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歌：英语世界里的少数族裔

2017年夏，某日，颜歌正在都柏林一个诊所给满月的儿子打疫苗，突然收到爱尔兰作家露茜·考德威尔（Lucy Caldwell）的邮件，约她为费伯（Faber）出版社的短篇小说集《Being Various： New Irish Short Stories》（《各不相同：爱尔兰新短篇小说集》）写一篇小说。露茜是这部合集的编辑，她看过颜歌发在《爱尔兰时报》上的两篇小说，觉得有意思，就找了过来。

颜歌至今还记得自己当时的震惊：首先，她是一个外人，爱尔兰文坛谁也不认识她，她只在报纸上发过两篇小说；再就是，她在爱尔兰只生活了几年，怎么就成了爱尔兰作家了？

在那封让颜歌产生不真实感的邮件中，露茜大大拓宽了爱尔兰作家的概念——这概念应该包括出生在爱尔兰但成长于别处的作家、从别处来选择以爱尔兰为家的作家，也包括那些不知怎的发现自己就住在了爱尔兰的作家。

接下来的事情顺水行舟一般展开。颜歌写了一个发生在都柏林的故事《情陷亚历克斯》（How I Fell in Love with the Well-Documented Life of Alex Whelan），受到好评，被放在了这部爱尔兰新短篇小说集的第一篇（2019年出版）。随后，《各不相同：爱尔兰新短篇小说集》的编辑、费伯出版总监安格斯（Angus）得知颜歌在创作一部短篇小说集，就找到其经纪人麦特（Matt），希望她给费伯独家预览权。

费伯是1921年创立的一家纯文学出版机构，出版过13位诺奖作家和6位布克奖作家的作品。不会有天价的稿费，包装推广也不像新锐公司那样砸钱。如果不给费伯，经纪人会把作品提交给各出版社，如果多家出版社抢稿子，就会拍卖，结果是书稿有可能卖到一个比较高的价格。

但麦特认为费伯对于颜歌的作品是合适的，它品质稳定，负责任，可以长期合作，而且这本书的编辑是石黑一雄和塞巴斯蒂安·巴里的责任编辑。

最后费伯得到独家预览权。

独家预览的时间一般不超过10天。费伯反应很快，星期五发出，星期三就给了报价，双方讨价还价后，周四就确定要买两本书的版权，包括已经完稿的《在别处》（Elsewhere），还有一本计划2024年交稿的长篇《目的地酒店》 （Hotel Destination）。

“这意味着未来五年差不多被买断了。”颜歌忧虑的是，第二本按合同2024年4月就要交稿，而因为中文小说《平乐县志》的拖延，所有工作都滞后了。

将拿下颜歌这部短篇集和2024年这部长篇版权的还有美国老牌文学出版社斯克里布纳（Scribner）。斯克里布纳当年出过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的作品，后被西蒙与舒斯特并购，成为该公司的旗舰出版社，既出安妮·普鲁（Annie Proulx）这样的纯文学作家的书，也出恐怖小说大师斯蒂芬·金（Stephen King）的作品。

和斯克里布纳签约的过程也顺利得出乎颜歌的意料。主编和两个年轻编辑与颜歌视频聊了一个下午的作品，晚上就和经纪人定了北美版权。接下来意大利的版权也谈定了。

颜歌当时觉得自己有点像在卖期货：“还没写完的长篇小说就这样直接卖掉了，这在我二十多年的写作生涯里还是第一次。对一个英文作家来说也许不算什么，但对一个母语中文转身英文写作的作家来说，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2023年夏，《在别处》在英国和美国出版，赢得《爱尔兰时报》、《卫报》、《纽约时报》和《纽约客》等媒体的好评。

2023年夏，颜歌在三年新冠疫情后带儿子和老公回成都，确切地说，是回到离成都半小时车程的郫都区（原称郫县）——她老家——她笔下平乐镇的故事发源地。

人：人物周刊 颜：颜歌

“我们就是来反英语的”

人：2018年夏天我采访你的时候，你正着手英国那边的创意写作项目，在《爱尔兰时报》发表了两篇小说，刚刚完成费伯出版社“爱尔兰新小说集”中的一篇，有经纪人也是一年之后的事情。我印象最深的是，你比喻自己加入了英语文学世界的“特别奥运会”。时隔5年，你已经成了与国际一流文学出版社签约的英语作家，现在你还有残奥会运动员的那种感觉吗？

颜：已经没有那种感觉了。英文写作现在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事业，面临很多问题，但不是所谓的语言问题，或者说语言是最浅表的问题，甚至跟其他的问题相比，可能都不算一个问题。英文写作对我来说是一种艺术上的自我探索。我如果是艺术家，那么我的媒介就是文字。现在我是用一种新的方式、新的工具、新的材料和媒介来做作品，这个新的媒介会给我的作品带来一个新的变化，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人：记得上次采访时，你就对我说用英文写作没有什么可怕的，和现在的语气完全一样，两者之间有没有实质的区别，比如五年前你是更自由地享受新的语言带给你的表达的自由感，现在，经过严格的英语文学传统的写作训练，你是不是在写作中找到了某种确定性？

