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笛：茶馆里的历史学家

公共空间

历史学家王笛的《茶馆：成都公共生活的衰落与复兴1950—2000》在成都有杏书店举办了新书分享会。书店创办者张丰在书店门口舞台前摆上了传统的茶座：一张桌子，三张竹椅，三杯盖碗茶，一个温水瓶。张丰作为主持人，坐在右边。左边坐的是艺术家王亥，他是王笛当年在成都三中的同学。王笛坐在中间，不需要说话的时候，他不时地给身边的两位倒水。这让张丰感到不好意思。王笛则说：我是茶博士。

活动结束后的晚上，我和王笛在有杏书店的路灯下，聊到10点多钟。王笛意识到时间已经很晚，问在一旁等待的张丰：“书店开到几点？”张丰说：“可以一直开着，只要我们乐意。”

几个月之前，新冠疫情尚未结束，在成都郊区的敦壩酒吧，张丰和在剑桥大学攻读人类学博士的灵子主持了王笛的一次分享会，没有主题，想讲什么就讲什么。王笛从晚上7点半讲到午夜12点，灵子暂停了聊天，让现场围坐的一百多位听众休息一下。王笛以为讲完了。但灵子告诉他，这只是中场休息时间。王笛第二天早上要飞澳门，我以为他会说，今天太晚了，就到这儿吧。没想到他说，今天我舍命陪君子了。活动一直持续到凌晨1点多。这是成都公共空间里令人惊叹的蓬勃气息，参与其中的人会忘记时间。这是“十日谈”，但远不止“十日”。在有杏书店和敦壩，我都见到了风哥，他似乎永远不停地在发布成都公共空间里的各种活动。我赞叹他的精力，他说这没什么，很简单的，不需要花什么时间。我也再次见到了张颖律师，她来参加王笛的分享会，她自己主持的“明亮的对话”仍在运行，她希望人们身处其中，能学到思考的意识，而不只是说话的技巧。

王笛如今回成都，受邀的活动众多，几乎都是从早说到晚。他对各种问题都保持足够的耐心，尽管很多相似的问题他已经回答过许多遍。他出现在各种媒体上。他乐于向大众讲述他的历史研究和写作。他的名字与他研究的主要领域中的“街头文化”、“袍哥”和“茶馆”相连。他关心人与空间的关系，沟通着具体的词与物。他思考历史对于当下的意义，愿意将自己的思考传播到更广阔的范围。他成了广受欢迎的历史学家之一。在分享会上，张丰说到日渐兴起的“公共史学”，称王笛为“茶馆里的历史学家”。他们谈话的背景，四周是通透的，我能看到背景板后边，老阿姨们安逸地坐在竹椅上聊天，戴头盔的快递小哥提着外卖走来，骑电单车的人穿行而过。这是成都市民生活的自然叠加，构成了层次丰富的视觉景观。

《茶馆：成都公共生活的衰落与复兴1950—2000》可简称为《茶馆（下）》。在《茶馆（上）》，也就是《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中，王笛比较过四川和其他地方的茶馆，比如广东的茶楼。“广东一般称茶楼，表面看起来像四川的茶馆，但显然是为中产阶级服务的，与四川的‘平民化’茶馆不同。”在形容广东茶楼时，王笛用了“堂皇”一词。

在澳门，为了直观地与四川茶馆进行比较，王笛带我们去位于上葡京的一家粤式茶楼喝早茶。这家茶楼更像是精致的餐厅，桌面上菜品的摆设远多于茶具。服务员用手推车给我们端来叉烧酥和萝卜糕。餐桌上已经有烧鹅、虾饺、汤包、烧卖、牛腩和鱼羹。这顿丰盛的早茶，花费一千多块澳门元。周围的设计也颇费心思，墙壁的装饰设计成蒸笼一样的纹理，让人有热气蒸腾之感。王笛曾身处这样的热气蒸腾之中。

转折年代

当天正好是内地的高考时间，而澳门的学校开始放假。澳门的高中生不需要高考，他们都是通过申请上大学。王笛觉得现在内地的小孩太内卷了。“我们喜欢帝王史观，其实是崇尚做人上人。我们瞧不起普通人，所以希望自己的孩子不要做普通人。让每个普通人有尊严地生活，这才是我们应该提倡的。这是我强调平民史观的原因。”

