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安：一个意大利人在中国的四十年

这是一座常人难以忍受的老房子。连接两层楼的木制台阶咿呀作响，眼下鞋底踏过的地方被磨得惨白，与墙角发黑的那端形成强烈对比;左右粘贴的童画饱经沧桑，画纸边缘裂开的口子深浅不一;天花板凋零着蜘蛛网，过道的书架上横七扭八地堆放了画册、影集，无须伸手试探就能看见填满缝隙的灰迹;卫生间的门早已需要更换开合器，马桶的水箱盖也不见了。

透过窗户能看见一节银杏树，虽然此时冬季光秃，但毕竟是亲手栽种，在主人家心中，它依然称得上“伟大”。除了手舞足蹈的树杈，四周谈不上有别的景观可言，说是小区，但连个大门也没有。九几年意大利人安德烈·卡瓦祖缇（Andrea Cavazzuti，现在大家都叫他老安）作为第一批住户搬过来的时候，出租车司机开到东南四五环之间都傻了，不禁嘟囔，这什么地方？

近三十年过去了，这里的交通依然不便，开车20分钟才能到最近的地铁站。老安倒是毫不介意，虽已不在这儿居住，每天仍悠悠地过来办公。他初至北京时结交的那群文艺青年中的许多人，如今早已扬名立万，笔下诞生的作品甚至相继创造过亿的拍卖纪录。相形之下，时代的车轮显然轻轻绕过了他，生出白发的小老头偷着乐，“最烦有人惦记我。”

谁都还没出名的那段时间，大家过得拮据却幸福。来自文艺复兴发源地的异乡客迅速打进中国的艺术圈，他不带功利心地与曾梵志、方力钧、刘炜等人交往，感染着他们身上尚未被市场发现的巨大能量。错过了1920年代的巴黎没关系，想不到在中国碰上了同样的艺术天堂。

作为一群人中唯一上过班、有车有固定收入的人，老安义不容辞地负责请这些囊中羞涩的青年艺术家吃饭、当他们的司机，如今看来所谓的收藏，当年也不过是出于“帮哥们儿”的心情用几百美金的均价买了些作品。其中一幅之前被保姆清理出来差点扔了，卖掉之后老安给岳父在沈阳买了套房。

想起当年的穷艺术家，他回过神来，“现在怎么我开Polo他开法拉利”，说完被自己的“不思进取”逗得哈哈大笑。“我觉得我从一岁到现在都没多大变化，”他坐在铺了好几张床单的沙发上，高挺的鼻梁和深邃的酒窝阻挡了许多阳光，半片阴影中，他低头瞄了眼身上样式简单的天蓝色羊毛衫，用陷入回忆的口吻说，“我穿的衣服，我住的地儿，这种风格一直没变。小时候我的房间也是一样乱，当然自己有孩子后有段时间稍微把家弄一下，但那也是为他们，不是为我。这方面我不太注意，我的功夫花在别的地方。”

他也有一台“好一点”的斯巴鲁，但“不是那种给人看的”，车里的大天窗不是为了炫耀，仅仅是看中它可供人和三脚架同时站立，方便拍摄。

1980年代末老安是北京第一汽车租赁公司的第一个外籍客户，那时国内私家车很少，汽车代表一种身份，在社会上颇受重视。在他的印象中，新世纪来了，摄像头越来越多，并设立了驾照扣分制。他在文章里置气，“八九十年代的车主大爷如今变成了孙子，太扫兴，太没劲，不想开车了。”

上一回长途自驾还是2018年，从北京去福建，一来一回老安被扣了120分。起初他尝试听导航，后来觉着和作家徐星一块，跑一千六七百公里，不能尽兴聊天、听音乐，那不得憋疯？索性彻底关了;再加上“福建那个时候刚刚修了一些高速路，特别漂亮，一方向三个道，没车，却限速100。我觉得这样的话我就不开了，我以前开190、200，都没人管我。”

“在那边活得舒舒服服非要到这儿受苦”

对老安而言，那无疑是一段难忘而鲜活的时光，他作为1980年代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留学生、1990年便移居中国的外国人，如今再回望，“那时中国刚刚结束了政治运动后不久，而后来追逐物质财富的狂热还没开始，那是一段平静单纯的岁月。在体制的缝隙里，当现有规章不再可行，而新的尚未制定时，一个人有可能得到一种不可想象的自由。路人互相推搡的自由，进人家里的自由，随意抽烟、随地吐痰、大声喧哗、造个房子、在马路中间架上三脚架等等，都是新鲜而刺激的体验。”

他将这段美好岁月封存于镜头，在2021年11月出版的个人影集《稍息：1981—1984年的中国》中仍得以窥探。

四十年前，那时还很年轻的老安拽着一只没有轱辘的大箱子（里面放了几十米胶卷），先从意大利搭火车及伦敦到伦敦，再坐飞机到香港，接着乘气垫船溯珠江而上至广州。上岸后，一片空旷寂静，与抵港时的感受恰好相反。他在后记中写道，“街上见不到太多晃悠的行人，1981年，中国没什么可干可看的事情，更少可买的商品。”接着飞上海，最后在火车站售票处磨破嘴皮子，才踏上了往南京的列车。前后历经整整一周，一路上提心吊胆，担心到不了目的地，更担心胶卷会不会受潮、受热、漏光，或是被没收。

他先在南京大学读了一暑期的汉语学习班，又在复旦大学进修了两年中国现代文学。来中国之前，他已是展出过作品的专业摄影爱好者，历尽千辛身临这一大片未知地图，首要任务当然不是学习。

