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宜理：研究中国革命，如此复杂，如此迷人

在研究中国的美国学者里，裴宜理（Elizabeth Perry）有一个特殊的身世：1948年，她出生于上海，父母皆为上海圣约翰大学教授，但她出生不久全家便因时局变化而离开中国。她后来打趣说，也许她一出生便与“革命”二字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她终生对中国革命抱有兴趣。“没有革命，我很可能在中国长大，我自己对中国革命一直很好奇，而且想知道革命为什么发生，又给中国带来什么后果。”

裴宜理的青年时期也是在左翼运动汹涌澎湃的全球“革命”浪潮中度过的，这更坚定了她未来的学术志向。中国的大门打开之后，她成为第一批被允许进入中国进行田野调查研究的外国学者之一，她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于近现代民众反抗与底层政治，横跨政治学与历史学领域，著述丰厚并屡获大奖，《美国历史评论》评价她“兼具社会科学家对秩序的热爱与历史学家捕捉精彩故事的眼睛”。

裴宜理先后执教于亚利桑那大学、华盛顿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997年起任教于哈佛大学政府系。除了教学工作，裴宜理最大的一个特点在于她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她曾出任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亚洲研究学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主席；自2008年起，她出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为中国研究培养了一批杰出的学生和学者。我们的采访就约在哈佛燕京学社的办公室里。办公室不大，墙上悬挂的标志着这个近百年学术机构重要时刻的黑白照片，散发出一种幽深的历史感。

“自从我成为社长后，我一半时间是在哈佛燕京学社，另一半时间是在哈佛当教授。”裴宜理现在仍活跃在教学一线，每周三下午1点半到3点半，是她开放给学生的时间。每个学生要提前预约她的时间，简洁地阐明自己的问题，得知她给了我三个多小时的采访时间后，她的学生都表示很羡慕我能有这样“奢侈”的机会。

裴宜理性格爽朗、快人快语，接受采访过程中不时爆发出大笑，即便在回忆起家族曲折经历时陷入黯然之色，但马上会略过这种情绪。

中国这一百多年发生太多太大的变化，这或许正是吸引研究中国的政治学家裴宜理的地方。“研究它们的得失成败，令人兴奋而着迷。”

革命炮火中的诞生

“你是在中国出生的？”

“是的。”

“你为什么出生在红色中国（Red China）？”

从少女时代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每次跟随全家人一起回到美国，无论在机场还是码头，移民官打开她的护照之后，总是有如上一段对话。

“我会说，我出生的时候它还不是红色的，只是有点粉而已。”半个多世纪后，裴宜理坐在哈佛燕京学社的办公室里回忆往事，忍不住发出一阵爽朗的大笑。转而，她的神色变得凝重起来。“是的，我父母都生活在中国的多事之秋；没有革命，我也很可能在中国长大，所以，我们家确实与中国有割不断的联系。”

裴宜理出生于一个宗教色彩浓厚的家庭，父母都是美国圣公会（The Episcopal Church）传教士。她父亲查尔斯·佩里——裴宜理很晚的时候才得知父亲中文名是潘学思——早年在哈佛大学学习过中文和日文，对东亚情有独钟。1931年，潘学思远渡重洋，到达上海，在圣约翰大学教书。圣约翰大学创建于1879年，原名圣约翰书院（St.John's College），由美国圣公会主办，是中国成立最早的一所教会大学。“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潘学思特地去了一趟东北，“他还写了一本非常有意思的日记，讲述他在满洲里的旅行经历。他对这一段历史非常感兴趣。”

潘学思在中国结识了他未来的妻子凯瑞（注：中文名为孔凯利）。他们后来都在圣约翰大学教书。有意思的是，裴宜理小时候从未听到父母用中文交流，“因为父亲只会普通话，而母亲只会上海话。”

