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佩斯：天鹅展翼飞过

对于惹人喜爱的老艺术家们，我们常常怀着“这老家伙只要还能出作品就行”的宽容与善意，毕竟极少有艺术家的创造力跟年龄增长成正比。陈佩斯却是一个偏差值：电影，小品，再到话剧，一次比一次更接近经典，经得住时间的检验。

他的话剧《惊梦》巡演到了第三轮。在一场又一场结结实实的演出中，《惊梦》成为近十年来最受好评的原创话剧。2022年10月，上海第二轮巡演时，我感到现场爆发出的掌声与欢呼，甚至带着丝丝愤慨。

故事说的是解放战争背景下，一个昆曲戏班的生死命运，以及两军背道相驰的选择，幽默又悲凉，大气也婉转。戏中的悲悯与厚重，总让人觉得这“应当”来自北京人艺这样有着光荣传统的大机构，而非陈佩斯这个“个体户”——出品方大道文化正是由陈佩斯创立的。自从1990年代初成立中国最早集影视、制作、发行于一体的民营企业后，陈佩斯便自称“文化个体户”。

如果以豆瓣评分为参考——《惊梦》的执行导演陈大愚不大看豆瓣，他觉得那些用户样本太小太局限，评价再高也只是一小部分人喜欢而已——国内话剧的前三甲分别是北京人艺的《茶馆》（9.4分），《惊梦》（9.3分）、《戏台》（9.2分）。其中，《惊梦》《戏台》，皆出自陈佩斯与毓钺的合作，一个导演、主演，一个编剧。

面对陈佩斯这位从业45年的老艺术家，我们尝试探究他如何能够佳作不断。

年轻的戏剧人或许会说：“那是因为他是陈佩斯，他经历过好时代，他有家底，他能不管不顾。”

陈佩斯当然自知，他说自己的成就源于时代的垂青。除此之外，他总有好搭档：演员朱时茂、导演王好为、摄影赵小丁，和编剧毓钺。他还有一位被称为表演艺术家的父亲陈强，和一位与他在喜剧路上同行的儿子陈大愚。

但陈佩斯最难得之处，正在于他屡屡转身，离开这些幸运，与所谓的“潮流”背向而行。他曾被时代垂青，却主动跨过当下，一步一阶向他坚信的艺术南天门走去。

撸榆钱

2023年，北京人吃榆钱花的最佳日期是4月3日，鲜嫩清甜。早一日花骨朵还未舒展，晚一日便会雨后疯长，老如菜叶。

陈佩斯在这天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地点在他的大道戏剧谷，面朝温榆河，背靠孙河郊野公园。但这天他更重要的事情是摘榆钱。榆钱树高大，陈大愚踩着梯子撸高处，陈佩斯摘低处。父子俩撸了三棵榆钱树的垂枝，引来邻居围观。

“就现在，明天就不行了。”陈佩斯对邻居说，“梯子给你们，你们也弄点。”他招呼陈大愚停手，又说，“分给客人一点。”

“嗐，人（家）不会吃这个。”陈大愚看了我一眼。他已知我不稼不穑，便在撸榆钱时向我科普了榆钱花和榆树皮分别怎么吃，还绘声绘色地说了小时候捡银杏的故事，说他满书包都是臭银杏味。

这天之前，我断没想到陈佩斯父子这般好聊。采访前，我见过陈佩斯两次。一次在演出后台，陈佩斯瞥见了走道拐角处的我，立刻要工作人员请我离开。我并非贸然闯入，而是在早前得到了剧组的允许，还挂上了工牌，但陈佩斯见到外人，便觉不妥。他后来在采访里同我解释，演出前有外人在，或有演员心不定，心思多了，演出状态就会起变化。

另一次则是我在大道戏剧谷的办公室里看内部视频资料时，陈佩斯捧着保温杯路过，瞄了我一眼。他胡子、眉毛都白了，身上泛出毛边的深蓝色帽衫，曾出现在两年前的视频采访里，也出现在大愚拍的短视频里。他对物质世界颇为钝感，老搭档朱时茂曾对媒体说：“陈佩斯有时候太不讲究了，一双布鞋穿五年，一双袜子能洗了再洗，露趾头了，还能再穿，很朴素，很艰苦朴素。”

