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贤治：“以记忆对抗遗忘”

2023年，《巴金：激流一百年》出版，是林贤治继写作《人间鲁迅》《漂泊者萧红》《胡风集团案：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等传记之后，又一次将目光投注于波云诡谲的大时代，寻觅知识分子的精神踪迹，与历史缠斗，不止不休。林贤治说自己多少有点“历史癖”，他的关心不仅在于知识分子的人格气质，更要将他们还原到社会历史的语境，从时代气氛、社会事件、人世浮沉中牵引出诸多线索，进而以心灵接近心灵，写人亦是写史。

1986年，林贤治出版了《人间鲁迅》的第一部，一个鲜活的、作为“人之子”的鲁迅从层叠的史料与诗意的语言中复活。1980年代初，王富仁等学者提出“首先回到鲁迅那里去”，林贤治写作的精神质地与之相似，成为转型之际激荡思想现场中独特的一脉。对于林贤治而言，鲁迅是其度过艰难岁月的幽微火烛，阅读鲁迅的经验早已镌刻在他的情感、思辨与生命之中，因此流泻于笔端的文字也饱含情思与洞察。在鲁迅代表的知识分子精神传统的延长线上，萧红、胡风、巴金等个性鲜明的知识分子吸引林贤治持续地回到史海潜心钩沉，他将散落的记忆连缀，让凝固的历史书写再度流动起来。

林贤治1948年出生于广东省阳江市的乡村，父亲开私塾、行医，注重对他的教育。1981年，林贤治被借调到花城出版社，任《花城》杂志编辑。现在他已退休，被花城出版社返聘继续从事编辑工作。尽管早已离乡寓居广州多年，他的精神归依却始终在故园。然而，他不愿将乡土浪漫化，也拒绝田园诗情调的审美化表达。他的故园意味着生命经验中难以抹除的苦难记忆，也是他始终关怀的女人、孩童和老人，他们的声音难以固着为文字，边缘群体的记忆终将在时间的疾行中流散。林贤治是捕捉记忆、为记忆赋形的人，他写母亲的故事、姊妹的故事，也作为编辑、出版人，编辑口述史、纪实性写作等，保存受难者的记忆，一以贯之地“以记忆对抗遗忘”，看见历史夹缝中的人。

与林贤治交谈，时时会感到他给人以尊重和照顾，他性情幽默，常伴笑声。谈及老友们因年岁增长而身体衰弱、疾病缠身，是他少有流露出伤感的时刻。林贤治历经了时代的几度变迁，创作力依旧不减。他还保持着凌晨4时睡觉的习惯，因为“夜晚太好”，好时光总要留给读书和写作。我们从《巴金：激流一百年》开始谈论他对历史的关怀与理解。

人：人物周刊 林：林贤治

“巴金是一个天生喜欢做梦的热情的人”

人：你不久前出版的《巴金：激流一百年》，名字很有气派，请问有什么寓意吗？

林：《巴金：激流一百年》，其中“激流”一词，源于巴金“激流三部曲”。这里使用有两层意思：一指变革的时代；近100年间，确是鲁迅说的那种可生可死、方死方生的“大时代”。二、巴金活了101岁，一生从生活到思想，尤其后者，经历了载沉载浮的激烈变迁。

人：“安那其”三个字贯穿了巴金的生命和你写的这本传记。早期的巴金是个坚定的安那其主义者。后来历经风云，巴金搁置了自己的安那其精神。及至晚年，当巴金重拾写作，安那其精神又重新点燃。究其一生，安那其主义和巴金呈现非常复杂的缠绕关系。在你看来，安那其精神之于巴金意味着什么？我们如何去理解巴金身上的安那其精神？

