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选择的全职儿女

人一生下来最不费力就能得到的社会身份是“儿女”，随着人生进程的发展，会得到各种各样新的社会身份，包括职业、头衔、人际关系、政治身份等等。当一个人打断进程，偏离主流观念所预设的人生轨迹，从社会退回到家庭，他可以用什么样的词语来定义自己？

20世纪80年代，英国社会将不就业、不升学也不进修的人概括为NEET（Not in Employment， Education or Training），这个词语传入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时采用了音译“尼特族”，在中国大陆则被翻译为“啃老族”。但“啃老行为”并不仅限“啃老族”，根据北京大学的一项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我国适龄劳动人口的“啃老”比例从2010年的不足2%跃升至2018年的40%以上。

日本学者山田宏昌在1999年提出“单身寄生族”一词，比NEET更具体，用来指代一直拖延着不结婚，日常生活如居住和吃饭等，都依靠父母，而自己的收入则拿来当“零用钱”的人。日剧《我的事说来话长》的男主角就是一名“单身寄生族”。

无论是“啃老”还是“单身寄生”，词语本身就带有一定的贬义色彩，并且仅以社会价值为衡量标准。在难以躲避的污名化语境中，一部分退回家庭的人选择用“全职儿女”来定义自己。除去所有外在的社会身份，他们至少是父母的儿女。

全职儿女不算多，也并非一个可轻易复制的选择，但却引起了网络上极大范围的讨论。比起全职儿女是什么，如何做全职儿女，我们更关心他们为什么放弃其他身份。他们成为全职儿女，原因不只出在他们自身，也跟他们所面临的这个时代的普遍困境有着很大关联，只是他们暂时没能克服，或放弃了抗争。

单身寄居

在豆瓣小组“全职儿女工作交流中心”，交流的热度已经退去，以前的旧帖不断被新闻学、社会学的学生和记者翻出，显示出对“全职儿女”浓烈的探究意味。这样的探究有时候招致反感，有人不禁发帖问，“为啥突然间大家关注全职儿女”，回复的人大多认为是炒作和追热点。

小组最活跃的时期是2023年1月至4月，很多选择以“全职儿女”描述自己的人公开分享故事。这些故事中，快乐和轻松是少见的，焦虑和迷茫才是主调：“感觉自己价值感很低”“面对亲戚尤其疲惫，父母有时候也会流露不满”“第三周已经开始焦虑了”……有人还提到，部分成为全职儿女的人处在同辈压力中，容易受创伤——他们脱离了社会主流的发展道路。

小组简介中对全职儿女的定义与“单身寄生族”有些相似：单身青年，寄居父母家，享受父母的经济援助。不同在于，全职儿女会通过付出一定的劳动来换取经济援助，且并非放弃就业，而是保持学习，等待机会重回职场，或考公考研。

这一定义对于大多数20-30岁年龄阶段的全职儿女而言，是符合的，尽管对30岁以上的群体不太适用。

西西今年26岁，她的情况正符合这些对全职儿女的定义。2022年12月海外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她经历了申请博士和找工作的种种考量，最终选择在家专心备考公务员。她的朋友圈背景是罗素的一句名言：“不要因为睡懒觉，而感到自责，因为你起来，也创造不了什么价值。”

西西认为专业对她的职业选择影响最大，她学的是教育学，“我熟悉的两个学习财会和市场营销的同校同学，很快就入职了，一个进了普华永道，一个进了奔驰，但这些大厂不会要教育学的学生。”她原本的职业规划是读完博士后进高校，但2022年申请的4个月里，她感受到巨大的压力，12月份感染新冠疫情是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她放弃了申请。后来无意中打开邮箱，西西才发现收到了英国伯明翰大学的offer，但那时她已错过申请奖学金的期限，“自费百万去读一个文科博士，性价比太低。”

