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德尔：为全球几千万人开课

1971年，洛杉矶西部帕利塞德区，18岁的迈克尔捧着一个饰有漂亮蝴蝶结的白色礼盒，走向一栋位于悬崖的豪华住宅。

他长着一头深色卷发、身材纤细，是帕利塞德高中的学生、校学生会主席、辩论队的辩手。白色礼盒里装着一袋6磅重的软心果汁糖，还有一封邀请信——邀请时任加州州长罗纳德·里根来他就读的中学参加一场公共辩论。

在州长住宅的私家车道入口处，他看到一个岗哨，州警们牵着几头大型德国牧羊犬来回走动。当时正是越战时期，美国西海岸成为反越战运动的大本营。里根是公开支持越战的强硬分子，因此经常成为反战大学生们抗议、袭击的对象。

州警们狐疑地打量着这个面孔稚嫩、身体明显还未完全长成的男孩，盘问他的身份和来意，反复检查礼盒，把里头的糖果袋上下左右来回按压。确认没什么问题后，终于给他放行。

迈克尔走向大门、按了门铃，彬彬有礼地介绍了自己的来意，留下了那个已被蹂躏得变了形的白色礼盒。

几天后，帕利塞德高中接到一个来自州长办公室的电话——对方告诉他们，里根州长决定接受邀请来参加公共辩论，和中学生们就一些彼此有分歧的问题进行交流对话。唯一的条件是，事先不得对外公布这一消息——因为他们担心附近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激进大学生会跑到现场丢鸡蛋、砸西红柿。

少年迈克尔美梦成真了！

想打败未来总统的少年

邀请里根州长来中学参加公开辩论的念头，源自迈克尔·桑德尔当时对时政和辩论的狂热。当时，他是学校里很厉害的辩手，对自己的观点和辩论技巧非常自信。

州长里根一家也住在帕利塞德区，他当时是来自共和党右翼的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而迈克尔和帕利塞德高中的学生几乎清一色持左翼立场，和他们的州长在所有重大问题上观点迥异：从越战，到联合国，到年满18岁是否应该拥有选举权等等。

“我当时很确信自己能够把他辩倒、说服。”他大胆地给州长办公室寄去了一封邀请信，大意说——他所在社区的中学生们在很多问题上和他有观点分歧，现在有一个公开辩论的机会，他们很荣幸能聆听他的想法和意见，和他就这些问题进行交流、探讨。

信件寄出后，石沉大海。

一天，迈克尔的母亲在阅读杂志时，读到一则报道说里根州长爱吃软心果汁糖。他忽然有了一个主意，立刻跑到糖果店去买了一袋6磅的软心果汁糖，把它装进一个白色礼盒，打上一个漂亮的蝴蝶结。

之后的故事就像开头那样发生了。在预定公开辩论的日子，里根如期而至，出现在帕利塞德高中的礼堂里。在2300多名高中生面前，迈克尔和未来的白宫主人展开了观点交锋。

迈克尔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向对手抛出了精心准备的“炸弹”。然而，他发现自己一点都没伤到里根，甚至连“拳击手套都没碰到他”。对他抛出的每一个咄咄逼人的问题，里根都以一种优雅、带着轻松幽默感和富有条理的方式回应。辩论进展到开放现场提问的环节，同样的情况又发生了：尽管学生们提出的问题基本都是和州长观点不同的，但是，里根对每一个问题都以一种令人吃惊的、令对手迅速瓦解武装的方式给予了回应。

一个18岁的高中生挑战了未来的白宫主人、美国历史上著名的鹰派、一个即将对美国乃至整个世界格局的走向产生重大影响的政治人物。

对这位未来的哲学家而言，这将是他人生诸多高光时刻的一个序幕。

故乡明州的公民传统

中学期间，迈克尔·桑德尔是一个内敛、同时非常活跃的学生，他是学校的优等生，热衷参加校内公职竞选，喜欢辩论，担任过班委会主席、学生会主席。他后来把始于少年时期的对公共事务的热心和关切，归因于故乡明尼阿波利斯公民传统的潜移默化。