这两次短暂的打照面，让我有些紧张。我担心他接受采访只是为了配合《惊梦》的第三轮巡演，其实内心里并不乐意。毕竟，过往关于陈佩斯的报道都有着拒人千里的标题：《事了拂衣去》、《陈佩斯：我经得住检验》以及《严肃男人陈佩斯》。

采访伊始，陈佩斯刚坐下却又突然起身，去搬了张长桌横在我们之间。“换个大桌子，你写东西方便，”他说。

我突然想起12年前，有位记者写自己与陈佩斯的碰面，似乎也是这样：“他常用这种眼光斜视看人，在排练的时候突然朝我投来一瞥，吃饭的时候不经意盯我一下，甚至当我们并排走在路上他朝我说话时，也是这种眼神。起初我觉得那有点轻视的意思，后来渐渐察觉他只是在偷偷观察，并无他意，甚至是带点好意。”

大道戏剧谷的工作人员、他的老友，还有陈大愚都说，陈佩斯好说话，凡事都能商量着来，听人劝。

但他一定有执拗的时候，就像他戏中的人物那样。

硬逻辑

陈佩斯在我眼前打了个清脆的响指，叫我清醒点。“你糊涂了，”他说，“逻辑关系是为了活命，才有后面的故事。”

他也糊涂过。筹备《惊梦》的剧本时，他以为故事里最大的事儿是新旧文化更替，是昆曲班子学唱新戏的波折。真到排练演出来，他感到这新旧文化冲突却是最弱的驱动力。

“最重的是命，是活命。”他说，“唱新戏并不是最重的，因为并不能因此生发出一连串的情节。是他们因为要活命，去寻找生路，才找到了新戏，是为了保住性命才答应唱山歌北曲，童孝璋（老班主）也不知道新戏是什么，接到手发现，完了，寸步难行，可不得了。”

“作为一个唱戏的人，你吃了人家的粮食，那人家点什么戏你就要唱什么戏，这是硬逻辑。”毓钺说。

陈佩斯经历过吃不饱。1969年，15岁的陈佩斯去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插队。“饿到每天脑子里都没有别的事，就是想什么能吃。”他咽了下口水继续说，“因为（每月）45斤粮食又没有副食，又是强体力劳动，每天根本不够。有时候女生省下一点，还给男生，一个班帮助一个班，就那么互相帮助一点。我们（男生）在脱坯的时候，多帮她脱几块。”

年轻的陈佩斯在内蒙古沙漠地区接受了爱的教育。春耕拉犁，牲口少，主要靠人。农地是胶泥土和沙子混成，一头牛都破不开土，得一头牛加两个年轻人拉偏套。没有牛的时候，四个小伙在前拽，麻绳勒破肩膀，腰弯到脸贴地，汗透衣衫，往肚里灌水，再出汗。没人偷懒，因为多出一分力，就是对别人的一分爱，得靠大家一起拼命才能完成。

“在极端困苦的环境下，一个人活不成，人人都互相帮助，必须一群人共同去完成目标，一点点活下来。”陈佩斯说，“所以那种人性的光辉，我也沐浴过。而且在那里头，把我们打造成特别的好人，离开那儿以后，你见不到那么多好的人。”

1973年，陈佩斯返回北京。他听不惯空话假话套话，看不惯口不对心说废话的人。四十多年后，有人问他，你是不是一直都没适应？他不置可否。

“你会对人失去信心吗？”我们问他。

“不会，因为我看过好的。”他斩钉截铁回答，“这么多年苦难的生活历练之后，当我们都成了一群很好的人，我发现那种善良的东西，是最有力量的。”

所以尽管《惊梦》是个真正的悲剧，陈佩斯却在严肃地、有分寸地、一环扣一环地制造喜剧效果。这是痛苦的创作过程。“真的是非常难过，我们不是演一个与我们无关的悲剧，而是我们民族的惨烈战争，我的家族就有人参与、阵亡在其中。这背景是淮海战役，是祭献生命的战争，这当然是悲剧，但我要尽量用喜剧去包裹每个点。”

