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的回声

本刊编辑部

2023年7月29日，《种地吧！少年篇》最后一期播出。这档以10位年轻人种地为主要内容的综艺节目，在持续拍摄200天、播送将近半年之后收官，豆瓣网收官评分8.9分，入围了第28届上海电视节最佳综艺节目奖。

早在5月份，在节目录制地杭州市西湖区的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会上，“十个勤天·种地星球”项目发布——以《种地吧》热播为契机，在三墩镇建设一个农文旅融合的体验基地，总投资3.8亿元。

由此可见，无论从观众、行业还是官方认可层面来看，它都是今年到目前为止最特别的一档节目。

6月7日早上10点，我们去三墩镇后陡门58号观看少年种地的最后一个环节：小麦收割。天色沉闷，麦子金黄一片，10台崭新的联合收割机在地里工作，远望像浪里行船。

收割机里的人看不清面孔，只有当他们偶尔下来卸粮、检查机器的时候才能看出，是年轻人。临近12点，大家在地头吃完盒饭，继续收割。一直到半下午全部结束。就像去年冬天开拍时一样，10个年轻人身上从没有贴过名字、标签，几乎都以模糊的面目出现在镜头前、屏幕中。

在这142亩田地里，他们劳作，失败或者收获。这就像一场持续200天的实验：10位各自带着困惑的年轻人，脱离原先的生活，进入完全陌生的重体力农作环境——累到没有时间内耗，最后重新回到现实世界。

在节目录制的尾声，我们通过现场观察，以及对10位年轻人和节目制作团队的访谈，回溯这档节目从筹备到拍摄、播送的全过程。它是如何诞生的？年轻人是如何处理日常焦虑、生活之不确定性的？土地会报答他们吗？

在此过程中，我们意识到，有很多无法下定义的事情在这个特殊场域里发生。比如如果没有剧本，那么这是一部纪录片还是一档综艺节目？比如这10位现实世界里的艺人如何对待自己短暂但切实的农人身份？正是因为诸多无法定义，恰恰说明它是新鲜的。

这样的节目模式或许很难复制，观者与被观者也很难通过这200天来获得生活的转折及人生的答案。绝大部分时候，生命并非以答案的方式出现。不过作为人类最古老的劳作形式，种地揭示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并不是时间、土地给你回报，而是你所做的给了你回报。

办公室里的微型农场

综艺制作公司点火樱桃的办公室窗边放着一口边长1米6左右的空玻璃缸。如果不是导演杨长岭指出来，我们并没有留意到它。

10分钟前，我们刚到时办公室里空无一人。这里已经空了大半年。《种地吧！少年篇》录制的200天里，工作人员几乎天天在村里。采访前一晚的录制杀青宴上，杨长岭说，回头看这200天，像是发生在一瞬间的事。混杂着枯燥、焦虑、振奋的半年结束，他作为这档节目的总导演和总编剧既感到轻松，又觉得舍不得。

办公室曾像个微型农场。

玻璃缸是他们的“麦田”。覆土，播种小麦，外面用黑色遮光布遮得严严实实，里面控制光照，全程延时拍摄记录。大家每回路过它上厕所，都要轻手轻脚。

玻璃缸旁边的置物架上栽种并培育着八种蔬菜；地上有纸板加灯泡搭建的简易育雏箱，铺了一层鸡蛋；两只小雏鸭是后来的，一只叫铁锅，一只叫桂花；门口还堆着一袋肥料，“味道很大”。

2022年春节过后，他们想做一档种地的节目。按照以往经验，可以请几位名人明星，到山村会友谈心，间有一些轻体力劳动，遵循慢综艺的方式；也有人建议，把几千年农耕文明划分为不同阶段，请年轻人扮演原始人、使用简单工具的农人、使用机器的农人等等，做科普类的节目。

“可是我们觉得作为导演，有什么资格去说教，就太假了。”杨长岭说，“后来还是决定老老实实做这个事。我们自己种完了麦子再开机。否则的话大家都一知半解，就变成虚张声势。”

选地是最花力气的。他们想找到这样一块土地：连片的农田，农田边上是农舍，推开门就能见到土地。节目组去了四川、云南、广西、海南、东北，把北京周边130个农场都跑遍了，又回到杭州，终于在三墩镇找到这样一块地方。山联村后陡门小组58号，八块整齐的稻田、几块零碎的荒地组成142.8亩耕地，东临河道，北止花木林。

为了在节目开始前把要走的路都踩一遍，团队二十来人就地分成生活组、菜地组、麦田组和养殖组。

办公室的墙上贴满了纸，满满当当写着四个组的工作进程、铁锅和桂花的性格和成长记录、后陡门及附近5公里的地形图……

后来杨长岭出去招商，身上带的88页项目方案，写的全是“小麦怎么种、种子应该去哪里买、种子坏了要怎么办……”

反倒是节目里会发生什么，请哪些明星，常规节目看点，都没怎么写。杨长岭想用一种接近纪实的方式来录制，那就是把人扔到地里，减少干涉，只做托底，意思是不要发生人身安全问题。这个节目没有剧本，唯一的编剧——就像他们后来很多次提到的——是老天爷。

有了140亩地，现在，还要找到来种地的10位年轻人。

“你们为什么来种地？”