颜：肯定是的。读书的过程以及住到英国，读到的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入，肯定是有关系的。我觉得这些也是从我的文化出发，毕竟我是中文作家出身，所以我的文学体系和叙事体系是中文的，虽然我现在多多少少了解了另一个体系的运作方式，但我觉得中文还是我的根源，而归根结底，中文和中文文学思考的方式，是一种反二元的方式。

在英文世界里，像我们这样的少数族裔作家的写作，是一种后殖民的文化表达，是必须颠覆所谓的正统英文的，这也是英文作为一种后殖民语言必须面对的一个命运。

爱尔兰作家大概是世界上最早用这种后殖民的方式来写作的一群作家，同时又反英文。当年英国占领爱尔兰后，爱尔兰语变成了非法的语言，如果你说爱尔兰语，你就会被罚被抓。我先生是爱尔兰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和记者，他总是对我说，随便你怎么用英文写都可以，反正我们就是来反这种语言的。

所以我回爱尔兰就有一种回第二娘家的感觉，都柏林是我英文新书宣传的最后一站，结果分享会票全部卖光了，现场爆满，还有人坐在窗台上，让我很感动。

人：在那个环境里，不会有人关心你的语言文字的事情。

颜：是的，大家都不会去想这个问题。可能和爱尔兰的文化有关系，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我投给《爱尔兰时报》的那两篇小说，编辑直接就发了，让我感觉自己“咣”地就落在了英文读者面前。本来我是等着编辑给我大堆修改意见的。慢慢我才知道，这里的报纸有这种传统，不太会改作者的稿子。杂志和书才会有一个编辑流程。

在英语写作圈子里，大家互相看稿提意见

人：最初用英文写作时，会不会先拿给你先生看？记得2001年我采访哈金时，他说他最初写小说会第一时间给他在美国出生的儿子检查用词是否地道，当时他刚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

颜：有些会给他看，我先生是我的第一读者，我写中文也会自己口头翻译出来跟他分享。但如果涉及中国文化背景的题材，就不会给他看，而是给完全不了解中国文化的人看。比如《在别处》里有一篇《醢》（Hai），写孔子和他的弟子，也是影射英国的政治体系，没有中国文化背景的人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内涵。我当时找一个历史小说家看稿，2万多字，她看得很仔细，写了很多反馈意见。

在英语的写作圈子里，有一个很让我喜欢的事就是大家都互相看稿，会为彼此的作品付出很多时间和精力，也会提尖锐的意见。我的经纪人也是我的早期读者之一。这种氛围特别健康，这些我信任的人让我可以更大胆地去尝试更多的东西、更多的语言实验，不会瞻前顾后，就好像我在这个语言里耍杂技，即使掉下来，也有人接着。

人：中国作家不会这么玩。

颜：中国文学讲天才性。我比较喜欢英美文学创作群体中这种工作坊（workshop）的传统，讨论和切磋，有一种置身社区社群（community）的感觉。我一个女朋友发了一篇她改了36次的稿子给我看，让我再提提意见，中国作家会回避这样做，因为这是对自己天才性的怀疑。

我即将出版的中文长篇《平乐县志》是我闭门造车多年后的产物，刚完成时，我非常害怕，不知道写得怎样，发给《收获》的编辑时，特别希望她能给我提意见。比如书中的很多古诗词，我要求编辑找专业人士来帮忙审一下。如果大家都不提意见，我就像是一个人在裸奔，那太可怕了。我大概是习惯了西方创意写作群体的那种运作方式，生怕其他人不给我提意见。

“编辑想让我把那些多余的绕来绕去的部分删了”

人：用英文写作时，有没有设想过你的读者是什么样的？

颜：用中文写作时可以想象我的读者，不一定是为他们而写，但大概有个隐指读者的概念。但是用英文写作时，我无时无刻都有一种恐慌——想象不出读者的样子，TA肯定不是白人，但又不知道是什么人——没有面容没有身份。我也不是第一或第二代移民，只是一个暂时困在那儿的人，假想读者成了我最大的问题之一。然后就是在做学术实验的感觉，根据自己的兴趣，今天飘到这个点上，就写这个，明天飘到那个点上就写那个。

人：这也是《在别处》里那些小说题材各异、写作手法也非常不同的原因？

颜：是的。我用中文写作的时候非常rooted——就很扎根儿，这样可以吸取营养，很踏实，但同时也是牵绊，被固定住了。英文写作就是rootless，非常不安定，又充满活力和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