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罕·帕慕克：我是他人故我在

略带粉色的瘟疫小说

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认为世界上已经有三本足够优秀的瘟疫小说了，它们依次是丹尼尔·笛福的《瘟疫年纪事》、亚历山德罗·曼佐尼的《约婚夫妇》和阿尔贝·加缪的《鼠疫》。它们的共同点之一在于，作家从未经历瘟疫或流行病，却都写出了伟大的瘟疫小说。帕慕克想，我是不是可以成为第四个？

为此他40年前早早动身。1983年，31岁的帕慕克在第二部小说《寂静的房子》里构思了一条支线，历史学副教授法鲁克郁郁不得志，沉迷酒精。夏日重访祖母，他顺道去县档案馆查找关于瘟疫的历史资料，找到的却是一些琐碎的生活记录、邻里纠纷、诉讼、贸易、土地税务。法鲁克开始思考历史与小说的关联，一次午后散步时妹妹问他要去哪里，他脱口而出：“瘟疫之夜和天堂之昼。”紧接着，1985年，帕慕克在第三部小说《白色城堡》中花小篇幅再提瘟疫，并且让来自威尼斯的学者“我”和土耳其占星师霍加——两位主角隐喻了东西方文明，他们外表酷似，最后甚至互换身份——共同抵御了它。

这两本小说前者被翻译成法文在欧洲出版，后者则获得美国外国小说独立奖，为帕慕克赢得了国际声誉。在长期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文学中，他被视为一颗东方的新星。

2016年，距帕慕克获诺贝尔文学奖已过去10年，64岁的他开始了第三次尝试。在名为《瘟疫之夜》的新小说里，帕慕克采用女性视角，事无巨细、略带诙谐地描述了一场1901年发生在奥斯曼帝国小岛上的腺鼠疫，瘟疫中的小岛逐渐与外界切断联系，在混乱中诞生了一个新兴民族国家。

他漫长的五年写作进行到第四年时，世界忽然进入新冠大流行时期。帕慕克在写一本关于瘟疫的书——这件事原本被朋友们取笑为过时和无人问津，“现在谁会去看一本关于鼠疫的小说啊。”朋友们说—— 一下子变成了热门新闻，尤其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名为《“瘟疫小说”教会了我们什么？》的帕慕克新随笔后，全世界都知道了，一位诺奖作家正在写一本与全世界灾难有关的小说。

大家都说他很幸运，“是的，也不是。”2023年4月中旬的视频采访中帕慕克对我说。他的一头棕发已经花白，但仍然反应敏捷，谈兴甚浓。伊斯坦布尔阳光很好，因此向光的镜头里产生一大片光晕，光晕之外，就是满墙满桌的书、笔记本、档案袋。

40年来关于瘟疫的思考、为写小说所阅读的退休奥斯曼帝国总督回忆录、殖民时期孟买和上海的英国医生报告都变得恰逢其时，他的邮箱里躺满了出版商发来的邮件，催促他赶快完成手头的小说。可是这多少显得投机了不是吗？以及，“作为一个从未经历过瘟疫的作家创造一本伟大的瘟疫小说”这件事不就无论如何都无法实现了吗？

2020年，帕慕克把正在写作的小说推翻了80%。96岁的姑妈染疫离世后，他意识到自己也68岁了，处在一种神秘病毒的威胁之下，瘟疫带给他的恐惧，他将带给笔下每一个人；同时他删掉了很多经过研究才写出来的隔离、封控段落，因为读小说的人都会知道它们是怎么回事。

最终，他希望小说在这样一种氛围中进行：我们既在摇摇欲坠的奥斯曼帝国尾声，又在充满不确定的21世纪；既漂浮在东地中海小岛，又定居在世界各地。

写到这个年纪，帕慕克一边不得不面对衰退的记忆力和精力——他发现自己写的已经跟不上自己想的了，一边仍每天待在公寓里写他的长篇小说。他热衷写大部头，《杰夫代特先生》近700页，《我的名字叫红》500页，《纯真博物馆》近600页，《我脑袋里的怪东西》500余页，《瘟疫之夜》600页，四十多年来坐在书桌前，充满野心地、书写狂般地每天写上十多个小时。

不仅写，还要画。22岁以前帕慕克想成为画家，为了写作中断30年，又偶然重拾。结果这回越画越多，形成了一张《瘟疫之夜》中虚构的岛屿明格尔岛的真实地图，岛屿所处的位置、形状、城市片区一一罗列其上。众多人物轮番登场，又匆匆离开，唯独岛屿越发清晰可见。

读者、评论家们很早就发现了帕慕克小说中的奥秘：城市是真正的主角，以前是他的故乡伊斯坦布尔，这次是明格尔岛。用作中译本封面的岛屿局部图还描绘了晚霞、大理石民居、轮船和火焰，整个画面笼罩在一片粉红中。

“为什么明格尔岛是粉色的呢？”

“也没有那么粉色，应该说是略带粉色的。”帕慕克笑，“我希望我的故事——非常现实、戏剧性的，充满了死亡、威权主义、政治、酷刑、监狱、禁闭，非常残酷的世界——带点童话色彩，一点点甜蜜。”

他不是想写一本让人害怕的小说，而是不知何故想创造一个甜蜜的天堂般的岛屿，让人想要永远生活在那里。

2021年，《瘟疫之夜》问世，很快被翻译成36种语言。

《纽约客》刊登了评论家詹姆斯·伍德的文章，称赞帕慕克对虚构岛屿的痴迷使它像记忆宫殿一样闪闪发光，其效果令人眩晕，既有飘忽的后现代感，又有坚实的现实主义效果。“整部小说给人一种轻微的陶醉感。”詹姆斯·伍德写道。但也有评论家批评帕慕克的女性视角不过是种摆设，或者像小说家孔亚雷那样直言：如果不是帕慕克，谁会听你啰啰嗦嗦讲这些。

