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刚升：我们尚未“抵达”，但理想国仍在前方

“有时候我想，如果中国有10个包刚升这样的人，那我就不用做政治学了，因为我能讲的他应该都能讲，我何必和自己抢饭碗？当然，幸亏目前我在中国只看到一个包刚升，而他毕竟时间精力有限，所以我还可以在他忙不过来的地方做点研究，还有口饭吃。”在推荐包刚升老师的音频课《统治的逻辑：5000年人类政治博弈史》的时候，刘瑜这样戏言。

这种相似性，可能建立在他们共同关心的问题上，他们都关心新兴民主的稳固问题，以及国家建构中的中西比较；他们也分享着相似的理论框架，倾向于从国家建构和政体变迁两个维度来进行政治分析。

“其实我跟刘瑜老师是没法比的，周濂已经是很受欢迎的学者了，连他都常说他的粉丝跟刘瑜完全不在一个量级。”跟刘瑜的火出圈不同，包刚升说，他写作的时候，几乎每写下一行，都会自行脑补，空中升起无数学界同行在指指戳戳，用拷问和审视的眼光挑剔自己：哪里会引起争议、哪里表述逻辑不够完备……他很难把读者设定为完全不懂政治学的小白。但他依然希望自己的写作，在兼顾专业的学术性之余尽可能通俗。

“我不希望它那么艰涩，在我看来。学术著作写得晦涩并非学问高深，其实只是暴露了写作者表达能力不够而已，很多经典都是很好读的。”

应该让尽可能多的人读到自己的作品，了解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对于包刚升这一代的学者来说几乎是必然选项：在高校教书做研究之外，写书、做音频课、应邀讲学……“但凡高校或研究机构邀请我去做学术讲座，有没有讲课费我都不在意，都会去讲，只要有人肯听。”

有一次他受邀的比较政治学专题讲座在哔哩哔哩等平台直播，他非常认真地留心下面每天的收看数：第一天五千多，第二天六千多，到最后一天，数据升到了七千多——在没有任何学分激励的情况下，网络上的年轻人开始感兴趣公共议题，自发来听这场针对在校硕士生和博士生的政治学专业课程，那些看起来跟政治毫无关联的普通人也开始意识到，政治问题终将关系到每一个人，这令他无比欣慰。

另一个明显的变化是，这一两年在活动上遇到的青年会跟他打招呼说，“包老师，我是看着你的书长大的。”一开始他有点错愕，但掐指一算，他的《政治学通识》2015年出版，迄今再版14次，已经是国内许多高校政治系的主要参考书，最早读着这本书的本科生和硕士生，现在甚至已经在高校任教了。

拥有10个包刚升是不太可能的，目前仅有的这一个，时间精力似乎也开发到了极值：我们的采访约在暑日炎炎的复旦大学校园，早晨7点，包刚升已经在办公室里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今天他来得不算早，有时这个时间表是6点出头——是的，此刻是暑假，空荡荡的文科楼里回响着唯一的脚步声。如果不是要回家履行家庭生活之责，他愿意黎明即起，一日三餐都在学校食堂解决，过一种高度浓缩的、近乎纯洁的学术生活。

包刚升的新书《抵达—— 一部政治演化史》（以下简称《抵达》）甫一面世即引起学术界的震动，扑面而来的是这位年轻学者在政治学理论建构上的雄心。在与周濂、张新刚对谈的新书发布会上，主持人忍不住用“野心勃勃”形容这种努力。

人文学科高度细分的今天，在政治学的版图上，众多学人早已习惯了充当一个后知后觉的阐释者、西方知识的搬运工，抑或是现有学术成果的普及者、查漏补缺者或添砖加瓦者。甚少有人有胆气，认为这个领域里依然有整片整片的新大陆可供学人做原创性的拓荒，但包刚升展示了开疆辟壤的宏图和气力。他自己也不讳言，期待写出“不可被跨越的政治学中文著作”——“能不能做到，我不知道，但我觉得学者有抱负总是好事。”

