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俊武：应对老龄化要结合对年轻人压力的疏解

1970年，《论老年》出版。62岁的法国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在书中写道，“没有什么比老年更确定会到来，但也没有什么比老年让我们更没准备。”

“没准备”的不只是个体。近半个世纪过去，当生育高峰不再，彼时的“婴儿潮”叠加当下的“少子化”，正推动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巨变。越来越多的国家已不再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像波伏娃当年所形容的那样“蓄意忽视”老年问题。人们避无可避。

2014年9月，日本NHK特别节目将视线投向了超老龄社会背景下面临生活和社会福利窘境的老人。在由电视节目改编的《老后破产》一书中，节目组写道，“日本经济持续高增长的时代，只要认真工作就会有回报。或许，正因如此人们才会坚信，只要认真工作，晚年生活就会高枕无忧。今天的老人们，当时都是这样确信无疑的吧。但是，超老龄社会已然到来，且日益走向小家庭化，日本社会已经进入了急剧变化的历史时期。独居老人以百万人为单位不断地急剧增长，导致以家族支撑为前提的社会保障制度功能失调。在如此背景下，‘老后破产’的现象正在蔓延。控制社会保障支出已经是国家的当务之急，养老金支付额度正在分阶段降低……但另一方面，消费税、护理保险费等也在不断上涨。”

2022年，日本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该国总人口的29.1%，为全球最高。在“收入减少”而“负担增加”日趋严峻的形势下，政府也陷入进退维谷的状态，局面很可能会越来越严重。日本的当下给了同样处在衰老快车道上的国家警醒与启示。

长寿本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可为什么在当下的诸多语境中，长寿反被视作烦恼和负担？从长寿到健康、自主且有意义的长寿，还要迈过多深的沟壑？养老金缺口、延迟退休、就业困难、年龄歧视、婚育焦虑……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常常交织，在老龄化这个共同的出口汇聚和放大。“遥远的不安”正变得愈发具体而迫近。

国家统计局公报显示，截至2022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9.8%，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14.9%。我国已步入中度老龄化，并成为全球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据国家卫健委2022年9月发布的预测数据，2035年左右，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在总人口中的占比超过30%，届时中国将迈向重度老龄化。

在学者党俊武看来，长期以来，人类的经济思维定式、经济发展模式、社会发展模式，都构筑于年轻型社会和成年型社会的状态之上，而当我们加速进入老龄社会，就会倒逼现代化的重塑。跟发达国家不同，中国面临的挑战不只在于规模和速度，更重要的是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这种错位和滞后导致很多问题难以解决。但另一方面，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布莱恩·阿瑟（Brian Arthur）所说的，经济永远在发明自身，永远在利用机会创造可能性。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的预测显示，中国是世界上老龄产业潜力最大的市场，预计2050年的产值将突破届时GDP的三分之一以上。

党俊武是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曾任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秘书组副组长。在新出版的《老龄经济：长寿时代的新经济与产业发展模式》（以下简称《老龄经济》）一书中，他主张不要单从老年人口增多这一狭隘维度看经济，这样不仅难以发现老龄社会到来隐含的系统性风险，也难以发现广阔的经济发展空间。近日，《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采访了党俊武，探讨了身处中国这个全球老龄经济的“最大试验场”，应该如何看待当下的老龄化困境和未来的可能性。

人：人物周刊 党：党俊武

应对老龄社会需要系统调整，不能止步于“打补丁”

人：2023年全国两会刚闭幕不久，你更关注哪类有关老龄议题的提案议案？

党：最近几年，老龄议题相关的两会提案议案逐年增多。我最关注三个方向。

首先，农村老人怎么办？国家卫健委发布的2020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显示，我国乡村的老龄化水平明显高于城镇。乡村60周岁及以上、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乡村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为23.81%、17.72%，比城镇数据分别高出7.99个、6.61个百分点。庞大的农村留守老人群体，他们的子女在城市工作，为城市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受益者的国家和地方应该为这些老人提供哪些保障。

其次是年轻人的就业、住房和婚育等问题。老龄问题不单是帮助老龄群体安度晚年，也涉及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包括婴幼儿、青少年、中壮年等等。目前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是2.8亿，40-59岁人口是4.4亿，30-59岁人口大体是6.7亿。如果年轻人的就业、住房和婚育等问题能得到较好的疏解，让他们有余力为老年期做好准备，老了以后问题就不会太大。但现状是年轻人面临太多现实压力，腾不出手来做准备。

第三是当前如何加快宏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经济好了，也就具备了应对老龄社会问题的时机、条件和能力。

立足当下十分重要，但不能止步于微观和当下，还要有长远安排。

人：也就是说，虽然公众的注意力常被热点话题牵引，但政策创制和制度安排不能因此而功利化、碎片化、短期化。

党：是的。时下有很多热门话题，比如延迟退休、老年人再就业、养老和医疗保障、面向失能老人的长期护理险、预防老年人诈骗等。这些全都是“点”，而老龄化是一个系统性演变的结果，也就需要在系统层面做出对标性调整。如果我们一直是以“打补丁”的方式来发现、识别和解决问题，就好像照顾一盆植物，只去修剪单独几根枝丫，或者只给个别几朵花浇水。现在要做出战略性调整，从“打补丁”式解决热点问题的思维，转变为关切长远、普遍、制度性和体系性的问题。