王笛想起自己的过去。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王笛正好在上海出差。他回成都工作两年了，之前在苏东坡的老家眉山下乡插队。他哥哥彼时已经去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他本可以不下乡，但是不下乡的话，没有任何前途可言，不能安排工作。“我还是想着下乡，下乡的话，可能还有推荐上大学的机会。”王笛自愿下乡，表现很好，但还是没有获得推荐上大学的机会。1975年，通过招工，他回到成都，进了成都铁路局机械分局砖瓦厂。“烧砖烧瓦，绝对的重体力劳动。”

我在砖窑班。砖窑是椭圆形的，火是不灭的，沿着火边，有很多的窑火循环，进去以后就像隧道一样，你从这个窑把砖运出来，就这个天气，三伏天，进去，火是热的，进去只穿短裤，戴口罩，都是汗水啊，只有两个眼睛露出来，窑灰很重啊。几个人把砖摞上去，节奏一样快，就像做运动一样。当时的粮票是定量的，普通居民每人每月26斤，我们因为是重体力劳动，粮票是46斤。看到这个对比，就知道这个劳动有多重了。一般工厂是8小时工作制，我们是4小时工作制，因为不能太累。这是大家都不愿意去的地方。

在砖厂工作一年多，因为会画画，王笛被调到工会。他画了很多画，刷了许多标语。他想成为画家，但没有机会。没能成为画家，但这项业余技能还是让他有机会从重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

时代的变化，让他获得了上大学的机会。中美建交的时候，他更是真切地觉得时代变了。刚上大学不久的王笛，在1978年12月16日的日记上，写下了这样几句话：“真是一个杰出的创举，伟大的一步，中美正式建交了。多少年来的积怨，将很快消除。上午我们正在一教楼上政经课，听到了这一重要新闻，大家兴奋得涨红了脸，当听到邓副主席明年一月将访问美国时，全部鼓起掌来，这充分说明了人心所向。”

那一天的情形虽然过去了很多年，但仍然印在王笛的脑海。历史系77和78级两百多人在一教楼最大的教室上政治经济学课。因为是大课，教室有收音和扩音设备。课间休息时，不知是哪位同学把收音机打开，借着扩音器，大家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在播放中美建交的新闻。喧闹的教室安静下来，接着，大家鼓起掌来。

澳门大学的教学楼很安静。图书馆里正举办澳门大学教职人员艺术展。王笛的三幅画参加了展览，而他忙于工作，还没有去看过。他带着我们在图书馆里转了好几圈才找到展厅。他的画放在展厅最显眼的位置，三幅人物肖像分别是费正清、詹姆斯·斯科特和卡洛·金茨堡，这是他欣赏的三位学者。

费正清在给芭芭拉·塔奇曼写史迪威的一本书作序时说：“长期以来，美国试图使中国跟自己更相似的努力——这是个堂吉诃德式的努力，但是屡败屡试，现在这种努力又再度兴起了……‘最后，中国走了自己的道路，就仿佛美国人从来没有去过那里似的。’”王笛觉得费正清毕生的努力都在加强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理解和友谊。

王笛在德克萨斯A&M大学给本科生上课时，曾收集了美国媒体关于“五四”运动的报道，以便让学生能够根据这些原始资料写论文。这些资料让他吃惊，基本上没有被历史学家们使用过。“美国媒体主要是围绕中国发生的重大事件的报道，也有一些中国社会和文化的介绍和分析，以及关于中国的经济和教育。而我使用的个人记录以及媒体对个人的采访，则是从他们自己的眼睛看到的中国，有细节、有故事、有感受，在相当大程度上弥补了大事件后面个人命运和体验的缺失。”个人和细节一直是王笛所强调的。

澳门是辛亥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之一。孙中山当年在这里行医，镜湖医院前有孙中山塑像。王笛推荐我去看马礼逊的墓。“在白鸽巢附近，很有历史感。”王笛的历史学家朋友杨念群、孙江来澳门的时候，他带他们去过。马礼逊编辑出版了第一部英汉字典——《华英字典》，第一个将《圣经》翻译成中文，并在澳门开办了第一家中西医结合的诊所。他是中西方交流的开创性人物，而澳门在历史上一直是中西方交流的桥头堡。