他的办公室对于一个学者来说，也过于整洁有序了，书桌上几无杂物，只有很小的茶案和最简单的茶具，背后几扇书架各司其职，似乎被高度规划过，呈现出有组织、有纪律的风貌，像士兵列阵等待调遣：两扇是政治学理论著作，一扇是按国别分类的全世界政治研究，另一扇全部是与中国相关的政治著作，囊括古代和现当代。最后的这扇书架，对应着他接下来的写作：在《抵达》之后，他打算写一本关于中国古代政治史的专著，又一个跑马开疆式的计划。

据说，这种整齐只是暂时的。在他写作大部头期间，宽大的办公桌上摊满书籍，连地上都密密麻麻堆放着他需要随手查阅的文献资料和参考书，铺天盖地。为了出入办公室，他有时不得不扬腿从书上跨跳过去。

历史学家听说包刚升要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史，不禁好奇发问，包老师你又不是古代史专家，这本书你打算如何写？

“我说我举个简单例子，中国古代政治中常见的宫廷政变，比如公元626年的‘玄武门之变’，历史学家主要关心的是宫廷政变如何发生、迄今为止有没有新的史料。但是作为政治学者，我非常关心中国从秦汉到明清一系列宫廷政变背后，有没有一般逻辑？这意味着我要考察所有发生宫廷政变的朝代，找出共性，分析差异，梳理制度沿革……当然有些朝代宫廷政变明显更频繁，有些朝代比较少，这又是为什么？这是政治学者或者社会科学所能够回答、也应该去回答的命题。不同的学科解决不同的问题。社会科学介入历史研究，应该达到两个标准，第一个标准，你的理论视角，你的理论发现，对历史学家有贡献，是史学原有的研究方法和路径不容易得到的结果。第二就是你在史料方面，要经得起历史学家的考验。达到这两点，方才成立。”

在西方，政治学学者往往受过多学科的训练，政治学家有哲学、社会学或历史学背景很常见，跨界亦是很重要的能力之一，包刚升也是如此，在北京大学读本科的时候，他的专业是经济学。至今他依然认为，经济学给了他最基础也最重要的训练：一种结构性的思维。

跟人文类学科不同，经济学赋予包刚升另一种看待世界的眼光。经济学思维有三大特色，“经济学总是试图把世界认知为普遍的，而不是特殊的；很多社会科学用‘归纳法’来思考，但经济学重‘演绎’；经济学更倾向于用简约的方式看问题。我因为受经济学的训练，所以常常首先用简约的方式去思考，希望抽取掉差异性，找到复杂现象背后共通的东西。”

2023年上半年，包刚升高中时的母校——浙江省海宁市高级中学请他给高中生做一场演讲，题目是《我高中时代的阅读生活》。他回忆起少年时代就深刻影响了自己的那些读物：四卷本的《胡适散文》、《大国的兴衰》、《走向市场经济丛书》、《凯恩斯革命》……当时市场经济刚刚起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一批旨在解放思想的学术著作被译介到中国，他正是在那个时候读到了金观涛、厉以宁等人主编的许多书籍，比如“走向未来”丛书等，读到了亚当·斯密，读到了西方哲学，做了很多读书笔记。

跟高中的教科书比起来，这些书极大地打开了一个少年的视野。到了填报志愿的时候，他在第一档里依次填了三所高校：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专业选择的第一志愿都是经济学，第二志愿都是政治学。”高中时代的阅读给他带来了源源不断的问题意识，似乎成为他思想上的源头。“笼统来说，就是国家的兴衰问题。比如中国这样的国家，现代政治何以成为可能？这样的问题我始终会关心，这也是后来我从经济学转向政治学研究的一个主要原因。”

在《抵达》之前，包刚升的专著《民主崩溃的政治学》被海内外多家媒体列为年度中文好书之一。

问题意识如影随形，导致他后来再看西方政治经典，无论多么杰出的论著，都会觉得不过瘾，因为书中关于中国的部分始终是不充分、未展开的。“我研究人类政治的演化，其实也希望能给中国寻找一种方位感，一种参照系，并不是说在人家走过的道路上重走一遍，世界上没有哪两个政治体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别国走过的路径、背后的逻辑、可能的经验以及教训，也许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参照框架。”