裴宜理的父母是在1937年夏天结婚的。因为潘学思长期对日本文化也很感兴趣，他选择了去日本度蜜月。“他们在度蜜月时，听到了日本侵略中国的消息，但不敢确认，于是去了东京的美国大使馆询问传闻是否属实。大使馆工作人员也许是不想承担责任，没有告诉他们真相，只是说：不，现在中国没问题，你们回中国吧！于是他们按原计划，从长崎登上了回上海的船。”

裴宜理说，父亲年轻时喜欢水上运动，对船的性能很了解。他们的船离开日本港口不久，父亲便敏感地意识到有些地方不太对劲。他对妻子说：“奇怪，为什么船的吃水线这么低？”他跑到底舱去探询究竟，结果发现下面坐满了荷枪实弹的日本士兵。

很显然，裴宜理父母当年见到的这些士兵，就是淞沪会战打响之后从日本增援而来的兵团——他们无意之间成了历史的见证人。这些与他们同船的士兵一到上海就投入到侵华战争中，成为残暴机器中的一环。而等待这对蜜月旅行归来的年轻夫妻的，是被战火燃烧的上海。“母亲后来回忆，当船进入上海时，她已经闻到那种到处都是死人的味道，这是她从未经历过的……”父母回到他们在圣约翰大学的居所，发现他们结婚的小教堂已经被日军袭击，家里也被洗劫，所有的结婚礼物全部都日本士兵偷走。

迫于时局，母亲带着出生不久的儿子离开上海回到美国暂避一段时间，父亲则选择留守在圣约翰大学。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日军进占租界，上海全面沦陷。圣约翰大学的外籍教师除了已经回国的，其余都被关进集中营，其中就有裴宜理的父亲。直到两年后美日政府交换在押人员，他才被释放回美国。祖母到纽约港口接他时，已经认不出瘦骨嶙峋的儿子。但是没过多久，潘学思希望能再次回到中国。“在美国海军的帮助下，他如愿回到中国，帮助国民政府一起对抗日本人。”

1945年，二战结束，母亲也回到中国。对这个家庭来说，这是他们在中国一段短暂的安宁时光——1948年9月，出生在上海的裴宜理便是这段生活的结晶。

1949年，中共革命已到决定性时刻，“母亲带着我和两个哥哥先离开了中国，而父亲再一次想留下来。”几个月后，局势更加动荡。潘学思无奈之下告别了他断断续续生活了18年的国家。

回到美国后，潘学思回到他曾经就读的大学教了几年书，但遥远的东方一直是他念念不忘的地方。1951年，他们举家搬到东京，潘学思在圣公会创办的日本立教大学教书。

1959年感恩节的晚上，全家人正围坐在一起吃饭，庆祝美国的传统节日。突然，他们听到院子里的狗不断地叫。父亲出去查看，没想到一场意外不期而至。

“两个年轻的日本学生喝醉了闯进来，他们都练过空手道……只用了几分钟，就把我父亲打死了……并不是有计划来袭击我父亲的，他们当时完全处于醉酒状态，也不知道我父亲是谁。”

这位一生对东方抱有浓厚兴趣和关切的美国人，就这样以悲痛的方式结束了他的一生。

父亲死后，母亲用她对世界的理解来处理这桩悲剧——尽管她的处理方式或许不能被大多数人理解：她非但没有要求重判那两个日本学生，反而为他们求情。结果是，其中一个被释放，另一个被判刑，而在他服刑期间，母亲不但经常去探望，还去法院为他争取减刑，那个年轻人只关了两三年就恢复了自由。