创造笑声，这是陈佩斯的硬逻辑。在他崭露头角的1980年代，他认为“伤痕文学”不应该是社会的主流文化。“为什么要哭呢？为什么不笑呢？”他反问，“别人喜欢煽情的东西，我不喜欢，我觉得什么事儿，一咬牙就能过去。善良的东西有力量，太有力量了。”

痛苦的装扮

有伤害必然能创造笑声，这是陈佩斯对喜剧本体的坚定认识。

1985年，他在河南农村的树林里拍《少年的磨难》，衣衫褴褛地追着汽车在土路上跑，踩到土里的蒺藜，一脚接一脚，越跑越瘸，围观的老百姓越看越开心。导演喊停，他一屁股坐在地上，扳起脚底板开始拔蒺藜刺，周围的笑声更大了。

“我突然觉得喜剧的笑是个特残酷的事情，突然觉得笑是不道德的事情，那时候会有怀疑。”陈佩斯困惑了几年，直至在《电影艺术》上读到卓别林的戏剧理论，他突然明白喜剧来源于“窘境”。 “我理解为困境，我当时就觉得这是至理名言啊，结合自己的东西，立刻就顿悟了。卓别林的作品，哪一个不是极度的痛苦和危情造成的？他在《城市之光》里跳弹簧床，拍了一百多遍，他一定也被铁床砸过。我能感觉到喜剧创造笑声中的痛苦，一下就能理解了。”

他觉得自己入了喜剧的门。就像爬泰山，他终于到了中天门，往上没有岔路，就是南天门了。“我的痛苦是我的装扮，我装扮蠢、丑、笨，因为这些我还被伤害，这是痛苦加痛苦，这就对了，观众就要笑了。姿态一定要低于观众，用装扮的痛苦，赢得了笑声，这是一种智慧的行为。”陈佩斯说。

《警察与小偷》正诞生于此时，这是陈佩斯最好的小品。他形容那是自己创作的加速期，实践了多样的喜剧手法，在反复检验中，越用越好。

刑满释放的小偷假扮警察，在与真警察的错位对话中，学会了为人民服务，学会了做个好人。只不过，小偷克制不住面对警察就报出身份信息，克制不住顺手带走警察的钱包，克制不住在大年夜给牢里的兄弟放风。

“他办好事，想做好人，却又面临着牢狱之灾。”陈佩斯总结道。

“你想说的是不是人人平等，每个人都有机会做个好人，莫论前尘？”

“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做个好人，有时候机会都不会给到他们。这是身不由己，所以你看了才会悲从中来。”陈佩斯又强调道，“但这不是我作品的第一目的。我不是为了教化或者笑中带泪，只是因为人物深陷困境，这种身不由己的状态，会给人新的感受。”

命

陈佩斯在二十多岁时算过命。那时候他随八一电影制片厂在广东拍片，悄悄跟人去找了大仙批八字。“我这一辈子，基本按照他说的，两年两年地过来了，”他说，能成的事儿都是老天安排，不能成的，那都是老天不属意。

1998年，在小品《王爷与邮差》之后，陈佩斯头也不回地，甩着大步告别了当时中国最高的喜剧舞台。“98年春晚，走到哪儿，人和人关系都特别冷了，互相都躲着，怕别人偷自己节目，然后大家分得特别清楚。吃饭都不能在一块儿吃，都跟不认识一样。”他回忆。

1984年，陈佩斯与朱时茂搭档演出了《吃面条》，使小品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表演形式。他心中的小品是亲热打闹，得乐一阵儿才能说正事；是姜昆给《羊肉串》写了一串贯口，是马季、唐杰忠、李文华给年轻人们改稿子、纠表演。“我还希望是以前那样，大家一起商量节目。”他说。

1999年，陈佩斯不仅告别了小品，也告别了喜剧电影。他与父亲自1982年开始创作喜剧电影，收获了票房和口碑。那是陈佩斯闪闪发光的15年：前半年全国人民盼他出电影，后半年全国人民盼他演小品。

但在那背后，是没有电影厂愿意参与喜剧电影。“那时候电影厂都要做艺术感特别强的片子，没人要做服务行业，都要做工程师领导别人。”他自己赚钱拍电影，自己赚钱买厂标，累到喉咙里长出大血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