弄潮儿的“我”和朋友做服装生意，又被时代大潮席卷而去；《明日派对》则由午夜电台连接起一群年轻人的友谊，小说中的角色遍历上海、南京、北京，他们乘坐的皮划艇沿上海的苏州河滑行，河道变化也承载着城市与时代的变化。

只是，写作二十多年，依然有读者会在沙龙结束后，畅谈周嘉宁年少时参加的“新概念作文大赛”。

2022年底，周嘉宁作为嘉宾，参加她的老师张新颖的新书《不任性的灵魂》的分享沙龙。书中，张新颖不关注天才的任性飞扬，而是写T·S·艾略特、以赛亚·柏林、博尔赫斯等名家如何认识自我的有限、容忍现实的琐碎。“我脑海里有非常具体的几个人，我的写作某种程度上是为他们而写的，我的力量也来自于他们给我的影子一样的反馈。”周嘉宁每次读张新颖的书时，“会感到鼓舞。”

在沙龙现场，学者张新颖表示，《浪的景观》是他在2022年读到的最喜欢的小说集，没有之一。

2015年，周嘉宁出版长篇小说《密林中》。张新颖在序言中评价，她“似乎一直深陷在她这一代人的经验里面”。“读她的文字，会强烈地感受到文字和个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才是写作发生、进行和持续的理由。”

和许多从“新概念作文大赛”出道的作者一样，周嘉宁在很长时间里被批评称困于个人经验。从19岁到40岁，当很多同辈早已不再写作，她依然充满耐心和坚韧地在小说中开拓。在新小说集《浪的景观》中，作者似乎在探讨，人们在时代浪潮中精神空间的崩塌与重建，如同“21世纪初的时间考古”。

评论家金理和周嘉宁相识多年。《浪的景观》中的三篇作品发表于文学杂志时，他就追着读完了。在2018年以前，金理很难把周嘉宁和其他青春文学作家分辨开，“与世界格格不入的文艺青年形象”经常在他们笔下出现。“但等到《基本美》出版后就令我蛮吃惊的，到了《浪的景观》，我觉得作家可以说是转型成功了。”金理说。

“从《基本美》开始，文艺青年好像落到现实世界中，与很烦冗的琐事产生拉锯和撕扯。这一定会损耗心力，然而当青年同世界接触，也是现实可能发生改变的开始。”他说。

天真与经验

2016年冬天，周嘉宁结束了在爱荷华的国际写作项目，乘机返回上海。在纽约的机场，她重新整理了微信。她觉得过去的世界不该再存在了，“想去重新建设一个新的世界。”

在爱荷华大学的三个月里，她认识了三十几个非英语母语的写作者，他们来自非洲、南美洲、中东欧等地区。他们住在一栋像大学宿舍楼的简陋宾馆，一起吃饭、上课、参加工作坊，又一起去华盛顿、新奥尔良以及纽约。这群带着不同国家和时代烙印的人聚在一起，彼此用英语交流。

“有很多矛盾和误解，也有很多共鸣。”她说，比如很多人都喜欢波拉尼奥和大卫·华莱士，都“争先恐后地表现出对村上春树的蔑视”，都听着鲍勃·迪伦的歌长大。只是在长达三个月的集体生活中，这些表面上的文学同好，常常伴随着更深层的文化冲突，周嘉宁进一步感受到“世界的构成非常复杂”，想重新认识它。

周嘉宁觉得这三个月“开心到不可思议”，具体的人和事却难以想起，在以这段经历为原型创作的小说《再见日食》里“变成了某种像空气一样的东西”。她写下了那种“留存下来的氛围”。故事从1995年横跨到2010年代，日本作家拓在20年后重返佩奥尼亚小镇，那是他青年时代参加驻地项目的地方。他到此追悼刚刚去世的项目主理人乌卡，与旧友重逢。而曾经的亲密同伴、中国女孩泉已经杳无音讯，只留存在众人的记忆里。

这场昨日之旅以一次日食结束。“真实的现实中响起欢呼声，来自山的背面和湖的对岸，人类既疯狂又天真，鼓励着彼此的同情心和慷慨。事物的阴影锐利到反常，云突然散开一些，在近乎清澈的昏暗中出现了星星。金星、木星、水星，排成一条线。”《再见日食》写于2019年，被收录为周嘉宁最新小说集的首篇。之后是《浪的景观》和《明日派对》。她的笔触掠过不再年轻的作家、经营服装档口的待业青年、午夜电台的音乐节目主持人。