母亲带着全家又在日本生活了几年，直到1962年返回美国。

政治初意识

民众抗议活动，是她后来的学术兴趣及学术方向之一。而她对此最初的感性认识，即来自于早期的日本经历。上世纪50年代初期，每逢“五一劳动节”，日本共产党和日本社会党都会组织劳工抗议活动。那一天，裴宜理的父亲正巧经过，抗议者见到这位美国人，开始敲他的车窗玻璃，汽车被人群团团围住……父亲回家后，家人发现车窗玻璃几乎全部碎掉，而震惊中的父亲几乎在发抖。平静下来后，父亲尝试着向女儿解释什么是“五一劳动节”、那些人在抗议什么……这让小小的裴宜理对民众抗议这种形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60年6月11日，近600万日本人走上街头抗议新版日美安保条约，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被近20万日本抗议群众包围。在这庞大的抗议人群里，就有12岁的裴宜理。她特地逃学，走上街头，参加到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游行队伍里。在裴宜理的理解中，这个活动的实质并非“反美”而是支持和平，“人们似乎很高兴有一个美国小孩子参加。”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她第一次参加“群众运动”，也是她第一次体会到群众运动的力量——时任美驻日大使哈格蒂乘坐的防弹轿车也被示威群众包围，大使本人不得不从后门溜进大使馆；预定6月19日访问日本的艾森豪威尔，不得不无限期推迟访问。

孩童时期的裴宜理也好奇地观察到，在一些抗议活动中，民众的表达方式与庆祝宗教节日的仪式有很多非常相似的地方。比如，在日本的宗教节日中——与中国类似，人们会抬着轿子参加游行，轿子里坐着一个神，然后以一种蛇舞的形式到处走动。“我很喜欢这种仪式，所以我经常参加我们附近的日本民间节日。我对日本的政治抗议感兴趣的部分原因也来自这种民间仪式。”

这个早期经验，后来变成她观察政治活动的一个独特视角。比如，她在对中国革命发源地之一江西安源的调查中就发现，李立三是如何智慧地利用传统的手法，来达到动员工人参加革命的目的：在五月一日国际劳动节这一天，李立三组织了一场工人游行。“游行队伍当中，有一个八人抬的大轿子，一般来说，地方上的这种庆典，轿子上抬的都是土地神等一些民间宗教中的神，但是这一次，轿子里面是一尊马克思像。”这个细节就被裴宜理用来解剖国家政治动员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

1965年，16岁的裴宜理进入威廉·史密斯学院 （William Smith College）就读。她迅速置身于另一个汹涌澎湃的政治环境中。裴宜理后来自己总结说：“虽然我对民众抗议的直觉兴趣来自于日本的经历，但我的左翼思想更多地来自于大学时代。”她在大学里非常活跃，参加过帆船俱乐部、戏剧俱乐部、政治俱乐部……但“政治”是她更持久的兴趣和更投入的关怀。她还记得和大学同学们一起搭乘巴士去华盛顿，在五角大楼前参加抗议越战的游行。

也是在这段时间，她与她出生的中国之间那种看似微弱的联系，又以某种方式变得强烈起来。威廉·史密斯学院规模不大，但有一个“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裴宜理是其中一员，她和同学们一道学习毛泽东思想，对中国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久，她开始下决心学习中文。

但她所在的大学没有中文课，她只能借助图书馆的录音机和几盘磁带开始自学中文。她问学校，是否可以凭借自修中文而获得学分。学校回答：我们没有中文课，怎么评估你的学习程度从而给你学分？裴宜理不甘轻易放弃，跟校方提出：“如果我自学到一定程度，我可以找康奈尔的一位教授来测试我。如果通过，我可以得到学分吗？”学校只好同意。

裴宜理后来联系上了康奈尔大学的一位教授，对方说：你先通过磁带和语言书自学三个月，然后到康奈尔来接受我的测试。三个月后，裴宜理顺利通过了考试。有意思的是，她后来到台北学过一段时间的中文，台北的中文老师是在北京长大的，她很奇怪这位美国学生的口音，有一次忍不住问：“你的口音是从哪儿来的？你在美国的老师是东北人吗？”“我否认，我想说我的老师是‘录音机’不是东北人，但那时我不知道怎么说‘录音机’这个词！”回忆此事，裴宜理乐不可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