在他看来，复旦的老师们似乎也不把他们当回事，内心不觉得这帮人有出息，甚至有点“二”，满脸都是“在那边活得舒舒服服的还非要到这儿受苦干什么”的不解神情。因此，他更加心安理得地成天在校外晃悠，像个探险家的后代到处拍照片。

先是用一台尼康的FM相机，拍135的黑白照，后来觉得机会难得，用尽全部积蓄托一个意大利同学从香港买来一台尼康固定标镜的Plaubel Makina相机，转用120大底片，努力让成像更清晰、更漂亮、细节质量更高。

光在上海游览很快已无法再满足他，那时候中国人去哪儿都需要单位介绍信，外国人则需要旅行证。他先以研究杜甫草堂的名义，用复旦开的介绍信坐火车到成都，回程时谎称票不好买，必须绕一下，把去昆明的火车票弄到手。从昆明到了南宁再到湛江，这样一路来到海口。

1982年的海南岛，还是一块神秘之地，外国人去旅游者寥寥。老安那会儿的中文也还不顺溜，他在威尼斯大学念中国语言文学系的第一节课是读《孟子》的繁体版原文，同学们对照着复印不清晰的古汉语和英语字典，看得一头雾水，第二天被要求解读其中一章，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

但就是靠着这样磕磕绊绊的语言能力，他和同伴用了9个小时从海口抵达三亚。刚开始旅馆拒绝接待，半夜几乎要被赶走，后来警察叫醒前台，前台叫醒客房部，一番沟通后给他们收拾了一间漂亮的平房，让他们在那儿住了一周。

他在海边吃海鲜、摘椰子、游泳、晒太阳，度过了极其愉悦的圣诞节，并由此悟到了在中国的生存之道，“我觉得中国人很多事都是这样，没有先规定的，都是一点一点给拓展出来，摸着石头过河。”

“给大家看活生生氛围中人的状态”

不知是否从那时起，老安就养成了这种好事多磨的性格。反正在后来与他打交道的朋友眼中，他都是一副不慌不忙的模样。和他认识了二十年的彭磊回忆说，“我们在一起拍电影，他给我的感觉是很稳定，什么时候感觉都差不多，没有说哪个镜头怪怪的，都是很简单的处理，即便移动镜头，也会是特别缓的那种。”拍起照来也一样，“别人七八十年代的中国照片，乱哄哄的，老安更纯粹。”

内行看他的照片，同样感受到画面的协调，并好奇他如何关照到整个面，以及避开人潮的打量与干扰。老安的诀窍在于“耐心”，取景时并非只聚焦视线中央，而是逐一顾及框内的四个角落，仔细观察每一处都有哪些事物。想要路人不注意到自己的异域面孔显然不可能，所以就“只能等”，“因为围观就是一段时间嘛，人家也不可能永远围观，他们围观完了，觉得我没什么意思，慢慢地就会失去对我的兴趣，然后自己该干什么干什么。”

特殊的身份也为拍摄带来过一些好处，比如随意走进陌生人的婚宴都会颇受欢迎;更重要的是，赋予了他天然的外部眼光，得以敏锐分辨新旧交杂的印记，抓住时代最鲜明的变化。

《稍息》的封面是上海一家服装店的橱窗，一男一女两个模特穿着当时路上少见的西装，表情洋溢着天真与憧憬。在老安眼里，这西装的样式其实谈不上多新潮，但他能理解，这在当时已然是洋气的象征。

此后他还捕捉了许多商铺橱窗里展示的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想象与向往。比如一些蜡制的葡萄和文艺复兴风格的水果油画（上海当时根本买不到水果）、放置五大件模型的家具店、一男一女既在私家车里也在车外的PS照、写着英文的雀巢咖啡手绘广告（当然那时市面上没有咖啡）。

要是不考虑这些时代因素，这厚重的包含了190张照片的大开本影集，可能很快也就翻完了。在老安的镜头里，你找不到愁苦的大眼睛与过分强烈的表情，乍看之下似乎很难留下深刻的印象。但稍稍放慢速度，你就会发现里面遍布的中西起初碰撞的符号，而这些记录的眼光绝非沉闷宏大的国际叙事，不过是日常而细小的顽童视角——

一张长板凳上方挂了两幅人文花鸟画，中间却摆了尊维纳斯半身雕塑;上海租界的洋房变成了礼堂，有人不明所以坐在了原有的壁炉里面;普通的售票处经过布置，挂上了珠帘，平添园林式的情趣。

1980年代没有隐私概念，大街上就能轻易发现人们的生活痕迹与审美喜好。那时去外面住招待所，房门都没法锁，到点了，服务员旁若无人地进来打扫卫生、整理床被。有一回老安继续装睡，被服务员紧紧地裹在被窝里面。他毫无所谓，不觉得被惊扰，除了爬出来稍费点劲，反而觉得是在过着有组织的集体生活，心里很温暖。

他也时常拍摄人群的聚集，“就像中国天天发生的那样，不知为什么聚集——各有各的完美布局。茶楼、牌房、啤酒屋，那些刚刚准许打扮的年轻人幸福地坐着。”那时自然也没有人提“肖像权”，在他拍于苏州茶馆的一张出现虚影的群像照里，十来个人齐刷刷望向镜头，除了两个人晃了晃，其余的人在成像的几秒种内都岿然未动。有的透过厨房的窗户斜睨，有的一手握杯一手握拳，表情淡定。往细了看，能发现柱梁挂的木牌上写着“饮茶就坐，每杯一人”，还能看到各人拎的不同款式的皮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