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川记忆　中国珠峰科考六十年

2023年5月和10月，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以下简称“西北院”“青藏所”）考察珠穆朗玛峰地区、格拉丹东峰、卓奥友峰等地，并获取冰芯样品。这是我国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的任务之一。

冰芯如同自然档案馆，记录了自然变化和人类活动。然而，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也正在抹去冰川里的记忆。

为什么要打冰芯？为什么要研究冰川？是谁在研究珠峰？带着种种疑问，我们跟访了2023年的珠峰科考队，追溯了1959年中国首次以珠峰为中心进行综合考察以来六十多年的珠峰科考史，记录了冰川科考的目标与作为，也逐渐可以描绘出从事冰川科考者的轮廓：他们多数来自农村，勇敢，能吃苦，热爱自然，热爱野外工作。他们在自然中获得宁静和喜悦，他们不吝啬时间，他们对地球的脉动有感知和关切，他们相信世界是一个共同体。

如中国冰川之父施雅风所说，冰川研究是勇敢者的事业，也是豪迈的事业。

珠峰是世界上最高大、最年轻的山脉喜马拉雅山脉的主峰。珠峰地区主要包括北坡中国境内的“珠穆朗玛峰自然保护区”和南坡尼泊尔境内的“萨加玛塔国家公园”，冰川广布，是地球上重要的淡水资源宝库，也是气候环境变化的敏感地区。

冰芯、核爆试验和杀虫剂

4个钻头电机都打坏了。坏了就下山吧，陈鹏飞想。

2023年5月20日清晨，在珠穆朗玛峰海拔6500米处的一个垭口，在一个被风吹得呼啦啦作响的军绿色帐篷里，陈鹏飞与同事们打出了两根冰芯和一根浅冰芯。浅冰芯是超额任务：千辛万苦地来了，多打一些是一些，打到钻机坏掉。

冰芯是利用钻机在自上而下从冰川连续逐段取出的圆柱状冰雪样品，透底冰芯则是指这根冰芯被钻到了岩层，直直透底。

降雪落在冰川和冰原上，年复一年，沉积成冰，大自然的信息就被封存其中。科考队员们总想将冰芯取得长些，期待冰芯富含更多的物理参数和化学参数。依靠这些参数，科学家们能够重建千年变化的历史。

南极、北极和青藏高原被并称为地球的“三极”。这三极人类活动弱，被作为环境研究的基底。

“我们要知道地球本来是什么样的。”陈鹏飞的同事郭军明说。他们都是西北院的副研究员，属冰冻圈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这家实验室源自中国科学院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1965年成立），由“中国冰川之父”施雅风带领成立。

冰芯知道地球本来的样貌，比如氢氧稳定同位素比率反映了气候的冷暖波动，硫酸根离子的高值则代表火山喷发。

冰芯也保留了人类剧烈活动的证据，比如一次又一次的核爆试验和核泄漏。

2005年钻取的珠峰冰芯，被测量到两个β活化度峰值，分别对应1963年全球热核试验以及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泄漏。换言之，冰川里封存着冷战的记忆。而2017年在青藏高原海拔6150米处阿汝冰崩区钻取的冰芯，则被测量到5个高低不一的β活化度峰值，不仅能对应1963年，还对应2004年日本美滨核电站蒸汽泄漏、2005年英国塞拉菲尔德核电站核泄漏事故、1968年美国一轰炸机携带4枚核弹受撞击解体和1970年美国加卡平地下1万吨当量核装置爆炸等等。

科学家在冰芯中找到的人类活动记录可谓丰富。1994年钻取的格陵兰岛冰芯中铅含量的峰值，对应了罗马帝国的巅峰期；珠峰东绒布冰芯的黑碳浓度反映了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活动排放的污染物持续影响大气环境；更有珠峰冰芯里的DDT浓度，对应了印度的疟疾暴发。DDT是一种高效但对环境破坏大、难以分解的杀虫剂，自1990年代后期已经被多国禁用，但印度仍在使用，也因此，目前青藏高原森林土壤中DDT的含量全球最高，高于北欧森林10倍。

冰芯研究不好做，因为样品量极少，合适的检测指标也有限，即使有好的思路，冰芯研究也格外费时费力。但冰芯研究正是陈鹏飞的转型方向。“我这个阶段，更需要论文质量，而不是数量。”他说。

为确保冰芯不融化，打冰芯总是从晚上七八点开始，在太阳升起前结束。工程师们用呼气来判断开工时间：能呼出“白气”，温度就够低了。

在早上8点收工前，陈鹏飞总要走出帐篷看日照金山，万丈金光从天而降，照耀在雪山顶。这样的画面他在垭口看过三十多次，每次都喜悦而感动。

“怎么形容，就是从山尖开始，金色慢慢落下，然后整个珠穆朗玛峰都是一片金色，很壮观，很喜欢。”陈鹏飞说。他的微信头像是日照金山，一张他2013年初来珠峰时拍下的照片。

“冰川雪面上印着完整的人的形状”

搞科考的总是最穷，不少科考队员都这样说，带着些不好意思或是玩笑。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实验室里的设备和耗材才是真正的吞金兽。

除了特殊设计的钻机，围绕冰芯的都是普通物件：普通塑料袋装冰芯，黑色记号笔做标记；保温箱是最常见的那种，深蓝色外观，一米长半米宽，内铺软垫以保护冰芯免受撞击；软垫基本都是裁剪过的军绿色棉被，拉拉杂杂地露出或红或黑的斑驳棉絮；至于冰柜，就是常见的冷饮柜。