人：人物周刊 包：包刚升

我们的线索隐伏在古代中国

人：接下来要做的中国古代政治史课题，你的出发点是什么？或者说，你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包：作为中国学者，我们还是更关心中国的政治命运。对我来说，中国的政治基本上是三个问题：第一个是中国政治从哪里来的，即中国古代政治的演化。这个大体上可以从先秦到1840年左右，我们也可以再往后推一些，到1911年或者1912年。

这是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的缘起。后面还有两个我非常关心的重要问题，需要我腾出精力和时间来做系统性研究：一是中国政治的现代转型，这是伴随着西方的冲击而产生的问题。二是中国的现当代政治往何处去，这个离今天更近，也更复杂。

人：你总是倾向于用国家建构和政体变迁两个维度来做研究和分析，比如你打算写中国古代政治史，你会选择什么样的东西来架构你的中国古代政治史？是否有一个大的框架？刚刚你提到宫廷政变这个角度，宫廷政变我理解即是一种小规模的政体变迁。

包：我已经列了一个框架，会有一个理论的导言，大概有12个我认为最重要的中国古代政治中的议题，需要展开论述，比方说：君权的运作方式、君主的继承制度、君权和相权，君主和武将之间的关系，君主的危机（包括古代君主的非正常死亡），边疆与中国政治版图的构建……等等，这些在中国古代政治中都是非常大的问题，我希望用一种社会科学的方式去处理这些问题，呈现其中关键的事实，以及背后的逻辑。我不是断代史学者，着重于对某一个具体事件的解释，我希望对中国的历朝历代能够有一个基于社会科学理论的贯通理解。但我现在还没写出来，这又是下一个三年计划了。

理想国与巴别塔

人：《抵达》一书里写到的这些历史上已知的政体里面，有没有你自己特别心仪的历史阶段，即所谓的黄金时代，或者你特别向往的一种政治结构？

包：你这个问题跟古典时代那些大思想家问的问题是一样的，就是认为人类应该有黄金时代，应该有理想的政治秩序。在古典时代，从古希腊，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古罗马，像西塞罗、波里比阿这些思想家，他们也都问过相似的问题：什么是好的政治秩序？什么是好的城邦？

政体林林总总，但我们一般简化成三种政体：一个人统治，就是君主制；少数人统治，就是贵族制；多数人统治，就是民主制。这三种政体，有人问哪个好，那些哲学家的回答就不那么简单了。

他们会说君主制要看君主好不好，君主制效率比较高，比较有决断力，但是容易滥用权力。贵族制的优点是常常被视为最优秀者的统治，但如果只有少数人掌握权力，他们是为自己的小圈子统治，还是为整个共同体统治？如果只为自己统治，就变成寡头，历史上有没有比较对应的例子？19世纪的拉丁美洲基本上就是这样，大庄园主既控制经济资源，又控制政治权力，普通人就非常可怜。民主制呢？民主制承诺的优点是能够符合多数人的需要和利益，但多数人以公共投票的方式介入公共政策，或选择权力代理人，它的效率、效能和结果真的那么好吗？有时候也不见得。民主的结果往往取决于民众对民主的运作。

其实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时代起，许许多多的政治家都讨论过相似的话题，后来形成的一个共识是，他们基本上倾向于认为，混合政体才是好的。混合政体就是把刚才讲的这些因素混合起来使用：用君主的因素来保证权威和效率，用贵族的因素来保证这种统治的美德和理性，同时用民主的因素照顾到平民的利益和诉求，并防止所有单独政体的弊端，这叫混合政体。

这种混合政体在现实中有没有原型呢？在古典世界就有一个原型，就是罗马共和国。罗马共和国按现在的说法，是从公元前509年罗马共和政体创立，到公元前27年，屋大维称奥古斯都（称帝），中间的这一段时间，在这之后罗马就变成帝制了。中间的将近5个世纪是采用了混合政体。但其实罗马共和国这5个世纪前后变化很大，因为最初只统治罗马城附近的地方，后来才扩展到整个地中海世界，而最后100年中，内部斗争非常激烈，随着版图增大，政体的有效性就开始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