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栽杨柳三千里 引得春风度玉关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大一统封建王朝，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1644年清军入关并迁都北京，清朝取代明朝。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之后清帝退位。明末清初，战乱频繁，后经康、雍、乾三朝100多年相对稳定的统治，至1840年鸦片战争发生前，清朝经济发展较快，人口急剧增长，人与自然环境的矛盾日益显现。清朝在法制建设上总结历代经验教训，其中关于环境保护的法制也较前代更为严密。清朝在文学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出现了《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小说，清朝诗人与诗歌的总量远超前代，有人称之为中国古典诗歌集大成者，清代词也产生了一些大家，这些诗词中也有一些描写山林、歌咏自然之作，反映了对生态环境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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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边修竹半边兰，碧叶清芬满近山，

总是一团春夏意，略无秋气杂其间。

——郑板桥《兰》

郑燮（1693年—1765年），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曾任山东范县、潍县知县，后罢官，以书画名，擅画兰竹，书法别具一格，为“扬州八怪”之一，其诗抒情写意，以白描胜。这首诗为辞官之后所作，描写修剪有序的竹子和美丽的兰花各在一边，山间弥绕着花草散发的芬芳清香；林木茂盛、花团锦簇，一年四季总是像春夏一样欣欣向荣，没有一点悲秋的气息掺杂在其间。

明万历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创立后金，大致占有辽宁东部山区、吉林、黑龙江大部等地，森林覆盖广阔，清朝对于林木的保护十分重视。清代前期提倡种植经济林木，为此颁布了大量诏令。顺治十二年（1655年）覆准：“民间树植以补耕获，地方官加愈劝课，如私伐他人树株者，按律治罪。”顺治十五年（1658年）覆准：“桑柘榆柳，令民随地种植，以资财用。”康熙十年（1671年）覆准：“民间农桑令督抚严饬有司加意督课，毋误农时，毋废桑麻。”雍正二年（1724年）下诏：“舍旁田畔，以及荒山旷野，量度土宜，种植树木。”还告诫地方官员，多方劝导百姓种植经济林木，“委曲周详，多方劝导。庶使踊跃争先，人力无遗，而地利殆尽”。同时还“严禁非时斧斤，牛羊之践踏，奸徒之盗窃”。雍正五年（1727年）议准：“直隶州县闲旷之地，令相其土宜，各种薪果，如各处河堤栽种柳树……其地宜桑麻者，尤当勤于栽种，令地方官察其勤惰，分别奖惩。”并强调“修举水利种植树木等事，原本是利济民生，必须详谕劝导，令其鼓舞从事，方有裨益，不得绳之以法”，即要调动百姓的积极性，不宜用法律制裁的方式强行。为了推动植树造林，还对地方官员规定了考核奖惩制度。《大清律例·户律·田宅》“荒芜田地”条规定：“凡里长部内已入籍纳粮当差田地，无故荒芜，及应课种桑麻之类而不种者，俱以十分为率，一分笞二十，每一分加一等，罪止杖八十。县官各减二等。长官为首，佐职为从。”乾隆二年（1337年）诏谕编纂农书，后编成《授时通考》被冠以“钦定”二字，以凸显其最高法律规格。这部书与以前的农书相比在体例设置上更为科学合理。书中完整地纳入了《礼记·月令》中的生态环境保护与资源合理利用内容，更加适合于指导农业生产实践，其中有大量关于山林树木保护的内容。

清朝对滥伐林木、贩卖林木的行为加以严惩。《大清律例》中对于破坏森林资源的行为规定基本上是传承了明代的规定，但更加详细。《大清律例·户律·田宅》“盗卖田宅”条下“偷伐近边应禁林木”款下规定：“若砍伐已得者，问发配云贵两广烟瘴稍轻地方充军；未得者，杖一百、徒三年。”区分了既遂与未遂，还规定“若前项官员有犯，俱革职。计赃重者，俱照监守盗律治罪”。针对官员玩忽职守“知情纵放者”，“依知罪人不捕律治罪”。在“弃毁器物稼穑等”条规定：“凡弃毁人器物，及毁伐树木稼穑者，计赃准窃盗论，免刺。”对超范围砍伐的，《大清律例·刑律·贼盗中》“盗田野谷麦”条规定：“盛京各处山场，商人领票砍伐木植，如有夹带偷砍果松者，按照株数多寡定罪。砍至数十根者笞五十，百根者杖六十，每一百根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徒三年，所砍木植，变价入官。”