1953年，迈克尔出生在美国中西部明尼苏达州的一个犹太裔家庭，在该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市郊区的霍普金斯长大。采访中，他向我总结如何保持谦卑的秘诀之一：数算自己的幸运，其中一条是“从小家境优越”。而来自家庭的信仰传统，则为这颗年轻的心灵提供了一个伦理的框架。

明尼苏达州是北美新大陆最早的殖民拓荒地之一，长久以来就有着对政治“古怪而活跃”的热情。统计数字显示：2004年美国大选，明州选民的投票率高达77.3%，居全美第一。作为该州政治文化中心的明尼阿波利斯市有着浓厚的公民参与传统，曾出过一大批活跃于美国政坛和公共生活、同时又特立独行的标杆人物。

小迈克尔喜欢打棒球，是社区少年棒球队的成员，他很享受场上场下和伙伴、邻居、市民们一起为球队的精彩表现合力欢呼的时光。因此，他从小就自觉是社区核心成员的一份子。这后来成为他哲学思想的底色——强调和社群、共同体的连接，认为“共同的善”（common good）要优先于个人的自由和权利。

桑德尔13岁时，他们一家搬到了西海岸的洛杉矶市。这是一个繁华喧闹、人来人往、流动频繁的大都市，被迈克尔后来描述为文化上是“个人原子化的，无根的”，迥异于明尼阿波利斯。但在当时，这个13岁孩子的最大悲伤是，从此他得在远处支持他心爱的家乡棒球队——明尼阿波利斯双子队。

桑德尔一家住在洛杉矶西部的帕利塞德区，这里面向太平洋，风景宜人，自1920年起就是著名的富人区，许多医生、律师、企业家、政要和社会名流都选择定居于此。迈克尔先后就读于当地的公立学校——帕利塞德初中和高中。

在精英子弟云集的帕利塞德高中，校方奉行“优绩至上”的教学理念，对学生的学业表现紧密跟踪，并进行分类。AP课程班（类似中国的快班或跳级班， 学生修高级课程，可取得大学同等程度课程的学分）的孩子们大部分时间被安排在一起上课。同学间竞争之激烈，后来被桑德尔描述为“已经到了不太健康、不太可取的地步”，成为他多年后批判“优绩的暴政”、揭示它给输赢双方带来的伤害的动因之一。

中学期间，迈克尔发现自己对政治和历史很感兴趣。从帕利塞德高中毕业后，他去了东海岸的布兰迪斯大学主修政治学。布兰迪斯大学是一所以人文学科为特色的小型研究型大学，有犹太裔背景，是波士顿地区五大名校之一，尤以其本科生教育为特色。

一个实习记者的巅峰体验

在布兰迪斯大学，桑德尔过得非常愉快。学校实行小班制授课，学生因此和教师有大量的交流、探讨机会。他主要学习政治制度、历史、经济和其他人文学科。他的本科论文写的是美国政党的衰弱。

此时，哲学的魅力对年轻的迈克尔还没有显现。大一时，他选修了一门政治理论课，老师们开出一张长长的、关于过往著名思想家著作的书单，包括柏拉图、亚理斯多德、康德、黑格尔等等。这些书让他感到乏味、晦涩、抽象，离他感兴趣的话题非常遥远。“所以我当时认为政治哲学不适合我，我对具体的、现实性的东西兴趣更大。”

而现实中的政治活动，大概没有比正在进行中的美国总统大选让一个政治学专业的学生更兴奋的事了。

大一时，桑德尔就担任了大学广播电台的负责人。电台的频道信号很糟糕，但它给了这个年轻人一张媒体采访证。凭着这张采访证，他开始以记者身份大摇大摆地去体验自己当时最感兴趣的政治热点事件——1972年的美国总统大选。