“一个985的文科硕士，不如一个三本的计算机本科。”西西从薪资感受到了这一点。她的一位朋友计算机本科毕业后入职互联网公司，几年后年薪涨到60万元。她在申请硕士时短暂地找过一份工作，月薪只有3000元。

这次考公务员，西西没有像申请硕士时一样一边工作一边备考，她发现现在的竞争太激烈了，近几年考公务员的人数明显上升。以国家公务员考试为例，自2021年以来，报考人数每年增长50万左右，2021年为151万，2023年已突破250万。

西西的父母支持她在家待业的决定，她爸爸对她说：“不着急，可以慢慢找一个你自己比较满意的工作。”她的一名同学没有这样幸运，即使家庭经济条件不错，但硕士毕业后父母非常希望他尽快就业，他只能匆忙找一份本地中专院校辅导员的工作，月薪两三千，工作非常累。“他想考一个编制，但下班之后完全没有精力复习，于是陷入了两难境地：放弃现在的工作，舍不得，怕之后找不到别的工作；不放弃吧，又累又不快乐钱又少。”

有了同学的前车之鉴，西西安心在家准备省考。她家的财务由父母和她共同打理，她可以自由支配存款的零头，足以覆盖她的生活花销，但她不用承担家务，“我主打一个陪伴。”上大学后，西西很少这样长时间和父母住在一起，妈妈珍惜她在家的日子。每天晚上，父母在客厅看电视，西西在一旁跳健身操。有一天西西回自己房间运动，妈妈很不习惯地问：“你今天怎么不在外面跳？”

西西家里不缺她上班每个月赚的几千块钱，父母也不催她工作，但她还是会感到焦虑，她觉得在家的日子一事无成。“我们在一个结果导向的社会里，我没办法坦然接受人生不是赛道是旷野的观点，还是被社会主流价值观裹挟了。”

职业价值

豆瓣小组里有一个提问帖，“为什么会成为全职儿女？”16个回答中，“不想工作/找不到工作”这一理由占了11个，其中包括毕业即失业的年轻人。2023年，年轻人失业率持续上升，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全国16-24岁人口城镇调查，失业率在2023年4月至6月均突破20%，自8月份开始，这一数据暂停发布。当部分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退回家庭，他们就成了全职儿女。

兰琪是16-24岁失业青年的一员，她明白，全职儿女不是一种正常的就业方式。“我在家也有薪水，但不能和去外面闯荡相比，任何一种工作都应该和外界沟通。”兰琪被迫待在家里。她本科毕业后有过一份工作，却被父亲否定了。

“他的担心是过于保守的，女孩子出差几天，就不安全吗？何况同行的还有女同事。他的观念，我嫁出去以后就和他没关系，在那之前，要保护好女儿的名誉，处女的价值胜过成长的一切。”兰琪没有试图说服父亲，辞职回家。她为父辈的固执荒谬和自己的软弱而感到痛苦，没有勇气再去找新的工作。“我感觉我废了，我在同龄人里掉队了，与社会脱节，像《家》里的觉新，也像《玩偶之家》里的娜拉。”

在我看过的所有全职儿女的故事中，兰琪的例子非常特殊，我一度不确定她是否属于这一群体，但她自己选择了这个词，她看中其中的职业属性。“只要有劳动，就是职业。一些人认为全职儿女是‘啃老’，我不认同。‘啃老’是衣食全靠父母而不付出半点劳动，意味着失去自己的价值，我想做家务也是有价值的。”

兰琪让我意识到，大多数对于全职儿女的描述中，应该是儿女占据主导的一方，要求父母给予经济援助，为自己的人生兜底，而实际上，父母也有可能是掌控的一方，他们的态度和观念塑造了家庭的样貌。

兰琪的父母认为，对于女性而言，做家务比外出工作是更好的选择。兰琪说，“他们好像在培养一个家务机器，干家务、做饭炒菜都是为了嫁出去的将来，所学的技能都是为了后代，比如我母亲认为我学游泳是为了以后孩子更快上手。”有一次我和兰琪聊天，她说当天晚上她做饭，母亲对她说，“你代替了我。”她感到很心酸，“原本可以在社会打拼的，却在家里干繁重的家务，心能甘、情能愿吗？”