尽管有一些律令保护林木，但由于人口的高速增长、过度垦荒，明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对森林破坏最为严重的时期。人们对于大力植树造林的官员还是永远铭记的，光绪二年（1876年），晚清重臣左宗棠领兵来到西北大漠收复新疆，感受当地早春时节万物萧条、黄沙漫天，于是带领军队在大道沿途、宜林地带和近城道旁遍栽杨树、柳树和沙枣树，名曰道柳。几年之后这些树木巩固了路基，防阻了风沙，方便了行人遮凉，后人称之为“左公柳”。追随左宗棠的杨昌浚曾赋诗：“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恭诵左公西行甘棠·其二）称颂这一壮举。

2

今古河山无定据，画角声中，牧马频来去。满目荒凉谁可语？西风吹老丹枫树。从前幽怨应无数？铁马金戈，青冢黄昏路。一往情深深几许？深山夕照深秋雨。

——纳兰性德《蝶恋花·出塞》

纳兰性德（1655年—1685年），字容若，满洲正黄旗人，工诗，词尤享名，与陈维崧、朱彝尊并称为“清词三大家”。其词风真切自然、哀感顽艳，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称赞其“北宋以来，一人而已”。其词主要是抒写个人悲怨，在悼亡词、爱情词、友情词、边塞词和咏物词方面均有涉猎。这首边塞词写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八月奉命出塞远赴梭龙途中所作。古今江山兴亡无定数，眼前战角声声，滚滚战马驰骋来去，满目荒凉，只有火红的枫叶在萧瑟秋风中飘摇，似乎在诉说着无穷的幽怨。金戈铁马之地，昭君墓在路旁，英雄、美人都在这一往情深之中，犹如深山夕阳，深秋烟雨。毛泽东评价此词“看出兴亡”。词中有对牧马的描写，清朝对于马牛等动物资源给予特殊的保护。

清代在入关之前即颁布过保护动物的法令。据《清太宗实录》记载，天聪初年（1626年），皇太极从保护农业生产力出发，严禁宰杀牲畜：“马骡以备驰驱，牛驴以资负载，羊豕牲畜以供食用，各有所宜，非可任性宰杀也。嗣后自宫中暨诸贝勒以至小民，凡祭祀，筵宴及殡葬，市卖所用牛，马、骡、驴永行禁止。如有违禁用者，被家人及属员举首，将首人离主，仍照所用之数追给首人。牛录额真及章京失察者，罚锾入官。惟国家大宴仍用牛，祭太祖、列祖陵寝，照旧仍用大小牛只。至于诸贝勒大臣有牧牛多者，亦须节用，毋得妄杀。自宫中及诸贝勒以至小民，凡祭祀筵宴及殡葬、市卖，止许用羊，豕及鸡，鹅，鸭等物。”《崇德会典》中对这一禁令表述更为详尽：“凡人祭神、还愿、娶亲、死人、上坟、杀死货卖，宰杀牛、马、骡、驴，永革不许……今后许绵羊、山羊、猪、鹅、鸡、鸭还愿、祭神、娶亲、死人、上坟、宰杀买卖，母猪不许杀，若杀，卖者问应得之罪，仍赔猪入官。”《大清律例·兵律·厩牧》中沿袭了明代对于违法宰杀牛马等动物的规定，并更详细，在“宰杀马牛”条规定：“凡宰杀自己马、牛者，杖一百；驼、骡、驴，杖八十。”“若故杀他人马、牛者，杖七十，徒一年半；驼、骡、驴，杖一百。”还规定有屠宰证的屠户也不得随意宰杀：“凡屠户将堪用牲畜买去宰杀者，虽经上税，仍照故杀他人驼骡律杖一百。若将窃盗所偷堪用牲畜，不上税买去宰杀者，与窃盗一体治罪。如窃盗罪名轻于宰杀者，仍从重依宰杀本例问拟，免刺，不得以盗杀论。”耕牛对于农业生产有重要的作用，因此法律保护措施更为详细：“凡宰杀耕牛，私开圈店，及贩卖与宰杀之人，初犯，俱枷号两个月，杖一百。若计只重于本罪者，照盗牛例治罪，免刺，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再犯，发附近充军。杀自己牛者，枷号一个月，杖八十。其残老病死者勿论。失察私宰之地方官，照失察宰杀马匹例，分别议处。”对于官方的“马、牛、驼、骡、驴不如法”，即喂养不得当，导致其消瘦的，清代继承了明代的做法：“笞三十。因而致死者，一头笞四十，每三头加一等，罪止杖一百。羊减三等。”