在澳门大学的住处，一条航道从阳台下的海面通过。海水的一边是澳门，一边是珠海。看到海岸，王笛会想起在美国钓鱼的日子。他有两大爱好：钓鱼和种菜。他在阳台上种了很多东西——田七、黄瓜、木耳菜……钓鱼的爱好则放了下来。“一个教授在大学旁的海岸边钓鱼总是不太好。”（笑）在自己的阳台上，他从未看到有人在滩涂上钓鱼。

王笛在中国内地和美国的大学都教过书，如今来到澳门，他觉得又增加了一个思考历史的角度。身处中西交界的地方，对他的研究有帮助。疫情三年，许多学术会议都停了。在澳门和我们吃了这顿饭之后，王笛要去香港，参加中外历史学者的一次会议。会议对大家没有论文要求，只是谈谈最近的一些想法。王笛打算坐巴士去香港，走港珠澳大桥。

读书

在澳门，王笛很少去茶楼。他喜欢路边摊。他介绍我们去白鸽巢附近一家铺子吃咖喱牛肉汤。“铺子就在街边，食客就在街上吃，很好吃，我每次路过都要吃。”这种临街铺子家里出来的小孩，用王笛的同学王亥的话来说，就是“街娃儿”。王亥说自己就是“街娃儿”，跟在大院里长大的王笛不一样，“街娃儿”需要更强的混的能力，才能混出来。王亥觉得艺术家可以混出来，但历史学家混不出来。这是两者的区别。

几年前，王笛和流沙河做过一次对谈，这让他感到紧张。小时候，他和流沙河都住在四川文联的院子里，会和哥哥到流沙河那里听故事。住在这个院子里的还有沙汀、艾芜等人。王笛的历史写作有文学性和审美性的自我要求，大概与他从小身处的人文环境的熏陶有关。但那并不是平静的日子。他想读书的时候，要偷偷爬进文联图书馆的书库，那是看书如做贼的年代。王笛小学只读了三年，初中和高中也没有完整地读过，高中因为政审，差点失去升学的机会。但他爱好读书的习惯还是帮助了他，当高考突然恢复的时候，他没有那么措手不及。

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王笛21岁，在铁路局工会工作。火车票免费，可以到处走。工会待遇很好，会分到一些稀缺商品。父母觉得铁路局的工作是铁饭碗，即便读了大学，毕业分配的工作也不见得比现在好，建议他再等两年，等工作满五年之后就可以带薪读书，毕业后还可以回原单位。听了父母的话，王笛没有参加1977年的高考。高考那天，他正好去上海出差。那时候他的身份虽然是工人，但“以工代干”，就是以工人的身份做干部的事情，看上去挺安逸。在上海，他正好看到考生进入高考考场。这样的场景对他是一个刺激。他觉得很失落，“有一种被时代遗弃了的感觉。”那一刻他决定，明年一定得考，“不能再等了。”

他偷偷准备，不敢告诉父母。“怕他们一劝，我又放弃了怎么办。”那时候他住单位，每周回家一次，回去也不提，考完后才告诉父母。父母还是很高兴。成绩相当不错，历史考得特别好。原本想读中文系，其实还是想画画，觉得读中文系和艺术沾点边。

在成都鹤鸣茶社第一次见到王笛的时候，头一天晚上，他刚参加了大学同学毕业40周年的聚会。同学们还记得，王笛是当年四川大学历史系78级第一个被录取的学生。历史满分100分，他考了96分。他去报到的时候，是1号。“其实我那时候对什么是历史研究根本不懂，只是喜欢看一些历史书而已。”大学同学的成分很复杂。刚入学的时候，班上最小的同学16岁，最大的32岁。“现在分不出年龄来了，差不多都退休了。同学们有专门旅游的群、专门喝酒的群、专门打麻将的群。”

大学同学中像王笛这样还在工作的人，很少。王笛是澳门大学讲座教授，可以到70岁退休。同学们为了40周年聚会，打算集体到安仁镇玩两天。王笛有事情，得回澳门。成都的同学决定提前一天在成都聚一下，为了能见一下王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