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的落脚地

“一所学校不可能疗愈青少年抑郁。”一位读者看过本刊关于丑小鸭中学的报道后留言。

诚然。这原本也不是詹大年创办这所学校时的初衷。而这回，他希望借助论坛，唤起更多人对青少年抑郁现象的关注。一个月前，第一次在电话里听詹大年谈及这个话题，我对这位中年教育家的社会责任感心生敬意——但也暗忖：一所旨在帮助“问题学生”的民办学校，（在应对学生抑郁这点上）有足够的专业度和经验可供分享吗？

去宜良的那三四天，疑惑被一点点地解开。

抵达学校那天临近中午，大门口一扇书本大的小窗被打开，露出几张孩子的笑脸：阿姨，我们叫人来给你开门哈。入得门内，詹大年就站在操场边。看到我，直接就从教学楼开始介绍。走进心理室，好几个孩子和他笑着打招呼，“詹校，你还记得我吧？”里头的绘画室，两个男生头也没抬，安安静静地画着曼陀罗。

在“丑小鸭”的那几天，所经之处，学生全都安之若素。除了军训课和体育课需要准点集合，其他时刻，这些孩子身上看不到被管束的紧张、过度刷题后的疲惫和社交麻木。适逢“班级文化周”，上课时也有好些孩子在楼梯间和宿舍里画画。采访的空当，看着轻松攀谈的他们无拘的表情，贪婪地深吸几口高山上暖洋洋的空气，真觉得：这才是正常的校园啊。

待走近这些孩子，好些都曾“千疮百孔”。一位同事读了稿子说，“现在的孩子，十四五岁，心里想的事儿这么多……”其实，每个孩子都有一颗有趣的灵魂。“心事”与他们的曲折经历有关，也是他们对这个怪诞世界的正常反应。当所有的兴奋、好奇、尝试，不断被折断、曲解、“格式化”，不病才怪。

回到采访之初我的疑惑。北京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徐凯文在汶川地震5周年时，曾跟踪调研了10个失独家庭，他发现从创伤中恢复得不错的家庭，“居住改善，有本土化的情绪调节，像打麻将，这种接地气的社会支持系统可能比心理咨询都管用。”

对青少年莫不如此。除开有严重抑郁症表征的孩子应该通过医疗手段治疗，大多数的少年，最需要的莫过于懂得和倾听。

充足的阳光，经常锻炼的体魄，不以填鸭和应试为目的的教学，有发呆的时间、免于恐惧的表达机会、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平等。不论是师长、同学还是父母，总有一个懂你的人。情绪低落时，有他当你的树洞或“扶手”。

这些，原本就应该是任何一个学龄儿童和少年有权利享受到的生长氛围。现在却成为奢侈，甚至无法达成共识。与其说到丑小鸭中学参观的人去寻找治疗孩子抑郁的药方，不如说是看一看一种被遮蔽的教育常识如何落地。

发稿前两天，詹大年又收到一位高一学生家长的微信，后者告诉他，孩子所在的学校又有学生选择用决绝的方式离开。“作为家长，我们都成了惊弓之鸟。”这位家长的孩子在七年级时，也曾通过量表被诊断为重度抑郁，孩子爸妈一直致力于改变和孩子的关系。现在家庭气氛很好。“但我们在一个县城，出现这样的情况战战兢兢，该怎么陪伴孩子呢？”

好在他们并不孤单。论坛之后，除了500人的参会者微信群不断分享各种互助信息，又新增了一个微信群，大家商量着要创立一个防治青少年抑郁的联盟机构。

“要寻找技术和方法，希望群体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