清朝对于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措施，主要体现在皇帝颁布的诏书和禁令之中。“顺治四年（1647年），冬十月壬辰，以广东采珠病民，罢之。”“顺治八年（1651年）冬十月，免五三大节进珠、貂……”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下诏“免去林贡鹰”。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谕粤海关官员贡毋进珍珠等物”。据《清实录》记载，雍正十二年（1734年），雍正发现进贡象牙制品日盛，对于滥杀大象而取得象牙，颇有感慨。因此谕旨：“朕与一切器具，但取朴素实用，不尚华丽工巧，屡降谕旨甚明。从前广东曾进象牙席，朕甚不取，以为不过偶然之进献，未降谕旨切戒，今者献者日多，大非朕意。夫以象牙编织为器，或如团扇之类，具体尚小。今制为座席。则取材甚多，倍费人工，开奢靡之端矣。传谕广东督抚，若广东工匠为此，则禁其勿得再制。若从海洋而来，从此摒弃勿买，则制造之风，自然止息矣。”象牙禁令对于保护野生大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清朝在特定区域，设苑囿、猎苑、围场，主要用于祭祀、朝会、骑射、观赏、练兵等，这里豢养珍禽异兽、奇花异果，并划定专门的禁猎区。如清南苑为京城最大的皇家园林，达210平方公里，并设置专门管理机构——奉宸苑，任何人不得擅入。《大清律例·兵律·宫卫》“宫殿门擅入”条规定：“凡擅入……禁苑者，各杖一百。”清朝还设有木兰围场、盛京围场，用于举行大典、习武练兵，并通过律例保护围场生态。《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规定：“凡私入木兰等处围场及南苑，偷窃菜蔬、柴草、野鸡等项者，初犯，枷号一月；再犯，枷号两月；三犯，枷号三月，满日各杖一百，发落。”后对私入围场盗伐、打猎者又加重处罚，嘉庆十一年（1806年）规定：“若盗砍木植偷打牲畜已得者，俱不计赃数，审系初犯，杖一百徒三年，再犯，发乌鲁木齐等处种地，三犯及三犯以上，发乌鲁木齐等处给兵丁为奴。为从减为首一等。均照例面刺‘盗围场’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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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郡逢春复乍晴，陂塘分出几泉清？

郭边万户皆临水，雪后千峰半入城。

——王士禛《初春济南作》

王士禛（1634年—1711年），字子真，号渔洋山人，人称王渔洋。新城（今山东省桓台县）人，清初杰出诗人，与朱彝尊并称。康熙朝数十年诗坛盟主。其诗洒脱自然、意蕴清悠，尤工七绝。此诗创作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描写山东济南初春之景，突出泉城“一城山色半城湖”的美好风光。

清朝人口增长，经济发展，漕运需求，耕地开垦，对水利的应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据《清史稿·河渠四》记载：“清代轸恤民艰，亟修水政，黄、淮、运、永定诸河、海塘而外，举凡直省水利，亦皆经营不遗馀力，其事可备列焉。”顺治十一年（1654年）下诏：“东南财赋之地，素称沃壤。近年水旱为灾，民生重困，皆因水利失修，致误农工。该督抚责成地方官悉心讲求，疏通水道，修筑堤防，以时蓄泄，俾水旱无虞，民安乐利。”为了管理河渠，清代还设置“渠长”，类似现在的“河长制”来管理水渠。据陈元龙的《重修灵渠石堤陡门记》记载，康熙五十三年至五十四年（1714年—1715年），陈元龙捐俸修复灵渠陡门22座，又用余下银两购买大湾陡附近的渠田20多亩，做渠目、渠长工食，并添设陡夫12人，这片渠田至今还在。

清初漕运法大体承袭明制，但在具体做法上，结合实际情况，进行了许多修改，形成具有清代社会特点的漕政经济法规。关于漕船建造，为保障安全及河道航运能力，设定标准。康熙十七年（1678年）议准：“漕船载米不得过四百石，入水不得过六捺，空船不得过四捺。”二十二年（1683年），改定漕船式样，“船身长七丈一尺，宽一丈四尺四寸，载重量五百六十石，”令“各省遵照新式”，“一律成造”。漕船使用期限为十年，若十年内无特殊原因而朽坏，或“失风漂没火毁无存者”，则乘驾漕船之运军水手“照造船料价银数分别年分追赔”。设漕运总督一员，专管全国的漕运事宜。“凡佥选运弁，修造漕船，派发令单，兑运开帮，过淮盘掣，催攒重运，查验回空，核勘漂没，督追漕欠，并随漕轻赍、行月等项钱粮，皆其专责”。开府淮安，下辖直隶、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江西、浙江、湖北、湖南九省经理漕务的所有文武官员。为保证运河畅通，还特设了河道总督，驻济宁，负责运河及相关水系河道的疏通、闸坝的建造维修等。为保证漕船正常航行，特别制定漕运季节河道通告规则，严禁兵船、贵族官僚家船恃强闯闸，阻塞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