兰琪父母的观念来自于祖辈，“爷爷把女儿们‘保护’得相当好，在那个年代难能可贵，面子有光，街坊四邻相当认可。”兰琪父母希望她是一名待字闺中的女儿，她自己选择成为全职儿女，现代的和传统的，融合在这一个词语里，于是它让人既能够理解，又觉得新奇。

提线木偶

成为全职儿女的理由中，岳杭的答案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她是第一个接受我采访请求的人，采访前我并未意识到她是多么地有勇气。

岳杭的讲述把我拉到闷热潮湿、夏天长到漫无止境的深圳。2017年，25岁的岳杭留学归来，父亲给她在深圳找了一份工作，这份工作让她一直处在不快乐的状态。2020年底，她失去了嗅觉，之后皮肤问题加重，痤疮流血，她排解不愉快的尝试全都失败了。2021年春，父亲找的第二份工作给她的生活带来转机，但三个月的试用期后她被劝退。

“等我点一根烟。”岳杭说，但她一共没抽几口。

岳杭的第一份工作是一家家族企业，老板是广东潮汕人，办公室不到10名员工，大部分是老板亲戚。岳杭连潮汕话都听不懂，直到离职她也听不懂，在办公室仿佛局外人，只能闷头做事。薪资基本上没涨过。2020年，公司效益不好，开始拖欠工资，其他非亲属同事都离职了，岳杭还在坚持——她也投过几份简历，但没有得到回音。

这家公司不配宿舍，岳杭初来乍到时，对生活还有期待，工资5000元，花3500元租房。后来她租房的价位降至800元，“不是什么好房，贪便宜啊，我一毛钱都不想花在这份工作上。我也跟自己较过劲，我吃苦了，然后没有用。”

2020年，公司终于分配宿舍，尽管没有安装空调，岳杭还是入住了。她承认当时的心态有点蠢，“好不容易公司提供免费住房，我一定要住回本。”深圳夏天的最高气温能超过40摄氏度，岳杭一边热到绝望，一边计算盈亏，后来她才意识到自己亏大了，把身体健康亏了进去。“我讨厌那家公司，所以要从财务方面找回心理落差，就是拿着那么点工资，觉得不公平。”

第二家公司让岳杭心情好了很多，直到上司质问她：“你父母怎么教你的？”甚至当众批评她，给她父亲打电话。

在深圳工作的四年，岳杭像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一直紧张，无法松弛。每周的工作时间是星期一到星期六，只在周日有一天休息，她会去吃很多甜品，吃到想吐还要往嘴里塞，只为了获得一点快乐。尽管这样的快乐不长久，但她不知道还能去哪里找到快乐。晚上失眠时，她会通过自慰让自己快速睡着，“我要有足够的睡眠，才可以服务于我的工作。”

从第二家公司离职的那天晚上，岳杭一直趴在书桌前，回想离职前的一周都发生了什么。整个人如同提线木偶一样僵在原地，如果想要动，身体能动起来，但她没有驱使身体的意志，她第一次陷入了木僵症状。

2021年10月，岳杭代表家庭去外地参加亲戚的婚礼——父母都要工作，她是唯一的闲人。婚礼上，岳杭突然昏迷。父母来接她回家，第二天把她送进了精神科病房。她又变成提线木偶，有意识，却怎么也无法离开黑暗，几天后才醒来。她的抑郁症已经很严重了。

透支的一代

2021年11月，岳杭出院，开始了回家休养的生活。她几乎闭门不出，和父母也很少交流。他们看见她坐在沙发上“游手好闲”的样子会生气，所以她总是一个人待在房间里。像是对以往上下班规律生活的一种反弹，她的睡眠时间变得无序，也会放任自己失眠，“我就哄自己，不焦虑，反正也不用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