林：安那其主义思想确实缠绕了巴金一生。你使用“缠绕”二字，非常准确。安那其主义在五四时代属于主流思想，巴金总说他是“五四的儿子”，一生不曾放弃，而在内心里默守。安那其主义有不同的派别，在巴金那里，主要是反对国家主义、集权主义，反对政党政治而提倡劳工团结互助、自主自治的社会运动。巴金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包含了法国大革命中的自由、民主思想和俄国平民知识分子中的民粹主义成分，代表一种关于人类解放的理想。巴金从青年时起，就立志做一个社会活动家、革命家，而不是作家。而结果呢，他做成了作家，这是有违初衷的。他不甘心于理想的幻灭，晚年努力地往回走；由于主客观多方面的原因，实际上他已经回不去了。

人：巴金除了是一位杰出小说家，同时也是一位翻译家。巴金的翻译实践早在成都老家时就已经开始，作品包括无政府主义思想论著、俄苏小说等。他特别注重学习外语，在法国留学时学习法语，进入朝鲜战场之后仍在学习朝鲜语、俄语。你觉得巴金为什么执着于语言学习？翻译对巴金的作品风格和思想理念又有怎样的影响？

林：巴金无疑具有学习语言的天赋。不过，他学习外语并不在于语言本身，这与他的世界主义观念大有关系。尤其是世界语，它就是无政府主义的通用语言。在巴金的同代人中，有许多人学习世界语，几成一代风气。由此可以看出，那代人少有精致的个人主义者、犬儒主义者，而普遍表现出一种开放的、激进的、献身社会而一往无前的状态。

翻译对巴金思想的形成，直到语言风格的创造，都有直接的影响。巴金正如鲁迅说的那样，读外国书多，读“中国书”少，所以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那种引经据典、扭扭捏捏的习气，士大夫气、才子气，各种“毒气和鬼气”，在他的作品中是最少的，行文特别明朗、干净、流丽。

人：家庭与个人，是五四新文学的重要命题之一。进步青年在五四精神的感召下，纷纷叛逃旧式家庭，却又无法彻底割舍家庭。巴金在年轻时期写下《家》（1931）来反抗旧式家庭，也在中年后写下《憩园》（1944）等怀旧之作。许多中国现代作家在作品中也呈现此种矛盾，如何理解五四青年对“家”的叛逃与重返？

林：中国人对“家”的皈依，一是因为中国是古老的、封闭的小农社会，由来缺乏自由的政治、经济贸易活动和社交活动，家是最紧密的生产和生活的共同体。二，中国是传统宗法社会，重视血缘关系，国家政权也为皇帝个人及其家族所掌控，家国同构，即所谓“家天下”，影响深远。三是儒家文化浸淫的结果。儒教为父权制提供根据，崇尚权威，上下有序，驯顺忍从。五四首倡“个性解放”，一度颠覆了这套伦理秩序，但很快便随着集权制度的重建而修复了。巴金对于家庭的叛逆与回归，在那代人中并非罕见的现象； 只是从决绝到包容，前后反差之大，显得更“典型”而已。

人：热情昂扬是巴金青年时期作品的重要特质，其浪漫特质鼓舞了无数青年。在1940年代中后期，一批诸如《第四病室》《寒夜》等充斥着迷惘气息的作品呈现出巴金创作的另一面。怎样理解巴金小说创作的转型？如果巴金延续这种写作，你觉得他能在小说创作上开拓怎样的未来？

林：关于一个作家的创作，我确信个人气质是第一位的，所处的生活环境及其生存状态是第二位的，然后才说到文学本身，观念、方法、形式风格等等。巴金是一个天生喜欢做梦的热情的人，年轻时还相当任性，崇尚自由，向往革命和英雄主义，所以写出前期如《灭亡》及“激流三部曲”“爱情三部曲”等系列作品。后来改变了主题风格，写出《第四病室》《憩园》《寒夜》等，一是进入中年写作，生命能量的弱化，个人生活的改变，心态相应地起了变化，此外，跟时代环境的剧变也很有关系。总之，关注点或兴奋点或痛点明显出现了位移。很难设想巴金的小说创作在未来有怎样的拓展，我们只需看待这样一个事实：一个平庸的、粗陋的中篇小说《三同志》，居然前后写了十几年！可以想见，他的创作才能已经完全被毁坏，根本谈不上什么小说艺术了。