1974年，大三结束的那年暑假，桑德尔向所有他能想得到的报纸都投了实习申请。最后，休斯顿的一家报纸给他提供了一个在华盛顿分社的实习机会。这是一个美梦成真的机会——那年夏天，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正在对尼克松弹劾案举行听证会！

更幸运的是，该报的华盛顿分社规模比较小，大概只有五名记者，人手颇为紧张。这使得这位实习生也能够坐在国会旁听弹劾听证会，出入最高法院举办的听证会现场。

此时，一枚重磅定时炸弹爆炸了。水门事件调查委员会掌握了一个新的情况：尼克松从1971年年初起，为记录与手下的谈话和电话内容，下令在白宫办公室里安装窃听系统。他自己还保留着这些对话录音。负责调查水门事件的特别检察官发出传票，要求总统交出这部分录音。最高法院不得不对尼克松是否必须交出这些录音带作出裁决。

当时，全美几乎所有媒体都涌到了华盛顿的国会山上，大多数媒体不得不每两家分享一个听证会的席位。桑德尔不得不每半个小时和一家底特律报纸的记者轮换上场，然后赶回报社发事件进展的最新报道。

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举行听证会期间，委员会开始逐步对外公布这些作为证据的录音内容，一次公布两到四卷，共有几十卷。这些都是十分关键的事实证据，透露了谁在什么时候、对谁、说了什么话、总统本人到底对支付给窃听案参与者的封口费知道多少等等关键信息。

桑德尔于是自告奋勇地提出可以为报社整理、筛选这些录音文件里的重要信息。每天，他到国会山去领取属于他所在报社的那份材料，从一大堆材料中搜寻新的猛料。

随着8月迫近，桑德尔开始担心自己来不及全程旁观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如何展开、发展和收尾，就得赶回学校上课。

1974年8月8日晚，尼克松面向全美发表电视演说，宣布辞去总统职务，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迄今唯一一位因丑闻而下台的总统。与此同时，他的副总统福特在国会参众两院面前宣誓就任总统。

站在众议院的走廊里，桑德尔亲眼旁观了福特宣誓就任总统的过程。在8月底赶回波士顿前，他终于给自己报道的故事画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

桑德尔回到校园，上课、读书、写毕业论文。

一天，他的一位教授忽然对这个看起来很能折腾的年轻人建议说：罗德奖学金的申请日期马上要截止了，“你为什么不去申请一下呢？”

由英国政治家、商人塞西尔·罗德于1903年创设的罗德奖学金（Rhodes Scholarship），是历史最悠久、最负盛名的国际奖学金项目之一，有“全球青年诺贝尔奖”的美誉。每年，该奖学金委员会从全球选拔一百多位罗德学者，资助他们前往英国牛津大学深造。迄今，罗德学者中已产生了四十多位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领导人、三十多位著名军事家和十多位诺贝尔奖得主。

他被幸运地选中。

最终，和政治哲学坠入爱河

在牛津大学的第一年，桑德尔开始有了自己核心的关切——社会公平、正义。

第一学期，他开始做一个福利经济学课题，想以一篇论文解决一个问题——如何把对平等的关切放入社会福利机制里。同时，他还选修了一门哲学辅导课，目的是为他所关注的具体、现实的问题搭建起一个理论框架。

他的经济学导师对他提出的构想颇为赞许，认为可以发展成一篇有创见的博士论文。但对他指导最多、和他关系最密切的哲学教授Alan Montefiore却说：“不，如果你真的对公平问题感兴趣，你必须读康德，你必须认真严肃地对待哲学。”

1975年12月，桑德尔在牛津的第一个长达六周的假期到来。他和一帮研究生一起到西班牙南部研读休假。和他同行的朋友中有一位数理经济学家，两人想合作把这篇福利经济学小论文发展为一篇文章。此外，桑德尔还随身带了四本哲学书：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汉娜·阿伦特的《人类的境况》、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和罗伯特·诺齐克的《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