2022年底，在北京，译者宗笑飞感染新冠，也是那时候她开始阅读《瘟疫之夜》。好几次她不得不停下来，因为共鸣而情绪激动。这种共鸣有时候是悲伤，更多时候是发现，原来人类在面对瘟疫时的感受、处理难题的方式甚至最后接受灾难的过程都是相似的。

我们是相似的。如果不是相信这个，帕慕克就不会成为一个小说家。

“别担心，我不会进监狱的”

不过你们知道的，不是所有人都相信这个。

《瘟疫之夜》出版的次月，土耳其伊兹密尔省的律师乌鲁克向省首席检察官办公室提出申请，控告帕慕克在小说中侮辱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嘲笑土耳其国旗，借此煽动“仇恨及敌意”。律师乌鲁克旧事重提，一并列举了帕慕克2005年发表的关于“亚美尼亚大屠杀”的言论。

小说中，明格尔岛在控制瘟疫蔓延的过程中发生政变，一场枪战之后，侍卫卡米尔在阳台摇动玫瑰旗帜，昭示着腐朽的奥斯曼帝国中诞生出明格尔共和国。一个在瘟疫之夜诞生的民族国家，匆忙地组建政府、命名街道、推举女王又将其流放。

“但发展过程中，民族主义开始清洗旧世界，不仅仅是清洗旧词语，也开始清洗那些不想说新语言的人。我在书中说，反对帝国的民族主义是一件好事。但一旦它掌权，肯定是件坏事，因为它压迫了少数人。”帕慕克说，“这些也是我在土耳其的所见所闻。”

现实中，土耳其共和国在奥斯曼帝国的溃败中诞生，百年来摇摆在传统和现代之间。2023年5月29日，大选结束，埃尔多安及其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再次赢得选举。埃尔多安在他执政的20年里结束了土耳其党派林立而冲突频发的局面，带来经济繁荣，但也慢慢呈现出威权化——控制军队和司法体系、加强媒体监管、压制反对声音等。2016年7月土耳其曾发生军事政变，政变未遂，政府逮捕了军人，关闭了超过160家媒体和出版社，超过120位记者和媒体工作者被判入狱，是当时世界上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

政府的威权化，正是2016年帕慕克决定写《瘟疫之夜》的主要原因之一。

帕慕克家两个男孩，比奥尔罕·帕慕克年长18个月并经常比他出色的哥哥谢夫凯特·帕穆克如今在土耳其海峡大学担任经济学与经济史教授，2019年他与人合著出版《民主与威权之间的土耳其》一书，这样分析土耳其的威权化：世俗与伊斯兰主义精英之间长期相互不信任助长了对权力的渴望，威权主义最初只是伊斯兰主义正发党的一种自卫手段，而在其执政地位稳固后则主动转向威权以获取更多权力。

通过讽刺小说与此斗争，则是弟弟奥尔罕·帕慕克的方式。“我想写一部现实主义又寓言式的小说来处理这个问题，想探索这个系统，探索为什么威权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在土耳其的政治暴力、白色恐怖更加频繁的20世纪70年代，帕慕克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写一个又一个充满寓言、含混和沉默的故事。

谋杀是帕慕克小说中反复出现的要素，《瘟疫之夜》中也有，在现实中虚构孤岛，皇家药剂师被杀，引发谜团、谣言及推理。但和流行于西方的福尔摩斯系列不同，发生在土耳其的谋杀往往不是精巧的密谋，而是一种粗糙的毫无智慧可言的暴力。

那么明格尔岛就是一个密室，“谋杀的责任将会指向发生案件的房主、所有居住在那里的各色人等，以及足以听见死人惊叫的邻居”；密室是个讽喻，“当我们缺乏可能帮助我们理解自己历史的最基本的法则时，我们只能通过讽喻来与历史联系。”

察觉到帕慕克小说中政治色彩的记者常常向他提问——帕慕克先生，这一切都在你身上发生过吗？

麻烦来了。他惹过最大的一次麻烦，就是2005年的“亚美尼亚大屠杀”言论。《雪》出版之后，帕慕克在当年2月接受瑞士周刊《杂志》采访时说：“3万库尔德人和100万亚美尼亚人在土耳其被杀害。”这与土耳其官方立场相左。同年6月，土耳其颁布新刑法，其中的301条设定了“侮辱土耳其国格”罪。五位反恐官兵的烈属在律师和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凯末尔·克林西兹带领下，援引该条款，集体将帕慕克告上法庭。帕慕克的小说遭到焚烧，他必须穿过拥挤的愤怒人群出席审判，还有13个人策划谋杀他。很长一段时间里，帕慕克不得不雇佣贴身保镖，他家楼下也经常停着警车。

出版社编辑提前告诉我，帕慕克不喜欢被问到政治、全球化之类的话题，结果我还是不可免俗地问：“在一个逐渐威权化的国家里写讽刺小说这件事是否危险？”

“别担心，我不会进监狱的。如果那样实在太愚蠢和无聊了。”帕慕克变得严肃起来，他并不是不害怕，也试图以更谨慎的方式说出他想说的话，他的身边仍然跟着保镖。但有时候他会想，他都已经71岁了，在自己生气的时候，为什么不说出来。

在他的上一本小说《红发女人》（2016）出版时他就知道，只谈文学不谈政治已经不可能了。如果发表言论的自由受限，他还有小说。帕慕克说：“我可以在小说里说出一切。”

德国法学家和政治思想家卡尔·施密特说政治就是区分敌我，在这个意义上，小说与政治背道而驰。后者区分你我，前者则是通过想象他人来体会我们何其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