人：1936年，左翼文艺界围绕“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种创作倾向展开论争，坚持无政府主义的巴金受到不少攻击。然而，在巴金的作品中，平等、自由精神同样带有左翼色彩。如何理解巴金与左翼之间的复杂关系？如何理解安那其精神与左翼革命之间的关系？

林：在上世纪30年代，巴金无疑是左倾的、激进的。他同“左联”中的一批青年作家一样，都是不满现实，反抗黑暗统治的，不同则在于组织观念和思想观念方面。作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巴金不曾加入任何党团组织，自然不会听从来自组织的指令，没有“遵命文学”。此外，他不赞成政治革命，而是鼓吹社会革命，强调反抗的群体性、自发性、民主性。当时，他是强烈反对照搬苏联的一套，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而这些，恰好构成“左联”作家从思想、组织直到创作的基本原则。

人：你的传记呈现出一种非常独特的风格，不完全拘泥于传主个人的人生经历，而是在和同时代人的对比中突出传主的特殊之处。并且，经常着重描写意味深长的时刻和颇具戏剧性的事件，带有很强的情感能量。这种写法是你有意为之吗？是否为了更贴近传主的内在精神？

林：传记这东西，本来有多种写法。一般的传记，都是传主一生生活的实录，相当于年谱的放大，少有探究人物的内心活动。我是重视巴金的精神世界的。选择性地交代他的人际关系，各种活动，前前后后，都在力图表现他的精神追求和思想变化。真正的知识分子，往往活在精神里面，所谓“生活在别处”。

人：在传记中，你经常表现出某种倾向性，对于一些历史人物诸如周扬、郭沫若等，有时候会不留情面地批评。这种表达方式在一本传记作品中，你是否会担心被指摘主观色彩较强？

林：我从来不认为传记，包括历史著作是纯客观的，没有主观意识的介入。我非常讨厌所谓“价值中立”的说法。早在确定一个传记的写作框架之前，作者的主观意图及认识，就相当于卫星定位系统一般，已经作为一种导向而先期存在了。

“讲真话，对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考验”

人：在写作巴金传记之前，你已经出版了《人间鲁迅》《漂泊者萧红》《胡风集团案：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等作家传记。你为什么会为这些作家写传记？他们之间在精神向度上有什么相通之处吗？

林：在中国思想史和文学史上，鲁迅是一个异数。自以白话文运动为标志的“文学革命”诞生之日始，鲁迅就代表了一个新的传统：自由的、批判的、平民主义的文学传统。传统的概念远大于流派，它首先是精神性、方向性的，吸纳了历史文化的深层因素，形成某个特定的谱系。在鲁迅的文学传统中，同一谱系的有胡风、萧红、萧军、王实味、路翎、七月派诗人群；像丁玲、艾青、巴金，基本上也可以算在里面。这些作家秉承了鲁迅的精神，作品中确有一脉相通之处；他们的命运，一生的升降浮沉，足以影响一代文学的品质。在这中间，也可观测时代的迁流，窥见历史的复杂、奇诡，以至残酷的另一面。

人：你接下来有没有撰写其他作家传记的计划？除了你常写的鲁迅、萧红、胡风等，在现代文学史上你还有哪些青睐的作家或者作品？

林：美国思想家爱默生说过，传记是最好的历史。显然，他是从史料、史实方面说的。好的传记，应当是有历史感的传记；除了翔实丰富的史料，要有史识，有文采，有判断力和表现力。如果说传记一定要“青睐”传主，那么，传主的文化含量在这里就显得很重要。我多少有点历史癖，所写的传记，如鲁迅、王实味、巴金等，除了文学，与社会历史有较密切的关系。我总觉得，把传记困在个人那里没太多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