坦诚地说，一开始，没有人是冲着种地来《种地吧》的。

18-28岁的年轻人，逐渐不再从事农作，土地是祖父辈的记忆。而祖父辈用土地把他们供养出来，当然希望他们能过上更轻松、无忧、可自由选择的生活。山联村的年轻人也往外走，土地由大户承包，小农户进城务工，或者在本地打零工。所以老村主任叶顺虎看到10位白净的年轻人来村里时，将信将疑。

接下来出场的10位年轻人里只有一个种过地，李耕耘，生长在农村，小时候看爸妈务农，要翻过一座山头。他讲起小时候见过的邻居，因为经历过饥荒年代，把还没脱壳的稻谷放在粮仓里囤着、发霉，直到老人去世。

李耕耘在高中时喜欢上了表演。到26岁，他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毕业两年却没有戏拍，碰上新冠疫情，在北京租的房子整整一年多没去住，白花钱。看到《种地吧》招募海报时他正处在人生的低谷，离开北京，在老家重庆想找个班上，应聘过直播带货，也考虑过拍短剧，还在成都和两个哥们儿创业，做抖音服装号，每人投了两万元，但他们的钱还不够进货打样。这些都离他的表演梦太远了。

最后索性不做了，看到川西的雪山、草原很漂亮，他从成都自驾出发，放空心情。回来之后李耕耘接到了一个军旅题材剧的小角色，“但是杀青的时候又开始焦虑了，不知道下一站在哪里。”

他对于《种地吧》的所有期待是：管饭就行，真的。

2022年夏天，赵小童的生活也停滞了。他刚结束开心麻花新话剧的排练，然后得知，由于新冠疫情，原本要巡演的戏搁置了。这是他毕业第一年，排练一天能拿100块钱，日常开支还需要父母支持。

处在演艺圈会有种幻觉，“觉得这一行年少成名几率会大一点。”赵小童所在的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2018级，有易烊千玺、胡先煦等早已成名的同龄人，竞争激烈，疫情之下影视行业受到影响，也有同学去接短剧，挣得还不错。

如果没有报名及入选《种地吧》，大四学生陈少熙应该也要去疯狂跑剧组面试。他从小学戏曲，嗓音偏低偏厚，变声期嗓子倒仓没倒好，后来演小生，小嗓就不够出色。2019年他考上中国戏曲学院学昆曲，老师经常跟他说“挺好的”，“身边朋友也说我很好，但是我就觉得自己不太好，也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已经拼尽全力了，还是觉得自己不够好。很空虚，不知道干嘛。”晚上10点出练功房，吃个饭，熬夜到三四点，睡到第二天午后起来，吃饭看剧玩游戏，磨蹭到6点，再去练功。日复一日，被惰性推着走。

如果说有开心的阶段，那就是大一时晚上和同学开着电动车去学校外面逛。新冠疫情之后，改上网课，这样的记忆也没了。陈少熙觉得自己在唱戏这条路上没办法更好了。他转行做演员，身边多的是业务能力好的年轻人。他还是不知道自己好不好，还是不知道有劲该往哪里使，“当时我很着急，也很怕一着急会迷失方向。”

很年轻的时候人会相信自己能做到一切，也相信能掌控自己的生活。轮机工程专业毕业的赵一博因机缘巧合进入演艺圈，可是作为被挑选的一方，他一直在扮演别人，却找不到自己，对演员身份感到迷茫。李昊和何浩楠参加过几档选秀，偶有起色，又归于平常。李昊想当大导演，从初三就开始拍微电影；何浩楠参加选秀，同时跑过龙套，四五年来赚了万把块钱。

何浩楠在一档选秀节目里碰到过蒋敦豪——21岁就拿《中国新歌声》冠军，隔了三年和乐队伙伴又拿到《一起乐队吧》冠军。现在离他第一次拿冠军已经过去7年，蒋敦豪发过一张专辑，但只是发出去了而已，也许是音乐还不太成熟，也许是时机不好，总之没多少人听到。乐队做巡演，票不好卖。最差的一次，售票开启一个多月，他去看票务后台，温州站只售出12张票。

在原先那个竞争体系里，当时看着那么重要的输赢，现在看来似乎也无关痛痒。蒋敦豪来《种地吧》更直接的理由是，没事干。

“日常就是抠脚。”蒋敦豪毫不犹豫地说。乐队成立后，他从上海搬去北京，好长一段时间过得浑浑噩噩。中午一两点睡醒了，磨蹭着起来，骑个电滑板车去地下室的录音棚，从下午三四点待到半夜三四点，乐队其他人有本职工作，大多数时候只有他一个人。有时候编曲，更多时候看喜欢的乐队的演出视频，音响开得巨大，想象自己在舞台上的感觉。

2022年有一段时间，他睡不好，脱发，精神焦虑、内耗，像很多找不到成就感的年轻人一样，“觉得自己没有做出什么，也到这个年龄了。”他其实一直在写歌，但第一张专辑鲜有人问津的结局让他觉得，是不是等一个成熟的时机发歌比较好，于是犹豫至今。

失败经历也给鹭卓带来了很重的包袱。责任导演吴梦婷参与了他的面试，鹭卓是那天面试时间最长的一个，分享了他之前录节目遭遇的种种不顺，比如被通知入选，又在节目开机前一晚被退赛。《种地吧》试拍前一晚，他紧张得只睡了一个小时。

直到正式录制鹭卓还不放心，他看网上传闻，节目可能播不了。鹭卓想过，如果还是没成，他就正常生活。“我实话说，习惯了，已经失败很多次、很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