人：两会上，有代表建议在西部地区开展应对老龄化试点。欠发达地区的老龄化程度更高，健康养老服务体系不健全，财政保障能力也不强。省际、地区间养老资源不平衡的问题有哪些解决思路？

党：最根本的还是要增强欠发达地区的自我造血能力，发展地方经济。比如乡村振兴除了发展集约化生产模式，推动产业升级，也可以结合当地的自然环境、价格洼地等特点发展旅游业等其他产业。西部地区有壮丽的自然风光，完全可以和养老旅游等产业结合，既为城市里有一定经济基础的老人提供丰富的文旅产品，刺激老龄群体的消费能力，又能激发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活力。此外，国家也在积极研究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区域战略，推动区域养老资源的平衡配置。发达地区享受了人口红利，现在应该有所回报。这也是发达地区的一个新机遇，因为城里相应的传统产业已经饱和。

人：落实区域战略的难点在哪里？

党：最现实的难点就是“谁掏钱”，承担比重如何划分，地方财政的钱永远是不够花的。要解决动力问题，可能还是得回到2022年中央提出的“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大思路上来，通过设置相应的激励规则来逐步解决，比如相关的税收减免等。不过，这又涉及到中央财政收入来源。

市场过去对开掘“长寿红利”的关注不够

人：当前各地都面临化解地方财政收支矛盾的难题。老龄经济会成为大家想要挖掘的一片新大陆么？

党：是的。在新冠疫情之前，一些地方的经济发展已经面临困难了。发展地方经济是基层政府的重要任务，他们也想尽快找到更多经济发展的新大陆。我接待的很多地方县市的领导干部都很看好老龄经济。现在很多县、镇、村的小旅馆都挂上了“康养宾馆”的招牌。以前都是年轻人“上山下乡”，现在越来越多的城市老年人愿意“上山下乡康养”。两会期间，六千多外地老年人包船到宜昌旅游。这些还只是老龄经济的冰山一角，一切都刚刚起步。

人：过去，我们好像习惯了讨论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和压力，而对如何开掘“长寿红利”关注不够。

党：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我们要适应，更重要的是在这一历史性变迁的进程中寻找经济发展的新领域和新赛道。比如过去几十年，大多数企业的厂房、设备、产品设计等都是基于年轻社会的需要。而现在，当部分幼儿园开始面临生源不足，小学都开始搞教师“末位淘汰”，部分企业原本赖以生存的市场在逐渐萎缩，能不能成功转型，切中老龄社会的新需求，才是真正的挑战所在。这绝非挂一个“康养”的招牌就能实现的。

我在基层调研的时候，遇到过一些做老龄产业的中小微企业，有些就遭遇过自己的产品被外商贴牌转内销的情况。以成人纸尿裤为例，某企业出口单价在10元上下，贴上日本商标又销往国内，价格就上涨到四十多元。这是因为在这个领域，我们还没建立起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国产品牌。又比如国内已经有很多老年人需要的辅助器具上市，但销售规模和老年人口第一大国的市场预期很不相称。一个最直接的原因是，老年人产品的设计人员很少会与老年人和其服务人员同吃同住，缺乏扎实的市场调研。未来，产业政策外，设计、技术、工艺、品牌、销售渠道、售后服务以及人力、资本、场地等各个环节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当然，我也见到了一些企业开始摩拳擦掌。比如现在城市中有不少闲置的商业楼宇，完全可以开发出来满足老年群体的各种精神文化需求，打造老年版的“万达广场”，里面可以有跳舞的、唱歌的、绘画的、吃饭的、看病的、按摩的各种商业形态。和年轻人不同，老年人不爱“宅”，他们是“体验型”客户，有现场感的渴求。消费是一方面，他们更看重的是社会参与。这也应当成为拥有独特资源的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新思路。

产业革命以来，经济走向复苏，根子上是靠刚性消费的持续、增强并开始带动弹性需求，让经济回归正常轨道。结合中国当下的经济现状，经济复苏主要靠刚性需求，老龄产业市场中的刚需市场亟待更多的市场关注和投入，也需要一些政策引导。经济恢复高速发展就要靠弹性需求，比如发展老龄金融产业、老龄文化产业等，这些都是新的选择。现在再重复以往房地产为代表的产业奇迹已经不可能了，需要顺着中老年人的庞大需求去寻找新的经济大陆。

老年人支付能力和意愿低是大环境的问题

人：你在《老龄经济》中提到，老龄产业难做，除了政策、环境等因素，最主要的问题是老年人支付能力弱，以及有支付能力的老年人支付意愿普遍不高。

党：这背后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拥有社会财富的老年人不愿意花钱？所谓的“三座大山”（住房、教育、医疗）是一个重要原因。很多老年人的钱不仅要留给自己养老，也要用来补贴下一代甚至下下代。结果是年轻人没钱消费，老年人不敢消费。从根本上看，还是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式存在问题，我们没能营造出一个生育友好型经济发展方式，年轻人的经济能力不强，进一步抑制了中老年人的消费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