有时候，陈鹏飞遇到的困难看起来都得归因于省钱。开工第二天，发电机无法启动，那是一台非雅马哈牌的发电机。次日拉上雅马哈发电机，干了一夜活儿。第三天歇业，雅马哈被难得一见的大风吹坏了。第四天借上珠峰大本营的发电机工作，又请同事赶紧再运上一台发电机。第五天，帐篷彻底被吹烂了，再次歇业——尽管狂风吹得人都站不稳，但工作帐篷只是个稍微厚点的户外帐篷，已经在祁连八一冰川吹过风。

“不要刮了，不要刮了。”陈鹏飞每晚都在默念。直到第七天用上新帐篷和新发电机，队员才开始真正地连续工作。

冰冻圈皆知，打冰芯是苦活。陈鹏飞的老师，西北院副院长、研究员康世昌在自己的南极科考日记里写道：“相对于青藏高原的冰川科考，南极冰盖考察的条件好多了……青藏高原的冰川考察，只有帐篷，特别是在高海拔地区，通常是用石头搭建起灶台，用箱子支一个案板，炒菜做饭在帐篷的一角。有时候厨师和科考队员甚至只能在厨房帐篷内睡觉。大部分时间没有床，席地而卧。”

“珠峰考察，我们通常宿营在冰碛垄上，乱石林立。我们尽量找几块略微平整的石头，铺上防潮垫、皮褥子。每天晚上都在不断地挪动身子、变换睡姿，试图避开尖锐岩石的直接‘顶撞’，寻求一个相对平缓舒服的位置。有时候，我们还需要在冰川上宿营。有一次珠峰考察，我在6300米的远东绒布冰川住了一个月，离开时冰川雪面上居然印着一个完整的人的形状。”

康世昌在1997年参与了中美联合珠峰科考队，钻取了第一根珠峰冰芯；2005年担任中国第四次珠峰地区综合科考队队长；2013年带领团队在东绒布冰川钻取了3根冰芯，其中142米长那根是我国目前钻取的最长的珠峰冰芯。

“青藏高原的苦，南极比不了。”他说。南极工作几乎都是机械化的，但在青藏高原冰川，所有工作都要靠人力，比如喊着号子将几十公斤的冰芯拖过冰坎。既要克服高原反应，还要干重体力活。

打冰芯也是个体力活。所以队伍里除了科学家，更多的是工人。他们多与西北院合作多年，上高原爬雪山，背着100斤的发电机就往远处走。

在6500米处连续工作十多天后，所有人都感到体力不济，大风不仅吹坏了帐篷和发电机，也吹得队员们每晚走不动路。“明显感觉到队员有一些失控，语气上都有些强硬，有些崩溃。”陈鹏飞说。有时大家会在帐篷里唱歌，听不出词曲地放声高歌，更像是一种发泄。

吃不好睡不好，大风吹大雨淋。每个人还都有过迷路经历，或是借玛尼石辨别方向，又或靠队友寻人的呼声找路。每个人都曾在高原作业到筋疲力尽，康世昌曾为了样本追着受惊的驮样本的牦牛在海拔5000米处狂奔，直到牦牛和他都因缺氧而无力动弹。

“你们这个学科，是否农村孩子会多一些？”我们问康世昌。

“千真万确。”康世昌朗声回答，“几乎都是农村孩子，农村孩子能吃苦。”

康世昌团队里最年轻的成员是胡召富，2023年博士后出站，入职西北院。他来自安徽宿州，在连霍高速旁的村子长大。去县城读中学前，他不仅经常爬山，还要抓蝎子：掀开石头，找到蝎子就捏住尾巴对它吹气，再用筷子串起来。小蝎子卖一两毛，大一点的卖四五毛，小学生胡召富每次抓蝎子能换一块多零花钱。被蜇过四五次，也不处理，说疼一天就好了。

2017年，胡召富参与格拉丹东雪山科考，在海拔约5800米的地方，干了20天活，能吃能睡体力充沛。那次他特别高兴，还有些得意。“我看其他人多少有点高反，就感觉自己的身体能干这行，是老天爷赏饭吃。”

冰塔林逐渐消融

“冰塔林越来越少了。”胡召富说。他第一次上珠峰是2019年，四年间，冰塔林的退缩肉眼可见。

在珠峰5800和6300米处，冰塔林逐渐退缩得稀疏低矮，一眼难寻，得走到山坳口才能望见。冰塔看起来像巨型鲨鱼的牙齿，是高海拔地区特有的冰的形态，成群出现的冰塔就是冰塔林。不同于多数冰塔不及人高，珠峰冰塔林高低错落，高者超过30米。正因珠峰冰塔林高峻，形似哥特式尖顶教堂，西方探险者称之为“忏悔者冰塔林”（Penitentes）。

冰塔林是冰川消融的遗迹。由于冰川各部分运动速度以及冰体密度不同，冰川表面会出现一些裂痕和缝隙。珠峰处在北纬27°59'，纬度低，太阳照射不均匀。冰川消融时，裂缝处的冰层消融更快，便逐渐形成冰塔。而由于气温的升高，冰塔林也逐渐消融，可能累积成冰湖，也可能汇入河流。

冻土区对气候变化最为敏感。青藏高原正在以高于全球平均两倍以上的速度升温，科学家们预警：到2100年，青藏高原将失去三分之二的冰川。

人与自然互相改变的边界在哪里？每次出野外工作，一些广阔而抽象、没有答案的思考便会笼罩着郭军明，延绵到他下山。“人就是地球的一部分，人适应地球，也不可避免让地球发生了改变。什么程度的改变是合适的？我们所说的未来温度控制值，其实是人类感到舒适的边界，那地球自身呢？地球也没经历过这样剧烈的活动，地球的边界在哪里呢？”他提出了一连串问题，最后总结道，“我有时候也会想，离开了人类，是不是地球处于什么状态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