金理评价，《浪的景观》是在“向一个混乱无序中又生机勃发、边角毛茸茸还未被修建平整的时代致敬”。他注意到，三篇小说里都有“秘密花园”意象：主人公们在独属于自己的秘密园地里有过美好的时光，但他们依然有“从中返身出去再面对变动的现实的力量”。走出玫瑰色的梦之后，他们被撞得伤痕累累，但作者并没有用成熟去否定天真，“她告诉读者，青年迈向新世界时怀抱的乐观期待，永远是美好的。这就像钻石，作者把复杂的面向交织在一起，既写经验也写天真，但这几个面向都是好的，并没有相互否定。”金理说。

天真与经验的关系，也映现在周嘉宁的写作经历中。写完《基本美》后，她觉得获得了自己想要的语言，可以用自己真正的声音去叙事了。“之前我是在一个比较嘈杂的状态里，要更大声地说话，自己才能听到，但那未必是我自己的声音。体现在写作中就是有时会用力过猛，做了各种尝试，去寻找更合适的语言。”

从2016年写《基本美》中的一系列故事开始，周嘉宁的写作“非常慢，也非常痛苦”。第一天写出两千字，第二天又因不满意而删掉，然后再重写，每天都觉得很折磨。这像是一种“很缓慢的化学反应”。

作为职业作家，周嘉宁常年都保持着简单而规律的生活——翻译、写小说、运动，这几年新添了跳舞。2015年前，她还会为一些媒体写稿件，这几年已很少再接其他工作。作为相熟二十多年的好友，作家张悦然觉得周嘉宁是全心全意投入工作的人，“她做翻译、做许多运动，用很多方式约束自己，抵消自由职业者身上的惰性。这些为达到职业性要求所做的努力，都让她更专注、有秩序。”

尽管17岁时就因“新概念”而出名，19岁就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小说，但周嘉宁认为自己真正开始写作是在2008年前后。那时，她给《收获》杂志投了一篇短篇小说，结果被退稿。但主编程永新和她一起讨论、修改这篇小说，最终发表了。周嘉宁觉得从这之后才“比较清晰地知道写作是什么”。

回想“新概念”后的10年，“好像出了许多书，但很荒唐。”她说，最初几乎没有编辑指出她作品中的问题。这似乎也是这一批写作者共同面临的情况——他们在年少时成名，接着在野生出版与文学选秀年代的浪潮中获得出版机会，作品被接二连三地出版，成为“文学偶像”。

2003年，周嘉宁出版小说《陶城里的武士四四》，该书的编辑在这本书出版后和她，说不知道她到底想表达什么。“可是你既然看不懂，为什么要出版呢？为什么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的交流？”现在，在周嘉宁家的书架上，只摆了自己最新的一本书，她不愿再提起早年的作品，甚至不愿放进简历里。

“我不觉得最早做这些书的编辑认可我身上的任何闪光点，或者说文学才华。文学本身对他们来说可能只是流程一样的出版过程。”在接下来的写作中，她认为自己花了很多力气去弥合少年成名及出版带来的种种伤害和认知偏差。

“在2008年，我其实是一个刚刚开始发表小说的人，但同时又承接了之前那10年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的写作经历，有了一种疲惫感。”这种焦虑和沮丧一直延伸到2014年，周嘉宁写完长篇小说《密林中》之后。这部作品的出版过程并不顺利，当时也听到很多批评的声音。但青年作家、批评家黄德海鼓励她：“你已经站在你想要描述的虚构世界里了。不管你现在做得好不好，你已经站在那里了。”

现在回忆起《密林中》，周嘉宁觉得她当时对笔下的主人公并不好。“我没有保护好他们，没有在虚构的世界里给他们提供更好的路径。”她甚至觉得某种意义上自己在设置困境惩罚着他们。

等到《基本美》和《浪的景观》时，周嘉宁不再想控制笔下人物的命运了，小说家和小说人物的关系变得更平等。“人物自己也在生长。一个小说写完了，他们还可以在虚构的世界继续存在，可以作出其他的选择，也延续他们之间的命运。我当然也会给他们困境，但重要的是也给他们很多选择和出口。”

一代人的好运和失落

2007年夏末，周嘉宁从复旦大学中文系当代文学专业硕士毕业，告别了上海的朋友，放弃了一份有可能转正的杂志工作，只身来到北京。一年后，她与同为作家的好友张悦然创办了《鲤》书系。这本杂志书在2009至2020年间保持了每年一到两期的发行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